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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现状，总的印象，笔者很同意有些学者以“跟风赶潮”、“追新逐异”八个字来概括。真正立足于现状，针对实际问题，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周密论证，能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的、有学术底气的成果非常之少。作者觉得要使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并真正有所作为，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改变这种“跟风赶潮”、“追新逐异”的不良风气入手。 作者觉得要克服我国当今文艺理论界所普遍存在的“跟风赶潮”、“追新逐异”的倾向，使我们的文艺理论真正能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步前进，在解决三大思想根源的同时，还必须从解决文艺理论自身的一些根本问题入手。这里主要是说明文学观念对于我们理论建设的重要性。 文章还指出当今我国文学理论界在“跟风赶潮”、“追新逐异”思想的影响下放弃了对基础理论问题特别是文学观念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当然并不等于说大家在发表自己的理论时都没有观念的支撑；而事实上，我们的文学理论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西方一百多年来出现的各种文学观念，现代的、后现代的几乎都在我国当今文学理论界找到回应，以致有人把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比作西方文艺理论的“集散地”。 要在文学观念等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还得首先要基于在学理上对问题的是非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所追求和期望的文学观念所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要求，（一）应该反映我们时代的要求。（二）要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三）要具有整合和同化一切有价值的理论资源的能力。 文章指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这些基本原则上达成共识，大家共同朝这些目标进行努力，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一定会有光辉的未来。 一 关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现状，总的印象，笔者很同意有些学者以“跟风赶潮”、“追新逐异”八个字来概括，就是说，不是一味地追求新潮、时尚，跟在西方学者之后亦步亦趋，满足于一知半解的搬用和卖弄（包括在用语上），以做西方文化的买办为荣（这当然不能作为我们排斥研究西方文论的借口，因为贩卖与借鉴西方文论资源、创造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有本质的区别）；就是热衷于建构自己的“体系”、创立自己的“学派”，把理论研究也当作一种“个人化”、“私人化”的写作，以致理论写作可以既不研究文献资料，也不遵循学术规范和不经过周密论证，仅凭个人的一点主观感觉随心所欲地进行发挥。所以真正立足于现状，针对实际问题，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周密论证，能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的、有学术底气的成果非常之少。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先后曾经介绍了多少西方现当代文艺思潮，掀起过多少文艺理论的“热点”，提出过多少种“文艺××学”或“××文艺学”……像走马灯似的匆匆出场又匆匆消逝，现在看来，能真正为学界所认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能在我们的学术土壤中沉积下来，对于我们的文艺理论的发展和建设有促进作用的又有多少？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是以不同的方式在重演着。要是不予改变，我们怎么有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当今文艺理论发展中一些有重大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实质性的问题上来，又怎么谈得上有真正的理论建树，对我们的理论发展起推进作用呢？ 所以，笔者觉得要使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并真正有所作为，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改变这种“跟风赶潮”、“追新逐异”的不良风气入手。当然，这种风气的产生和盛行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在笔者看来大致有下列三个方面： 首先，是学界较为普遍存在的浮躁心理。这种浮躁心理当然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的思想文化环境有关，它使得有些学者不再把做学问当作目的而仅仅作为手段，以追名逐利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动力。与之相应，在学术评价方面，学术本身的因素所占的比重也愈来愈少，以致往往通过人为的炒作，就可以在一时间制造某种“理论时尚”，产生某种“轰动效应”。这样，谁还能沉下心来思考和探讨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像以往学者那样保持对学术的那种忠实和虔诚的态度？ 其次，是正确价值观念的丧失。文艺理论不纯粹是一种科学，它同时也是一种学说，所以除了知识成分之外，还有价值的成分。由于学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不同，在文艺问题上自然也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历史上各种文艺观的分歧和争议，无不源于此。不过，尽管历史上各种文艺观存在着许多分歧，但从总的方面来看，主张文艺与社会、人生的联系是它的主导方面，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但是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价值观念也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以致文艺理论界的有些学人丧失了一个人文学者应有的人文情怀，完全否定和抹杀了文艺对于改造人生、提升人生方面的固有功能，而视之为仅供“新富人”们休闲、娱乐的东西，公然提出要让“引领时尚的中产阶级”来主宰文艺的潮流，让“中产收入者”（即所谓“新大众”）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要求成为我们今天文艺的中心，这样，文艺对于世道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这岂不完全成了新富人们的专利品？