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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岁末年初的贺岁档期，国内相继上映的《集结号》和《投名状》两部大片终于获得了叫座又叫好的结果。两部影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说明编导对电影大众美学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尤其在面对中国观众并力图拨动他们的情感方面，影片中蕴含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从影像特征来看，它们都采取了偏向质朴和民间化的策略，而不是豪华气派的上层社会格调；从吸引观众眼球的角度，近年所盛行的暴力美学元素在影片里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不过，却能以影片情节中的历史和人文因素给予弥补和遏制，把暴力限定为情节链条中的一部分，并把其调置在影片暴力悲剧的位置上。两部影片所讲述的故事与中国观众的接受心理形成较好的契合：《投名状》看上去像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桃园三结义故事的一个变体；《集结号》又属于多年来革命战争题材类型片的一个变体。论及变化之处，那就是以往同类影片中曾被意识形态主流反对的“义气”，在这里却变成了人性的支点，成就了谷子地这样一个新形象。 与此前国产大片相比，两部影片成熟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是找到了颇具震撼力的影像、故事与主流观众文化心态的平衡点，所讲述的故事与本土观众的文化和历史记忆保持了密切的血缘式关联；其二，主流观众所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念被融入到影像叙事之中，并演绎出具有文化意味的情节脉络；其三，充分考虑到国内观众近年的观影经验，尤其是国外大片对观众的影响，为观众提供了互文性观看和解读的可能，同时，形式上的借鉴或者比照更多地让人体验到国产片的独到之处。 影片的纵横比较 我们所说的大片显然具有类型化的特征。《集结号》和《投名状》沿袭了国内观众所熟悉的某一种电影类型，前者是革命战争类型片的延续，后者可以归为中国古代战争类型片的一种。两部影片对国内观众的定位十分明确，因此电影大众也很容易进入到电影剧情之中。《集结号》与以往的革命战争影片相比，除了影像中的战争场景变得更加逼真、残酷，达到了奇观化效果之外，影片的叙事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往的革命战争题材脱离不开上级一贯英明的领导和决定，所有英雄的故事和行动均在这一框架内发生。而《集结号》中的谷子地在带领自己的连队来到煤窑阵地之后，便与上级组织失掉了联系，随后的故事便在这个背景上发生了。应该说，这是此类型影片叙事的重要转变，它导致故事由上级领导的战争变成了窥视个人内心世界的战争，而在这样的转化里，真正属于个人精神的东西才会呈现出来。影片里，角色的行动具有超出寻常的魅力，其所依据的性格亮点也和大文化背景连接起来。影片给观众以新意和感动的地方正是源自于这样的一种变化。 改编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的《投名状》，更像是桃园三结义故事的一个变体。三兄弟结拜共同打天下，最后却反目成仇自相残杀。这个故事的发生又和刘关张三杰演绎的千古绝唱有诸多悖逆之处：如庞青云被莲生所救却又和日后结拜兄弟的这位妻子旧情不断，并最终设计杀害赵二虎；赵二虎虽然曾遭受委屈却依然在关键时刻要营救大哥；三弟姜午阳为了结拜誓言拼死欲为二哥报仇。故事原型的复杂足以令人做更多的文化分析，但影片的改编还是抓住中国观众经久未变的文化情结，让人体验到从“义”到“情”的转换脉络，这应该说是具有中国文化意味的电影感动观众的主要源泉。改编者没有拘泥于影像自身的奇观效果，在影片中表现出其文化内涵的深度，这使它兼顾了大众的通俗和文化的纵深两个侧面。此外，在影片里可以看到中国叙事特有的“官逼民反”的元素，可以看到统治者上层的阴险腐败元素，这些元素也都成为影响个人命运和剧情发展的关键。如孟子所言：“君仁，无不仁；君义，无不义。”(《孟子·离娄上》)个人之间的“义”如果缺少文化政治背景的介入，是很难写到入木三分程度的。从上述元素也可以见出，影片中主要表现的个人之间的“义”气和社会的正义性有着某种相通的关系，也正是由于这种对个人与社会、文化较为透彻的思考，使得影片没有止于简单的江湖义气，并确立了自身十分深厚的文化根基。 