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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缘于黄纪苏那篇在网上流传极广，但却始终无缘在正式媒体上得见天日的文章《中国已然站着 李安他们依然跪着》。在此之前，主流媒体上对《色戒》一片欢呼雀跃，唯一的争论是12分钟的“床戏”该不该删？黄文的不期而至，使得这种局面戛然而止，而转向一个新局面：争论的焦点变成了“《色戒》是不是用肉色混淆了近代以来的大是大非”？ 乌有之乡书社关于《色戒》的“影评沙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这里有必要稍微介绍几句乌有之乡。乌有之乡书社设在北大资源楼，主业是售书，兼办一个同名网站，另外它还经常在周末邀请各领域学者举办免费讲座，有时也邀请热心的书友、网友就一些社会和文化话题举办沙龙。这些年来，乌有之乡的特点可以用“作用很大，地位边缘”来概括：“作用很大”是指在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争论中，它都成了非主流学者发言的一个重要平台；“地位边缘”是指它一直不入主流媒体和主流精英的法眼，只能在边缘地带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 11月11日，乌有之乡举办了第一次“《色戒》影评沙龙”活动，邀请的嘉宾包括《国际社会科学》副主编、剧作家黄纪苏、电影导演周国瑾、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南风窗》记者李北方、自由撰稿人郭松民等。书社的两间房屋被挤得水泄不通，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大学生。 沙龙结束后不久，《南都周刊》以“乌有之乡《色，戒》观影记”为题，发表了一篇署名“特约记者黄亭梓”的报道。和乌有之乡在网站上发布的沙龙记录全文相对照，就会发现这篇报道多有错讹，报道还对嘉宾的形象进行了贬损性的描述。作者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漏洞，在文后标明“未经与会嘉宾本人审阅”。《南都周刊》还配发评论《<色戒>是一面照妖镜》，副主编长平发表了署名评论《<色戒>大批判之戒》，将参加沙龙活动的学者划归为“滥用权力派”，指“对权力滥用的渴望，则反映了身为学者内心的荒漠”。 《南都周刊》对事件的倾向性报道及评论，左右了网上的情绪。腾讯网将报道加了一个“众学者猛批李安拍《色戒》是汉奸”的耸动标题，做了一个“深度头条”，点击率很快超过了15万。 《南都周刊》的报道引起了参会嘉宾的不满。李北方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了《致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和《致cctv沈亚川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沈亚川即黄亭梓），对报道“不但处处流露出恶意的歪曲和贬低，还拼接组装了我的话，大言不惭地打上引语，以直接引语的方式使用，甚至连与会者根本没说过的话都编造出来作为内容提要了”表示强烈不满。郭松民也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了《批判<色戒>给自己惹一身蚂蚁》的博文，并在11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批判色戒，为何往我嘴里塞大毒草？》一文，为自己辩诬。他并质疑：作者在可以很方便就能够和与会嘉宾沟通的情况下，却刻意不沟通，这是不是为了保持撒谎的自由呢？ 国内的争论也引起了国际传媒的注意，《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很快采访了参加沙龙的诸位学者，黄纪苏、祝东力、王小东等还将自己答记者问的记录整理上网。黄纪苏并应凤凰卫视的邀请参加了相关的谈话节目。 在此期间，乌有之乡还就《色戒》采访了一些学者，如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旷新年、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田辰山等，并将采访记录整理上网。 11月25日，乌有之乡组织了第二次《色戒》影评沙龙活动。在这次活动中，除了郭松民、李北方之外，还邀请了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民间学者老田、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教授赵月枝等。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与会学者对《南都周刊》的相关报道很是不满，但因为《南都周刊》的报道与评论并没有全面回应第一次沙龙所提出的问题，所以这些学者的发言也并没有过多涉及《南都周刊》。