这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和理论家所鄙弃的，我们怎么能把这当作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和建树来加以接纳呢？ 再次，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在西方20世纪中叶以后出现自然有它的必然性，它作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对于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的弊端自然也有某种警示作用。在文化领域，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多元性”、“差异性”和“边缘性”的强调，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的合法性、抵制西方霸权主义、使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使“文化互动”成为可能。这种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不论怎样，它所主张的反本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在美学领域内的“消灭边界、填平鸿沟”，试图通过否定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界限来取消艺术的合法地位，无疑是带有极大的消极性和反科学性的倾向的。然而，像这样的一些缺陷，却被我国文艺理论界一些追逐时尚的学人一知半解、不加分析地加以搬用和鼓吹，由此造成我国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思想混乱。此种情形，曾被有些学者认为是“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笔者认为这并非危言耸听。 二 所以，笔者觉得要克服我国当今文艺理论界所普遍存在的“跟风赶潮”、“追新逐异”的倾向，使我们的文艺理论真正能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步前进，在解决这些思想根源的同时，还必须从解决文艺理论自身的一些根本问题入手。从文艺理论自身来看，这些年来我们之所以少有建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忽视了基础的研究，特别是像文学观念等根本性的问题的探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个事物的根本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就是文学观念，因为这是整个文学理论的核心，是我们思考文学问题的理论前提，也是我们开展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思想依据。从文学史上来看，一切文学理论的变革，最初总是由文学观念的更新所引发和推动的。这一点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部西方文论史，就是从最早由德谟克里特提出，为亚里斯多德所奠基的文艺“摹仿论”（后来发展成为“再现论”）到在康德思想影响下，由浪漫主义诗论家所提出的文艺“表现论”，再到叔本华、尼采、克尔凯廓尔的文艺“生存论”，以及在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形式论”的演变过程。要是没有观念上的更新和变革，它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但遗憾的是，对于像文学观念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已经很少有人去再作严肃、认真、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了。其原因在前面我们已略有分析，这里笔者想着重谈一谈它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的密切关系。 后现代主义思潮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反本质主义。他们把“本质”不加分析地看作像柏拉图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凝固、永恒不变的东西，并把对“本质”的研究一概冠以“本质主义”来加以反对。事实上，自19世纪中叶以来意志哲学、生命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曾对这种抽象、凝固、永恒不变的本质观作过激烈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更是对于本质做出过与柏拉图主义截然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方面：一、本质是多重的，一般可以分为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这样三个层次；二、本质是流动的，它不仅反映着事物的变化、发展，而且在不同的层次之间也是相互渗透、互相转化的；三、本质只是一个贫乏的规定，它只能提供我们认识事物的思想指导而不能直接说明现实问题。这些思想无疑都是合理而正确的，但后现代主义对于这些理解似乎都视而不见，只因为历史上曾出现过柏拉图的本质观就把对本质的探讨当作本质主义来加以否定和抛弃。这种对本质的否定不仅使我们考虑问题失去了思想依据和理论前提，找不到事物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使我们的思想陷于一片混乱。而且，在这种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些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界对于一些基础性的、重大的问题包括我们前面所讲的文学观念的问题等日益失去了兴趣，在研究选题上日趋“边缘化”，过分地把注意力倾注在一些细碎、琐屑、理论意义十分有限的问题上，无谓地在消耗文艺理论界的精力，这就大大阻碍了我们文学理论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发展。所以，尽管有学者认为研究后现代主义可以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的合法性、抵制西方霸权主义、以及达到东西方“文化互动”的目的，但这样有民族意识的学者在文艺理论界实在是凤毛麟角；在更多人的心目中，把西方文论的过去时当作我们的现代时已经不够了，只有紧随它们的步伐、与它们同步前进，才不至于落后时代。在这样一种西方情结的支配下，怎么有可能对之做出有批判的取舍呢？它实际上所起的作用不是抵制西方中心主义，而是认同西方中心主义，以致他们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消极的、负面的东西，从观念到方法都奉为金科玉律，使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陷于空前的混乱，它的伤害力是致命的。