在对国外大片的借鉴和吸纳方面，有人指出《集结号》在视听效果上对美国大片的模仿，影片的编导并不忌讳此事，并且强调让谷子地和九连战士穿上美式制服正是为了视觉效果的好看。除了军服和炮火硝烟的好看之外，《集结号》和《拯救大兵瑞恩》还有几处关键可以拿来比较，不过这种比较更能显出它们之间文化侧重上的差异。 以上两部影片都曾出现了枪杀俘虏事件，但各自的结果处理却完全不同。《拯救大兵瑞恩》中，影片开始的奥哈马海滩登陆战场，美国大兵被德国人打得狼狈不堪，镜头快速切换着美国大兵相继中弹伤亡的惨相。然而，在攻入德军阵地之后，却又开始了美国大兵血腥的复仇，面对举手投降的德国士兵，美国大兵抑制不住胸中仇恨，不断扣动手中的扳机狂射。片中连续出现了几个这样的镜头，德国士兵已经举起双手，但还是被击倒在地。接下去，那群枪杀俘虏的美国大兵并未受到上司的追究，而是被派去执行一项更加人道的、拯救大兵瑞恩的使命。而在《集结号》里，枪杀俘虏事件却成了谷子地和九连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谷子地抱着几乎被打成两截的指导员时，命令焦大棚不接受敌人的投降，并枪杀了投降的俘虏。滥杀俘虏的结果是谷子地和九连受到了严厉的处分，他的九连被派往最前沿根本就难以固守的阵地。同样是对战争道德、人道主义基本准则的冒犯，前者轻松地被拯救一个士兵的善举所掩盖，后者却要被推入更为残酷的绝境去经受洗礼。或许，《拯救大兵瑞恩》的这一细节体现着某种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实施善举的目的正是为了赎清罪孽。 似乎是一种巧合，《投名状》里同样也有屠杀俘虏的情节段落，而且成为整部影片戏份最重的一段。当然，在该片的这个段落里已经不是关于战争和人道的规则问题，而是作为检验人对“义”的忠诚度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姜午阳等人对大哥的深深怀疑，也让观众分辨出英雄仗义执信的品格与见利忘义者的巨大差别，因此，自然成为整个叙事结构上的分界点，影片的氛围也从此开始从前期的高亢转向后期的低沉。和《集结号》一样，射杀俘虏事件被作为一个人性问题的焦点来审视，两部影片都借此较好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 战争和人性的问题历来是严肃的电影艺术家们所关注的。战争一方面撕裂了人性的善良，另一方面也考验着人性本身。前苏联电影，如《第四十一个》、《士兵之歌》、《雁南飞》以及《伊万的童年》等影片，几乎不约而同地在思考着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它把战争题材的影片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相比之下，复仇、冒险式的战争影片无疑在显示人类高尚情怀方面难以望其项背。在越战的阴影之下，美国也出现了《现代启示录》、《野战排》这样揭露战争罪恶的影片，其后，美国的战争影片又多加入了对国家人道主义精神的颂扬，像《拯救大兵瑞恩》便极具代表性。 中国的战争电影曾长期表现民族和阶级复仇的主题，战争与人性的问题一直处于敏感状态，战争胜利的原因往往归于政治而忽略文化因素。如前所述，在《集结号》里，谷子地和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他的行动便完全依靠个人意愿来进行。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在说明这是一个重情义之人，而反过来，又正是由于他倚重情义才会坚持为牺牲的战友恢复烈士的荣誉。和《拯救大兵瑞恩》相比，后者拯救的命令是由美国陆军高层发出的，而谷子地却是自愿回到战友们牺牲的地方，一个人执著地寻找战友们的遗骨以证明他们的烈士身份。两相比较，各自所显现的道德境界有很大不同：一个要依靠上级发出的道德律令，一个则完全依照个人内心发出的道德律令。那么，这种道德自律精神的源头，只有从大的文化背景中去寻找方可体现出令人信服的一面。与《投名状》中姜午阳执意要刺杀背信弃义的庞青云一样，谷子地内心也同样持守着“义”的信念，尽管他和九连的烈士们不是结拜兄弟，但是“义”促使他去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而“义”所包含的诺言，又使他始终不能轻言放弃。 “义”动而“情”生 中国文化对“义”的推崇渗透在对历史人物的臧否评价中，既寄寓了人生社会理想，也成就出一种艺术理想。中国文化所指认的英雄非占得“义”字方可成立。项羽、刘关张、水泊梁山好汉皆是家喻户晓的英雄，而刘邦、曹操所做不义之举太多，虽然成就了大业却只能被称做枭雄。