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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成立已60年了，60年又十分自然地划为两个30年。前30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30年，后30年是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的30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一个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引下，逐渐走进一个物质文明急剧发展、精神文明不断需要提升的时代，这是我们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 我国文学理论在前30年间曾被当作阶级斗争的风雨表和工具而背弃自身学理，经历了十分艰难的过程。文学理论中偶有新鲜的思想出现，都要被教条主义所扼杀。前30年间，文学理论并非一无所有。从现代的目光看，那些从50年代初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批判的文艺思想中，就不乏闪光的有价值的东西，需要我们给以实事求是地评说。 这后30年，文学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活力和学术发展的空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已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共识。“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代性的追求为动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充分立足于本土，在现代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广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资料中的有用成分，鉴别创新，形成了一种具有科学的和人文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形式复合多样的形态。”[1]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导下，在不同阶段不断提出新问题，讨论新问题，进行理论的探索与建设，大体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这更是我们自己历史地、完整地、亲身经历过来的。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之间，文学理论从拨乱反正走向独立自主阶段。此时文学理论中的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文革”中的独霸一时的错误文艺思想被提了出来，受到激烈的批判。同时中断已久的外国文学理论如饥似渴地被大力介绍过来，促进了文学理论新形态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到世纪末之间，不少人经历了几年的冷静反思，同时在文化市场形成中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消极因素，从而引发了人文精神讨论与新理性精神的倡导，和在文化研究的输入与大力影响下，努力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新形态，出现了理论著作多样化的实绩。第三阶段是新世纪开始至今，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传播、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消亡声中和“文化一体化”的讨论中，我国文学理论加强了本土化也即中国特色的进一步的探讨，继续文学理论多样化的建构。一些学者对30年不同阶段的划分不尽相同，但在观点、内容上比较一致。当然，也有对30年的估计不同而结论殊异，这也十分自然。这个总体过程的各个阶段，各有联系，相互交织，难以截然分开。它们的主要宗旨是，要使文学回归自身，符合自身特征，发展多样化的文学创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发展文学理论的多样化形态。 解放思想，首先要解决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和政治关系问题，恢复文学与文学理论自身的身份，其次是恢复文学的灵魂也即恢复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这两个问题涉及文学理论的全局。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想剥夺了文学自己的独立身份，使它失去了自身的灵魂，并且在文学理论中谈人色变，迫使文学理论走到“文革”时期的绝路的地步。 文艺和政治关系早在上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理论中就已提出，到了“文革”年代，文艺完全被等同于政治，使文艺与文学理论走向了极端荒谬的境地。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触动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这条主导神经，所以次年年初，就有文艺是“工具论”还是“反映论”、“文艺正名”说等，展开了对文艺从属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质疑与批判。1980年初，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今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说文艺不从属于政治，“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②之后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是发展的必然。后来这一问题争论甚多，甚至有人宣称文学和政治无关，走到了另一极端。其实作家写作，可以不涉政治，不写政治，但是创作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大量作品往往既涉及写作者的政治态度，又涉及被写的内容中的政治生活、政治成分，因为整个生活包括政治在内都进入了文学创作，所以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就缺乏根据。有的作家作品中的政治、道德倾向很露，甚至是不健康的、很坏的倾向，可是要求评论只谈谈它的叙事策略，这也是强人所难。由于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它的理论上的解决，在我国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机制而得以缓解，后来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标志”[2]是有道理的。 