因此，若要使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走上健康的道路，并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笔者认为就得从清算后现代主义带给我们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批判反本质主义的思潮入手。作为清算后现代主义消极影响的实际行动，就是我们不应该再避重就轻，应该回到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对于文学观念等重大问题上来。它对我们文学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重要性至少可以表现为：一、使我们在批判吸取理论资源时有自己的理论依据。一切文学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仅直接由总结文学创作和阅读的经验提升而来，而且还是在批判吸取前人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不可能中断传统，不可能一切从零开始。但这种吸取不是无选择的兼收并蓄，它需要经过一个扬弃和改造的过程。这就必要有一定文学观念为指导，否则就无所适从。二、使我们建构自己的理论有一个理论上的支点。文学理论与一切理论一样，它作为知识的体系，不可能只是各种文学知识上简单、机械的汇集，而是按照这些知识之间内在关系而组成的有机整体，所以总需要有一个理论上的支撑点，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逻辑起点”。否则，我们思考问题就没有一个理论前提，我们的思想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三、使我们在研究中自觉地形成一种有效的方法。方法是工具、是手段，是我们在理论研究中要达到一定目的所必须找到的途径，所以它与观念总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既服务于一定的观念，又使得这一基本观念在理论开展过程中按照与自己相应的方法所提示的操作程序在具体细节上得到贯彻，以形成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方法的形成也就成了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而这又首先有赖于一定观念的形成和确立。 三 以上，我们主要是说明文学观念对于我们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我们指出当今我国文学理论界在“跟风赶潮”、“追新逐异”思想的影响下放弃了对基础理论问题特别是文学观念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当然并不等于说大家在发表自己的理论时都没有观念的支撑；而事实上，我们的文学理论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西方一百多年来出现的各种文学观念，现代的、后现代的几乎都在我国当今文学理论界找到回应，以致有人把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比作西方文艺理论的“集散地”。像前几年流行的“纯文学”，近年来又被人炒得火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等，何尝都不是一种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文学观念？只不过一般都还停留在主观意向的水平，没有通过科学而严格的论证，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因而也难以成为一种科学的真理，获得普遍的赞同、达成共识而已。“纯文学”是这样，“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这样。关于前者，当年的倡导者也开始反思了。能把反映现实人生、思考人生问题、对现实生活作出社会的、道德的评价，要求文学对社会的进步有促进的作用，都当作是从外部强加给文学的、是文学所不应该承担的职责吗？面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和弊端：生态危机、文化失范，以及被作为中国“现代化”想象的聚集点的“新富人”们的骄奢淫逸以及底层群众生活的艰辛，他们对自己当年提倡的“纯文学”也开始疑惑起来。但是，他们所质疑的这种“新富人”们的审美需要，却被“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鼓吹者接了过来，并以更为壮大的声势在进行炒作。鼓吹者扬言当今的文学艺术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小说、戏剧，文学艺术不再存在于博物馆、剧院和音乐厅里，而存在于购物中心、酒吧、咖啡厅、美容中心，文学艺术活动已经与社交活动、商业活动、休闲娱乐融为一体，文学艺术的特性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了。这些观点之所以引起人们的一些共鸣，是由于在某种意义上它确是与正在我国畸形发展的“大众文化”形成一种应和之势。“大众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大众文化”在“满足私人生活空间需要”，“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为大众提供文化娱乐”方面的某种合理性，应该承认它的流行有其一定的社会根源和群众基础，一味地批判和否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也应该看到，这种仅仅满足于感官的刺激和享受所带来的愉快，也确是像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所指出的，它与工具理性结合在一起，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双管齐下地造成对人的奴役，它使人在轻松中忘记了生存的痛苦，陶醉中忘记了人生的意义，从而使它沦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思想操纵和控制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这与“审美”所追求的通过人的精神方面的提升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快乐本来就有两种方式，即精神的愉悦和感官的快适。感官的享受对人来说固然需要，但是把人的享受都视作为感官的，那也是对人的一种降格。人在生活中尽管经历那么多的挫折和磨难，但人并没有被它们所吓倒，不仅坚强地活了下来，而且不断地战胜它们获得胜利，就是由于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激励着他、鼓舞着他，美也就在这个方面显示出它对人的独特意义。