之所以说“义”是人生和艺术的理想，是因为它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目的色彩，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正是对这一价值理想的回应。这既是艺术进入到较高境界的标志，也是人生追求至善至美的理想体验。 中国文化对英雄的指认充满着悲剧情怀，正是因为将“义”作为衡量英雄的一个重要标准。当“义”的实现需要以巨大的付出为代价时，能够舍生取义者方显出英雄本色。尽管“义”的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的功利面前经常遭受挫折，但这一信念在民间却始终得以坚守和把持。电影中的谷子地并没有受到任何形式上的嘉奖，但他却成为观众心目中的大英雄；赵二虎、姜午阳可以被看做英雄，而庞青云却不能加入英雄之列。由此也可见出，人们常说的智勇双全尚不能成为被文化所认同的英雄。最有意味的要算编导对太平军苏州城首领的英雄指认。虽然在影片中该首领只是出现于苏州之战，而且前期没有对其做任何的渲染铺垫，但他却为保全满城军民性命主动撞入赵二虎的剑口，这一行为立时成就了他英雄的名分。 因此，中国文化中的英雄必然是感人至深的，舍生取义是他们感动别人的理由。就影片故事本身来讲，太平军首领的死赢得了赵二虎的敬佩和感动，所以，编导在随后的段落里更是让这份感动转换成赵二虎与庞青云的激烈对抗。在这一段里，庞青云下令放箭射杀已经放下武器的太平军。赵二虎为了兑现自己对太平军首领的承诺，竭力阻止即将到来的屠杀。情急之下对庞青云高喊：“人无信就是畜生！”面对如此不义之举，内心极度痛苦的姜午阳含泪指挥士兵放箭，交替镜头是赵二虎猛烈地拽动被锁住的粗大锁链，无奈和绝望中充满了为义所困又为义呐喊的痛苦。 《集结号》里最令人震惊的是谷子地听到司号员小梁子说当初根本就没有吹号。这件事对谷子地的伤害远远超过战场上的炮火和战友的牺牲，这一做法本身无疑就是中国人最痛恨的“不仁不义”，所以谷子地才恨不得把祭奠的酒瓶子砸向团长的墓碑。同样，在《投名状》拿下苏州城的这个段落里，“义”字本身蕴含的丰富性获得了比较充分的揭示，甚至构筑起多重的戏剧性冲突。太平军首领卖掉家中财产反清实为“义”所召唤，而为了苏州守城军民的生命主动撞入赵二虎的剑口，则最终实现了舍生取义的信条，因此，他的死才会被具有同样信念的赵二虎所理解并感动，也才会有接下去站在城头公然对抗庞青云命令的一幕。相比之下，姜午阳未曾见到太平军首领毅然赴死得壮烈，这一视角的缺乏使他依旧要执行大哥的命令，虽然他也意识到屠杀降军的不义，但是，毕竟对大哥的“义”占了上风，他的行为无疑是“义”和“不义”在内心深处的一场厮杀，同样令以“义”为重的姜午阳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苦痛。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情至深处乃缘义而生发。所以，《投名状》上述段落的处理，是对中国人所深刻认同的情理精心打磨的结果，因此，赵二虎的疯狂呐喊和姜午阳以及士兵们的泪水才无半点做作之嫌。正是因为情义相连的逻辑，在中国人看来，吴宇森的《英雄本色》是超越昆丁·塔伦提诺暴力影片的杰作，因为他没有止于视觉效果的单一层面，而是进入到了为兄弟情义而忘我的境界。客观地讲，张艺谋的《英雄》以及陈凯歌的《无极》中，都包含有对中国传统中“义”的思考和展现。张艺谋影片里的长空、残剑、飞雪和无名都具有为“义”而不畏惧死亡的执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传递了义可以超越现实功利的信息。不过，《英雄》的结局却是由于“不杀”命题的不可靠而消解了其全部的努力。张艺谋在此后的《千里走单骑》里，通过傩戏中“义薄云天”的关云长，打开了高仓健所扮演的日本父亲的情感之门，在义与情的关系把握上，应该说是相当到位的。陈凯歌《无极》里的雪狼无疑是向“舍生取义”回归的形象，然而，围绕他所做的铺垫和展开远远不足，且影片的重点放在了过于西化的所谓“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上，这样的结果使感动中国人的情字有了显现的困难。 情如果缺少了“义”的支撑多半会流于肤浅或世俗，其滑向色情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注重情义使她超越了红尘女子的身份，因而形象一跃而起。庞青云和莲生的情感虽有些哀婉感伤，但由于庞青云与“义”渐行渐远，他们的这份情只能如镜头里见证他们感情的破屋一样千疮百孔。反倒是谷子地极力撮合“大烙饼”团长和王金存遗孀的婚姻更具几分温情。 “义”之所以能够令人动情，关键在于它需要信守诺言并最后加以完成，所谓“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信守诺言以实现“义”，必然要遭遇诸多困境阻隔，因而其实现过程之艰辛本身就是对人格意志的一种考验。