和文学与政治关系具有同等全局性的文学理论中的又一关键问题，则是文学中的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它们关乎文学艺术的灵魂。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发表的作品，描写的是人性被严重扭曲的现象，那时最早的优秀电影，表现的是由于社会运动导致人性的严重异化。文学呼吁人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与人道主义，呼吁人的本性的复归，揭示人与非人的界限。这一讨论在文学理论、批评中是自动发起的，后来哲学方面的学者也不断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特别是前者，自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就引起了争论；40年代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人性论进行了批判，认为现今人性只存在具体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或无产阶级的阶级性。50年代教条主义的流行，使得描写人性问题成了创作禁区。鉴于文学作品对人的简单化的描写和庸俗化的理解，有的学者提出作家不能把人当作现成的工具来写，而应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写，于是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主张。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把人性观念绝对化，给主张文学与人性有着密切关系的学者、作家，戴上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人性，而后导致“文革”中出现一批文学、戏剧怪胎绝非偶然。80年代初，在文学与政治关系讨论的推动下，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就提上了日程，实际上这是为文学招魂的讨论。文学不通人性，不具人道主义品格，也就不成其为文学，人性、人道主义是文学的灵魂。这一讨论使人们认识到人除了阶级性，他还在自身的历史交往、演化中，积累了共同的精神素质、心理、感情、审美意识等共同人性现象，它们是现实人的根本特征和现实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文学能不能描写共同人性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和描写的问题”[3]。只是由于后来这一讨论涉及政治异化，又一次出现了政治干预，就被迫停止了。 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是使人重新认识自己的一次启蒙，是恢复扭曲了的人，恢复人的本性，使其成为现实的真实的人，是文学思想的大解放，是使文学回归自身的重大举措。随着上面两个根本问题的被触动与在相当程度上的清理，促使人的审美意识发生激变，文学自身原有的种种问题立即活跃起来。70年代末，有些学者就马克思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相互关系展开了论争，同时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文学审美特征问题、形象思维问题、艺术真实和艺术理想、感情与思想的关系、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两结合问题、文学意象、境界论、文学典型问题、文艺心理学、文学创作的“向内转”、对认识论与反映论的激烈批判等等，都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它们有如决堤之水，奔迸流泻，汪洋一片，引发了文学理论界前所未有的热烈争论。 但是这些众多问题实际上都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这一时期不断触及的文学观念的探讨，即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文学回归自身获得独立身份和恢复自己的灵魂过程之中，我们如何重新来理解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的本质，调整原有的对文学的认识，建立具有现代性意识的文学观念。文学观念的更新，因为必然会影响对于其他问题的认识。70年代末，有的学者坚持文学是意识形态说，但不属上层建筑，并就马克思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相互关系发生争论(1978-1980年)；有的学者继承过去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接着下去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文学的形象性，或是文学是用形象思维的，再下去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文学观念通过新的“三段论法”连结而成。或是有的马列文论研究者从逆反心理出发，认为既然文学意识形态学说过去造成了那么多的混乱，于是干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说；或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文学是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可见把文学看做意识形态是错误的，文学只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80年代初开始，文艺心理学研究开始兴起，这一问题的探索连绵不断，中期达到高潮；同时也有学者从“精神分析”学说来探讨文学本质问题，或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批判；而这时英国女作家伍尔芙和我国学者的“向内转”说相当流行，而贯穿于整个80年代后期。80年代上半期，美国的“新批评”文学观被介绍过来以后，那种认为文学不过是一种虚构，只与语言、意象、隐喻、象征、修辞、叙事等种种审美成分、因素有关，而排斥文学与社会、思想的联系，使得“内部研究”的风气一时大为流行，“内部研究”确实是需要的，给以必要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种“新批评”文学观，以作品本体论代替了文学本体论，它强调了作品的内在结构成分、因素的分析，而不见作品结构的种种因素与社会、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对此我在80年代初就有评述。在文学观念的讨论中，有的作家、学者主张文学就是文学，或是文学什么也不是，和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无关；或是文学只是作家感情的表现，文学是语言艺术，于是有的作家提出了无功利、无目的的“纯文学”文学观。