他们所预设的对象，仍然是为《色戒》叫好的主流学界和主流舆论界。只有李北方在发言中，从新闻从业人员操守的角度对《南都周刊》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那么，参加沙龙的诸学者和主流学界及舆论界争论的焦点究竟有哪些呢？综观他们在两次沙龙上的发言以及所发表的文章，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为了表述方便，我把对《色戒》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命名为“批判派”，以区别于“主流派”）： 第一，《色戒》宣扬的人性还是动物性？ “主流派”认为，《色戒》的精髓是人性。“批判派”则认为，《色戒》的不是人性而是动物性。郭松民问道，假如王佳芝色诱和放走的对象不是汉奸“易先生”，而是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松井石根，大家还能如此肯定地说这是人性吗？他认为，王佳芝只听从自己的情欲，而不服从任何道德律，这是任何动物都能做到的，因此这不是一种人性，而是一种动物性。 韩德强则从文化和哲学的高度，一直追溯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他认为，文艺复兴走过头了，把人的动物性部分强调成了人性，变成了动物性的复兴。他说，对于弱势民族而言，那些只相信自己的欲望，单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往往会偏离本民族的利益，去服从于这个世界上最强势民族的利益，成为这个民族的“奸”。 第二，“皮肤病”还是“性病”？ 这个命题是黄纪苏提出的。他举例说，医院有皮肤性病科，因此人们往往辩不清入内看病的人患的究竟是皮肤病还是性病。他认为，《色戒》的原著者张爱铃有和汉奸胡兰成同居的历史，她以烈士郑苹如的故事为蓝本创作《色戒》，相当于把郑苹如强行拉进了皮肤性病科，同时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了。 黄纪苏的这个判断得到了祝东力和王小东的支持。王小东甚至说：“当张爱玲去糟蹋郑苹如时，我觉得她的心理是很阴暗的，这里面既有汉奸婆对先烈的那种心理，也有丑女对美女的阴暗心理”。 第三，政治电影还是艺术电影？ “主流派”认为，这是一部艺术电影，充其量是一部商业电影。但“批判派”认为，这是一部政治电影，甚至是一部汉奸电影。黄纪苏说：个人利益跟家国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最大的政治。这个政治，无论在小说还是在电影《色戒》里，都属于核心灵魂部分。他质问：李安在境外对记者说，这样的作品只有他来拍，才有可能通过（国内电影审查）。是李安不懂政治呢，还是“有人”不懂李安呢？ 女导演周国瑾认为，《色戒》是一种政治隐喻，黄纪苏指出，隐喻的“就是几百年来西方殖民扩张的历史，殖民扩张历史就是这样，炮舰也打完了，大炮把你的国家轰开，然后搞殖民教育，然后就开始出现一批人，这些人就开始叫好了。”民间学者老田则认为，电影反映其实是一种“皇民史观”。 郭松民则根据张爱玲曾歌颂日本、歌颂国民党、歌颂共产党、到了海外以后又创作反共小说的经历，指出在“文学的张爱玲”之外，还有一个“政治的张爱玲”，张爱玲从来都不是远离政治的。 第四，《色戒》现象是孤立的吗？ “主流派”一般不把《色戒》和当前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看，满足于就事论事。“批判派”则认为，《色戒》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张宏良直言“汉奸文化的泛滥是经济殖民化的结果”，郭松民则认为买办阶层的存在构成了《色戒》被追捧的社会基础。 《凤凰周刊》主笔冼岩则指出三点原因：一是商业对舆论的主导，一切服从商业炒作；二是自由主义的启蒙卓有成效，尤其是它对于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的观念性颠覆；三是知识分子对官方及其言说的普遍反感，殃及了与官方言说有所重合的一些观念或叙述。 第五，《色戒》以及类似的电影应不应该被允许公映？ “主流派”是反对监管部门的介入的。在“批判派”当中，对此也分歧。祝东力认为，这样的电影突破了底线，应该禁映，让那些拍摄辱华电影的人失去市场；李北方则认为，不妨让它公映，但应该对它进行批判。黄纪苏则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让不让这部片子上演，而是让不让批评的声音存在。” 乌有之乡关于《色戒》的沙龙活动结束了，但争论仍在继续。《色戒》及其争论，注定要成为2007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群，都会从这场争论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原载：左岸文化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