所以即使是最轻松的审美方式，它也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感官的享受，就像鲁迅在谈小品文时所说的，虽然它“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但这种愉快和休息“不是抚慰和麻醉”，而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1]，对于一个人生道路上的跋涉者来说，它使人感到就像是回到家里，可以睡个好觉，消除疲劳，吃顿饱饭，增强体力，因为不论怎样艰辛，这条人生的道路总得要再走下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美，把美的艺术与宗教一样都比作是人的“精神家园”，看作人们精神的栖息之地，灵魂的皈依之所。这是人的生存需要，否则，人的精神就无所寄托，灵魂就无处安顿，世界就没有亮色，人生就失去意义。所以美是从人的生存根基里产生的，是与人的生存活动先天地联系在一起的。人在世上生活一天，就一天离不开美。因而企图以消费文化、休闲文化来消解文学艺术，在学理上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既然它在学理上不能成立，自然就不可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再说，凡是理论总是带有某种反思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品格，它与现实总是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这样它对现实才会起到引导、规范和建构的作用，否则岂不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拍马屁的理论”，这对我们还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对于这种文化消费主义的倡导就可以视而不见、不予理睬，而应该把它的出现看作是对我们理论的一种挑战，是发展我们理论的一种契机，我们应该在对它做出自己回答的过程中来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 总之，要在文学观念等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还得首先要基于在学理上对问题的是非做出正确的判断。尽管现在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要达到共识非常困难，但只要大家有这个共同愿望，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到这些根本问题上来，并通过平等的对话，使认识逐步走向一致。这当然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在这里，笔者只想谈谈作为我们所追求和期望的文学观念所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要求，供大家参考。这笔者在1997年所撰写的《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一文中就已经谈到，现在笔者还是坚持这些原则，这里再简要地复述一下： （一）应该反映我们时代的要求。文学说到底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当然不是机械的）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真正的文学总不可能回避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不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的。所以是否具有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也往往成为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准则，因此，我们的文学观念应该是有利于引导作家深入生活、直面人生，从现实生活中去提炼自己的题材和主题（从当今我国来说，当人们在物质需要获得满足之后如何生活的问题，已经日益成为摆在人们面前亟待回答和解决的突出问题，这无疑也应该成为我们文学创作的重大主题），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不应该把文学当作只是少数人的专利，满足于少数人享受和玩赏的工具。 （二）要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文学不仅从人的生存根基里产生，而且也是在一定民族文化精神的土壤中培育起来的，它总是深深地带有民族文化的印记。而这种民族文学又培养了民族成员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并促使作家按照这种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来进行创作，因而使得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成了对整个世界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奉献，它使世界文学显得丰富多彩。我国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就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如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观就可以弥补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个体观的不足，而被吸收到我们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中来，因此，这种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也应该在我们的文学观念中得到体现。 （三）要具有整合和同化一切有价值的理论资源的能力。“文学是人学”。现实的人总是处在各种复杂的关系、联系之中的，正是这种关系和联系，构成了人是一个丰富的有机整体。人的这种整体性只有在文学这种感性的（即未经知性分解的）反映形式中才能得到真切而生动的呈现。因此对于文学，我们也只有调动各种知识，对之作多层面、多视角、多维度的考察，才能做出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这就决定了文学理论往往处在各种人文科学的交汇点上，同时也要求我们的理论必须要有开放而恢弘的视野，不能像历史上的某些理论把视角仅仅停留在文学的一个层面或一个维度，对于别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资源一概取排斥的态度；而应该把一切有价值的理论资源都按照他们所应有的地位吸收到文学理论中来。只有通过这样的综合研究，对文学问题我们才会有全面的认识，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文学观念中也应该有所体现。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这些基本原则上达成共识，大家共同朝这些目标进行努力，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一定会有光辉的未来。 [1]深圳大学文学院.美的追寻——胡经之学术生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1 (P577)。 原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