而且“纯文学”文学思想很快得到了一些年轻作家的响应，加之在当时颇为流行的法国“新小说”理论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专注于“叙事策略”的“先锋小说”，持续了好几年，直至到80年代末这种任意摆弄叙事策略，使读者阅读兴味索然的小说难以为继时才发生转向。也有学者从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出发，讨论文学本质现象。有的学者从文学的象征特征，提出了象征论文学理论。有的学者对“文学是人学”的原有观念，进行了新的解释。有的学者从文学主体论出发，提出了主体论文学理论。除了上述多种理论观点，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了过去完全被忽视的文学审美特征，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同时提出了审美反映论，并把文学界定为审美意识形态，等等。从上面情况看来，文学现象极为复杂，它自身呈现了多层次性，而每个层次都可以表现为自身的本质方面，因此文学本质观念本身就具有多本质性。加上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切入点各异，所以必然造成文学观念的多样性。其中理论上的多种导向，促成了这一时期的“审美主义”与“纯文学”文学观的形成。其实，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各种文学观念的提出，包括纯文学观在内，都是对过去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文学思想的反拨、批判与新的探索。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时期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大力介绍，出现了介绍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热，而且连续了好几年，为当时各种文学观念的出现做了铺垫。 但是从80年代不同层次的、多样的文学观念来看，较有影响的“文学是人学”说，认识论文学观，和文学意识形态论相反的文学意识形态否定论，以为文学只是虚构，与社会生活真实无关的“纯文学”论，只强调审美特征的“审美主义”文学理论，张扬文学表现人的内宇宙的主体论文学理论，以及审美反映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 “文学是人学”是针对教条主义把人当作描写的工具而说的，文学应该描写活生生的人，张扬了文学的人道主义，这一很有针对性的观点，开了解放文学思想风气之先，扩大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使文学与真实的人结合起来，有力地批判了高大全、假大空这类虚假的文学主张，功莫大焉。主体性文学论是人性、人道主义讨论的必然继续与具体表述，与“文学是人学”也是相互呼应的。文学主体论认为过去主体在反映论中完全是消极被动因素，所以那是客体文学，是没有主体的文学，现在要重建具有首创精神的创作主体，建立新的主体文学。纠正过去创作中创作主体的缺失，强调创作主体的创造地位与巨大功能，这是文学理论的一大进步，有的作家有感于此，后来说读了阐释文学主体论的文章，真有一种解放之感；同时这一观念对于促进文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影响很大，这都是应该肯定的。而庸俗社会学派对此理论至今仍然耿耿于怀，予以贬低。自然，论述文学主体论的文章，理论自身有许多缺陷：首先它自称是一种政治批判，批判的对象是反映论，并且它不顾反映论的应有之义，没有弄清反映论的原义，却对被长期庸俗化了反映论再度庸俗化地大加挞伐，从而使得对反映论的批判变成双重庸俗化的批判；其次，把现实主义文学不分青红皂白地当成一种僵死的反映的代表，这自然与大量创作实践不符，在理论上缺乏必要的知识支撑。再次，它把作者主体实际建立在浪漫的想象之上，把主体变成不受客体任何约束、无所不能的主体了。关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的研究，80年代影响不大，或者说没有什么影响，主要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般认为资本主义与艺术生产是敌对的而未顾及其复杂性。但是进入90年代，当我国转入市场经济轨道之后，这一问题就显得复杂化了，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实施，与艺术生产的关系如何协调，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艺术生产与商品生产以及各种生产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了不断争论的问题。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虽有不少理论著作、经验可供借鉴，但毕竟语境不同。整体来说，由于思想准备的不足，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通过文化建设与艺术实践给以充实与提高。 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说，早在80年代初就有一些学者提出来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是有历史原因与历史过程的。一些学者针对过去文学理论忽视文学审美特性的弊端，提出了文学审美特征论，击中了旧有的文学理论的简单化特点，所以冲击力很大，这对于进一步探讨文学本质特征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持有类似观点的这些学者，几乎参与了当时发生的各种理论问题的批判与讨论，如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形象思维、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讨论。他们肯定了文学作品对于人性与共同人性描写的多种形态；揭示了认为文学只描写感情与思想无关的偏颇，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的相互关系，并在艺术创作心理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出版了心理美学丛书。他们针对否定现实主义的倾向，展现了作为创作原则的现实主义是不断的综合与创新，同时肯定了现代主义的创新特征，但不同意一些学者对现代主义的过分张扬。他们批评了“新批评”的“内部研究”文学观的失误，等等。特别针对长久以来把文学意识形态的理论进行简单化的阐释，只突出文学的认识功能，或是针对当时出现的文学意识形态否定论，或是针对只重主体表现而鄙视客体，或是针对只重形式因素与否定社会思想的主张无功利、无目的的“纯文学”论与“唯美主义”理论，这些学者在吸收不同学派长处的基础之上，坚持被一些人不断批判的反映论，在阐述文学创作问题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审美反映。他们探讨了审美反映论如何被简单化、庸俗化，其能动性是如何被阉割的；并从发生认识论的观点描述了审美反映的心理过程中主客体相互的转换和审美主体的创造性特征；进而探讨了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较为复杂的关系，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一观念，力图克服过去文学意识形态观念简单化以至庸俗化的倾向，同时也抵御了“纯文学”、“审美主义”的势利俗气，使文学本质特征中最为基本的方面融为一体。我曾在《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一文中，提出“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特性既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性，也非单纯的审美。强调意识形态性是必要的，但如果局限于这点，会使其审美特性变为附属物；强调、突出审美特性是必要的，但如果只见这一特性，又会砍削了文学的另一本质特性”。“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的形态。”[4]尝试就文学本质作出这样的概括，对其不同方面看作互为表里而又是相反相成的融合，其实都是针对80年代上半期文学理论论争中出现的各种思想的片面强调和理论上的偏颇所进行的比较持中的阐述。因为上述各种现象，都是文学自身特征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各执一端，必然片面，无助于问题的深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凸显了意识形态理论共性的方面和文学自身的审美本质特征，而这正是那时有关文学本质问题争论的焦点所在。我个人就这一问题的表述，在不同场合文字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本意有如上述。这种把文学最为本质的特征融合一起的观念，较之其他单一化的文学观念更具概括力一些。之后其他学者以自己的独到的识见与教学实践的经验，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进行了充实与丰富。不同学者的表述可能各自有所侧重，但总的观念、目的是同一的，可为互补，后来大体上趋于一致，成为80年代一些学者的共同建构。这一文学观念后来被不少学校老师在教学中所采用，也与这一情况有关。但是，对于文学本质的复合特征而只作单方面的片面的强调，在文学理论中至今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马克思说，各种意识形态可以历史地从其产生的现实基础之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5]。这说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其自身来说，它既是对于当时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接受与质的改造，同时也是充分认识到它是贯穿历史过程的产物。本文作者力图按照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即“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的方法，曾经描述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产生的历史源起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当然，人们可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讨论文学本质问题，认为意识形态这种说法已经过时，这都是学术自由。但是对于有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学者，能够完整读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那段著名的论述，即既读完上半段又读完下半段的人，讨论文学本质问题，意识形态理论恐怕是难以违避的。有的人说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说过文学是意识形态，所以文学是意识形态说是根本错误的，只可提提文学有意识形态性；或是说现在要淡化意识形态了，所以以后文学理论不应再提意识形态，云云。这说明这类马克思主义者只读了马克思《序言》中论述有关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学识那段著名文字的上半段，下半段因不合自己心意，就不念下去了，就不算数了。这样一来，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看做是没有历史主义的唯物史观，或者只是半截子的唯物史观了。这样意识形态理论就不具学理性，不是科学形态，不过是某种临时应对的策略而已，可以让它缩水或是任意抻长，但这是学术中的无原则性的表现了。 第二个时期是在经过了80年代的大讨论、90年代初的沉静的反思，特别在1992年之后，我国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确立，全球化思潮的不断激荡，使得人的思想包括审美意识进一步发生激变，文学创作、市场需求，需要重新布局。这一时期文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而文学基础理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少学者对于涉及文学艺术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做了很多阐发，有的学者成绩斐然。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的研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就学科性的著作而言，在文学文体学、文学叙事学、文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文学社会学方面，出现了许多很有分量的专著，讨论问题的范围有所拓宽。2000年到2002年间出版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收入了36种论著，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包括一些中青年学者，他们的著作都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只是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未能使丛书延续下去。“丛书”与这些未能收入的著作，无疑显示了三十年来文学理论实绩的重要部分。就基础理论中的专题著作、文论来说，80至90年代，有关文学审美特征的问题的研究十分突出，学者们提出了“文学审美特征论”、“审美意识”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价值结构论”、“审美中介论”、“审美的文化选择”、“审美体验论”、“审美实践与文艺学”、“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审美教育”、“审美超越”、真善美的感悟、“审美功利主义”、“审美本体否定论”、“审美与道德本源”、“审美幻象”、“审美现代性”、“审美人类学”、“审美文化”、“文学价值论”等，还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审美就是文学，审美本身含义复杂与多样。审美现象超出文学，其实这种现象早就存在几千年，现今更是如此而已。但我们如果要讲文学，那么没有审美特征的东西是难以称做文学的；同时，也不好把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搬来就用，说审美就是什么意识形态了。文学审美特征论是80年代批判极左文艺思潮中形成的共识。尽管上面提及的有关审美问题的研究，由于思想不一，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但是它们通过比较，相互切磋，共获进步，促使在整体上形成互补，而且有些著作有着较高的理论深度和创新精神。纯粹审美论、只承认文学的“内部研究”，可以导向“纯文学”、“审美主义”与“唯美主义”。像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正是针对这些思想和庸俗社会学思想而提出来的。因此受到两边的夹击，自在情理之中。 再就文学基础理论中的其他问题研究来说，这时期有大型的“文学文体研究”丛书研究，有“文学艺术本体论”、“文艺学范畴”、“文艺学的人文视界”、“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论”、“文学思潮论”、“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美的艺术显形”、“文学美探源”、“文学语言学”、“超越语言”、“创作心理研究”、“作家心态研究”、“文学修辞学”、“文学文本研究”、“艺术本体论”、“文艺人学论”、“艺术的精神”、“艺术文化论”、“艺术文化学”、“现代诗学”、“文学接受理论”、中外“阐释学”、“文学批评理论”、“圆形批评”。还有“文学风格流派论”、“典型问题研究”、“形式理论”、“文学与道德”、“文学意义生成研究”、“隐喻”、“形象诗学”、“小说形态学”、“意识形态与文艺”研究、“新意识形态批评”、“文艺学的民族传统”、“原型与跨文化阐释”、“比较诗学”、“范式与阐释”、“艺术与商品”、“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的演变”、“自律与他律”、“中西文学理论融合研究”、文学作品存在的方式、人与自然、人的诗化与自然人化方面的研究，等等。从上面的所提及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到，文学理论讨论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显示了文学理论问题、形态的丰富。上面所说的各种文学基础理论问题，在文学理论的更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影响。还有这方面的不少论著由于手头资料缺乏，只好暂付阙如。 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的转轨，促使文学艺术进入了市场化机制，使得原有的文学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发生变裂，于是促成了90年代一场有关文学滑坡、重振“人文精神”的讨论，但分歧极多。随后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它综合了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哲学思潮、社会实践、唯科学主义、科技霸权、人文科学、文学艺术中反复出现、不断重复、具有导向性、互有联系的几种规律性现象，给以综合阐释的一种理论观念。它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的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通过交往对话精神，协调人与社会、自然、科技、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确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及其健全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以克服不断出现的文化危机与人的异化。这是一种文化观念，一种学术立场。这也是一种在中外文化、文学理论交往关系中以我为主导的、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已开始走向繁荣。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与不少这方面的专题研究，质量厚重，并且始终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一些青年学者的这方面的著作，也很显功力。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问题，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中国诗学之现代观”的专著，分量厚实，此外还有“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历史回顾”等专题研究，都对转化的研究有所深入。至于与文学理论关系密切的文艺美学、审美文化研究，如“文艺美学”、“中国审美文化史”、“华夏审美风尚史”、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这里难以细说，它们的构思与问题的提出，都具有原创精神，开辟了新的学科，拓展了美学与文学理论的新视野。此外如外国文论研究、中西文论比较研究、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已大大不同于80、90年代前期，而显示了中国学者独立的个性，多种成果已令人耳目一新。 我在上面所描述的文学理论研究，所列问题只是一个大概，并不全面，其中不乏高水平的著作，它们思想新颖，充满生机，显示了我国文学理论的主体精神、创新精神。从总体上说，古代文论富有原创性，而当代文论锐意创新，新论迭出。 第三个阶段大体可以从新世纪算起，呈现了文学理论多样化的形态和中国化特色的继续追求。由于后现代文化思潮进一步深入中国学界，中外交往对话的不断加强，大量新的文化、理论信息不断涌现，文化研究理论进一步地大力输入，文学理论特别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的众多问题的凸现，于是就文学理论自身的现状和改革引起了讨论，加上参与讨论的人，学术取向不尽相同，也必然歧义丛生。例如有艺术终结论、文学消亡论之争；有文学载体的巨大变革、图像艺术、网络文学的扩展与原有文学阅读、图书领地的缩小的矛盾之争；有消费性阅读的普及与经典阅读的弱化之争；有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与现有的文学理论原理之争；有文学理论的扩容和扩向哪里之争；有要求文学理论批评化和坚持文学理论原理化之争；有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争，有文学本质研究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有文学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否定论和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之争，等等。这里需要特别着重提出的是世纪之交，在图像艺术、互联网文化的兴起和文学消亡论流播声中，文化诗学、生态文学批评与网络文学理论三大方面，却是异军突起，它们开拓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新境地，都有相当深度的学理阐释，出版了文化诗学[6]、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7]和多种生态文学理论专题研究，获得了突出的成绩，形成了文学理论的新的生长点。这些文学理论新形态的研究，我们可以说，既采用了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资源，又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与结合了当代我国文学理论的实际情况，成为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中的新因素、新部门，从而与外国文学理论处于真正同步发展的地位。此外，还有如审美文化、大众文化、城市文化理论研究，其发展势头也是蒸蒸日上。一些专著如审美与道德的本源、文艺美学的研究，都有明显的进展。 世纪之初几年内，出现了几种体例各异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式的编著，它们吸收了西方不少哲学思想和文论教程中不少新的因素，一改以往的编写方法，以后现代主义思想为理论主导，倡导反本质主义，着重知识形态的介绍。此外还有标举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著作问世。上述种种论著涉及的范围广泛，各有特色[8]，不乏新见，特别是扩充了当前文学的知识状况，新的文学形式的探讨，它们无疑拓展了文学理论的视野，显示了文学理论充满生机、日益多样和与时俱进的实绩。但是反对文学理论的本质观的探讨，并把本质观探讨说成是本质主义的这种说法，大可商榷。其实从根本上说，反本质主义同样是一种标举文学本质观的追求，只是在追求另一些类型的本质观，即把原有的各种文学本质观拆解为零星碎片的本质观而已。因而这些著作，一面在拆解原有的文学观，同时又在使用各种方式悄悄阐发自己的文学本质观，表现在对设置的各种章节的论述尤其如此，即既在拆解，又在规范；而且章节的设置也有较大的任意性，很多也是老问题。同时即使那种自认为远离文学抽象本质，只从形式观点切入文学的研究也未能例外，其实它也是在追求一种形式论的文学本质观。这样说，当然没有排斥这些文学观存在的价值。上面说到的各类文学理论研究，层次各异，深度不一，不同意见与分歧自然存在，许多问题随着认识的进步，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展开。看来在当今极端复杂的文学现象中，要找出一个囊括无遗、统一的文学观念是相当困难的，一劳永逸的文学观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只能追求那种更多一些能够说明文学现实发展的文学思想；同时也要容忍、宽容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说明文学现象的文学观念。 文化研究经过80年代的输入、酝酿，到90年代文化面向市场的时候就很快升温，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出现了以文化研究理论替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倾向，由此而引发了争议。但是经过讨论，文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厘清，一方面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使得文学理论在与经济、文化、政治在内在的、广泛的联系中获得了发展的巨大空间；而且就个人兴趣来说，两者研究自然也可以融合一起，成为一种个人风格。但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它们各自认同了自己的界限。这时期介绍过来的西方文论，给我们很大启迪，它们有现象学文论、心理分析文论、存在主义文论、接受美学文论、阐释学文论，结构、解构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等等，它们看重问题而不追求整体，实现了文化理论的零散化、知识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这些不同形态的文论，价值、层次不尽相同，需要区别对待。文化研究的输入与大力介绍，使人们的知识得到更新，甚至可能导致文学理论中某些范式的转换。但是文化研究的长期热心倡导的倾向似乎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即外国美学、文学理论中有着较为深厚学理的有价值的著作，被疏忽以致被遮蔽了，直至近期才重新引起注意。新的选择与译介，使人们对于当代外国文化理论、美学与文学理论面貌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 近几年来，出版了多种总结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的历史进程和新时期30年文学理论的论著、论文。有些论著学术含量较为厚重，史论并重；有的论文对于近三十年来文学理论进程似乎不甚熟悉，以致对于80、90年代文学理论中所经历的事件相当模糊，对各种文学观念的历史出场都很隔膜。有的论著，只看文学年鉴的综论所提供的线索，只关心热闹的论争，却并不在意那些较具深厚分量的学术著作。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论文质量很高，有的专著质量平平也是常有的事。 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为目标，需要在出发点上形成一些共识。 一、对现代性的强烈追求，面向实践的需求，这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现代性涵义各别，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我们根据实际情况与需求所给以规范的现代性，是我国文学理论所要求的现代性，是文学理论自身科学化所要求的现代性，是使文学理论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并与他律相融合，使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对话与多元，在继承中形成理论自身的创新的现代性。现代性的强烈追求，促使学者们看到文学理论中不断呈现的、层出不穷的问题，需要面向当代文学发展的需求，使得理论自身不断演化、更新与发展。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把知识零散化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在点的深入方面极有启发，但从总体上说并未被它们引以为荣的颠覆，消灭了大叙事与整体性，所谓颠覆的愉快不过是它们一种并不牢靠的一时快感，因为大叙事与整体性仍然在继续着，虽然大叙事并不是研究中的唯一方面。以此来观照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如前所说，我以为近30年来当代的文学理论，正是把文学理论自身当作一个矛盾体的，不少学者充满了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精神，有意识地在文学理论传统、特别在现代文论的基础之上，在批判、鉴别之中进行创新。例如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的确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文学人学研究，文学审美特性的讨论与建树，文学观念、文学研究方法的大讨论，文学心理学、文学文体学的研究，就是贯穿了现代性的反思与自我反思、批判与自我批判，面向文学实践的需求的产物。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的提出，意在提出近百年来对于理论遗产的割裂，而力图通过批判与鉴别，激活古代文论，进一步把优秀的理论传统中的有用成分，有机地融合到当代文论的创新中去，所以完全是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精神的命题。这样做，自然很有难度，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指望一加提倡就可一蹴而就，但是在建设当代文学理论中极有意义。 二、需要加强创新意识与原创精神，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认识与框架而有所更新。有的人至今还在用马克思说过的话和没有说过的话为准则，来批判别人提出的问题的是与非，得与失，这种凡是派学风早就该被抛弃了。文学理论中的有着不同理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随着我国文化的转型，将会不断出现，或是正在逐渐生成。一个观念、一个范式的提出与阐发以及它们的生命力，一是在于它们生成的深刻的现实性，即它们与现实需求的关系，它们是针对现实中的什么问题而说的？为什么这时提出了这个观念？这些抽象化了的观念，能否反映被它们概括了的复杂现象的真实性与实在性？评判它们的价值，在于把它同过去的观念进行比较，增添了什么新东西，而不是随手拿些在知识背景上完全不同的、不同领域的、不在同一层次上的观念，总是以符合自己意图的拆字方法，进行衡量，如果不合自己的身材与自己有限的知识和粗俗、低俗的感受，就宣布被批判的观念不能成立，不合法，就算清除了对方，这就使得问题的讨论南辕北辙了。二是在于它们的深刻的历史性，它们是否按照其自身逻辑、学理提出来的，它们是否有着自身的历史演变的轨迹、发展的前景，以及它们与其他相关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成为观念系统中一个组成部分，并能否被读者所接受？或是为什么不少读者接受的是这一观念，而不是别的观念？学理顺了，被认知的东西就多一些，被说明的方面就更会宽阔一些。 在这里，历史性和现实性是结合一起的。历史性也就是历史意识、历史观与历史生成，脱离了历史意识、历史发展观，唯物史观就是简单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被有的人不断反复标榜的唯物史观，其实不过是是半截子唯物史观。任何观念都是在历史中发生的，反映着历史的、现实的需求，或是反映得多一些，或是反映得少一些，一旦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发生影响，它就成了历史的存在。评价这种历史存在，如果不顾历史的语境及其演变，排除历史主义，也即使用半截子的唯物史观去进行批判，那就会把被批判的观念当作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徒然显出批判者不过是个历史不在场的角色，并使批判变成一种故意同义反复、而又似是而非、玩弄空洞概念的演绎。人文科学的思维是两个意识的对话与理解的思维，而非单一的解释和判决，更非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判决；它是价值的积累与增值，而非压制、绞杀与消灭。我不断强调的交往对话精神，正是针对学术中的那种不断压制、绞杀、消灭而说的。需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培养一种开放的、对话的、宽容的、有价值判断的即非此即彼的，而在总体上却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兼容并蓄他者的长处，为理论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开辟文学理论的创新时代。学术中的原创意识，只能产生于良好的学术氛围中。 三、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坚实地立足于本土。前面已经论及，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学理论界不少学者对当代文学理论也即80年代前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而对于那时被介绍过来的而知之甚少的西方文学理论、不少文学流派的宣言与主张，则充满了好奇与崇敬之情，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纯文学观”、现代派文学等。美国学者威勒克等人的新批评派文学观，一时影响很大，促进了创作、批评中的“纯文学”与“唯美主义”思潮的形成。西方文学理论一些方面可以参考，但是照搬却是难以奏效。重要原因在于，一本好的外国文学理论著作，虽然不少成分具有知识的公认度，但它们终究是在它们自己国家传统文学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文学经验，或是只就文学中的某个方面展开论述，应该给以鉴别，所以我们必须坚实地立足于本土之上建设我们自己的当代文学理论。一些学者80年代开始就把理论建设的重点移置于本土，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本土，以我为主，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即从中国自身的文学现实出发，用中国人的眼光、知识来探讨理论问题，吸取外国文化中的各种有用成分，为我所用。文学基础理论每个时期的发展，与引进的外国文学理论的关系极为密切，它的中国化是个严重问题。不过，在文学审美特征、文学本质观念、文学文体学、文学语言、文学修辞、文学理论范畴等探讨中，本土化意识是十分清晰的。就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即全球化思想逐渐扩散，后现代文化思潮日益深入我国学界，世界文化、文学与民族文化、文学引起争论时，很多学者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同样坚持本土立场，力主民族文学，但又主张融入世界文学，使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提出今后的文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学的主张。那时当一些学者力主将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研究时，有的学者却以独到的眼光，丰富的经验，提出了立足本土的有我国特色的“文化诗学”，这是值得肯定的。文学生态批评、网络文学批评同样如此。这两个方面既是外来的，又是本土的，说是外来的，它们已在外国文化中兴盛起来，因此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说是本土的，因为我们当今同样面临生态、网络时代，这些理论一旦借鉴过来，也就成了我们自己文化、文论的组成部分。新世纪开始，全球化的话语很有影响，有的学者提出了“文化一体化”问题。这是一个悖论，“文化一体化”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特别在物质文化方面，简单地否定是不现实的。但是“文化一体化”又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着深层的价值与精神，即使融入了外国文化的成分，促进了原有深层文化的更新，但也会使其变为本民族文化的精粹的组成部分，而成为本民族文化的新的传统。世界文化、文学应是多元共存的。 四、当代文学理论的科学化与人文精神。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引进，特别是形式文论、结构主义文论、新批评文论、文学四要素说和现象学美学思想的引进，对于促进我国当代文论的科学化，起了有利的作用。参考上述理论，我国学者将组成文学的各种因素——语言、修辞、象征和社会、历史、思想等方面有机地融为一体，确立了文学研究的整体方法，建立了文学本体论，即文学存在的形式。但也如前所说，其中有的理论也助长了我国文学、文学理论中的“纯文学观”、“唯美主义”倾向。 文学理论是人文科学，作为科学理论，自然需要通过实证知识与方法进行讨论，同时任何人文科学又必然渗透着作者的主观导向，两者必须有机的结合一起而使文学科学有所进步。外国的人文主义美学、文学理论思想是甚为丰富的，其中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贯穿着人的思想。我们的文学理论的人文精神渗透着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与叩问，对于民族命运的关怀，这就是贯穿于我们民族在其生存、发展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意识。综观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其主导倾向是充溢着人文精神的，虽然也有一些文学实践是反文化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人道主义、人性问题的大讨论，文学是人学的肯定，文学理论主体性的争论，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化诗学，文学与道德，文艺学的人文视界等，都显示了我国文艺学的人文精神与忧患意识，我国的民族文化精神。流淌于我们当代的文学理论的人文精神与忧患意识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我国优秀文化源头的主导精神，而与当代理论的科学性相结合，组成了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又一特色。 上面所描绘的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的特征、问题与获得的巨大成绩，仅是一个概貌，事实本身远为丰富得多。我国文学理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大体正在形成一种有着我国特色，具有一定独创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多形式的格局。文学理论需要的是原创与不断的更新，这是它的生命所系，也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中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特征。 [1]参考拙文《文学理论：三十年成就、格局与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朱立元：《新时期文论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外来中国化》，《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3]见拙文《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 [4]见拙文《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该书第42页的“意识形式”，现新版已改译为“意识形态”。 [6]此处全文参阅了陈传才：《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童庆炳等主编：《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谭好哲等主编：《文艺学前沿问题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杜书瀛等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王春荣等著：《中国文艺思想史论》当代卷，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庄锡华：《文学理论的世纪风标》，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张晶主编：《交叉与融通》，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艺声：《比较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葛红兵主编：《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黄鸣奋：《互联网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7]欧阳友权主编：《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 [8]这方面的编著有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杨铸：《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原载：《文学评论》(京)2009年第4期第5-1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