如果将这一人生信念用于叙事作品，我们会发现，信守并实现“义”的过程和叙事形式竟然有着完美的一致性。谷子地带领九连兄弟坚守煤窑阵地，表面上是在坚决执行一道军事命令，但如果仅限于此，就会缺少我们所体会到的多重意味。只有加入文化意蕴的解读，才能把他在影片中前后两个重要的行动统一在他的性格里边，也就是他一贯所坚守的“义”和倾注全力去实现的那份坚毅和执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带领九连坚守到牺牲殆尽无疑是在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是在军队纪律之外属于文化深层的心理素养。谷子地在影片后半部的故事，实际上再一次完成了“信以成义”的情节动作，并成为影片重复出现的主旋律。在第二次高潮涌起的部分，他要为牺牲的九连弟兄恢复烈士的荣誉，尽管他以往的功绩没有获得承认，还要忍受组织的怀疑、旁人的不解，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影片中，他独自扛起锹镐在高耸的煤堆中不分寒暑的挖掘无疑是一组感人至深的镜头。所以，影片的后半部分，谷子地性格中颇具“义”的特征更明显地被揭示出来，他为兑现自己的承诺而永不退缩的行动，更令观众感动并转换为影片情感的力量。 “义”所建构出的形式张力 《集结号》和《投名状》获得了国内观众的普遍认可，意味着不同文化层次的受众群体从中找到了各自可以接受的理由。如果将其与好莱坞大片相比，显然，这两部影片还缺少高科技手段所能制作出的更加新鲜的奇异景观。但我们却很少听到这方面挑剔的声音，这似乎也在表明观众对本民族文化书写的一种认同态度。从叙事的复杂程度来说，国外的大片在故事情节方面往往相对简单，情节设置以直线发展居多，主人公所要完成的目标在最初的情境中就已经出现，其重点放在令人炫目的形象、动作设计方面。而这两部影片中主人公的动作目标在初始情境中并不明朗，亦都是在影片情节过半之后才为观众有所领悟。毫无疑问，这两部影片是大众的，但由于它们叙事所蕴含的复杂多义性质，给观众留出了更多的回味空间。 在《投名状》中，影片整体结构的张力便是建立在“义”与“不义”的对立冲突上。在朝廷腐败、民不聊生的影片背景下，上层统治者和底层的对立构成矛盾的两极，赵二虎、姜午阳等底层民众对“义”的信仰与朝廷三大要员对“义”的蔑视，仿佛构成绳索的两端，而庞青云则处于两者之间的模糊地带，从一端向另一端的滑落便构成剧情的基本动作。影片开始处，他被推到了底层或边缘的位置，因而他与赵二虎、姜午阳的结拜也就顺理成章。即便是他把造反者拉入了官军阵营，他与上层的对立关系依旧存在，他也还要用“义”来安抚、笼络人心，而和官场上的钩心斗角有别。影片成熟且高超的叙述技巧，正是体现在对庞青云内在心理的揭示上。这一角色本身的悲剧性在于，一方面他深知“义”在底层人心目中的位置，但又把“义”视为获取功名利禄的一种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在惯于玩弄权术的朝廷上层面前，他又始终被看成是一个底层人物，逃脱不了螳螂捕蝉的命运。同时，庞青云的身份和他的内心一样复杂，他把“义”作为统率“山字营”的利器，但这终究成为覆盖在他身上的一层伪装，也注定了故事本身必然会充满悬念、冲突。 三兄弟立投名状的一个镜头颇具隐喻色彩：摄影机从正面拍摄过去，仪式的庄重性质得到了突出，但是，画面中间的石头磨盘却遮挡住了大哥庞青云的面孔。此刻同时出现了姜午阳的画外旁白：事后大哥说他根本不相信投名状。这一结盟起誓的镜头，通过画面构图以及画外声音，将三位兄弟对“义”的信仰和忠诚度做了交代，也为此后的情节冲突确立了一个起始点。影片叙述者姜午阳的视角体现为画外音和他目光的结合，此后随着一个个新情境的相继出现，姜午阳也从绝对相信、服从大哥到渐渐心生疑窦。姜午阳的画外音和视线在影片的叙述中起着较为关键的作用。他的视角实际上发生于“义”的理念，并被用来审视大哥庞青云所为。经过粉饰的所谓“义”的举动，如当众处决强奸民女的年轻士兵，宣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不再让普通百姓受人欺辱的“大义”，都赢来了姜午阳钦佩的目光同时辅以表达内心感受的旁白。苏州城上的屠杀一场，他甚至不顾与自己交情更久的二哥的悲痛呼嚎，下达了放箭的命令。当城墙上的士兵拉开弓箭时，刚才还是吵闹一片的太平军，瞬间却排成整齐的队列准备迎接死亡，这一细节的变化处理，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太平军列队赴死的英雄气概，令同样称得上是英雄豪杰的姜午阳顿时怦然心动。英雄相惜的内心表达，以特写镜头里姜午阳的泪水和士兵的悲痛表情加以完成。残酷射杀俘虏一场，也是姜午阳对大哥的信任产生动摇的开始。从他的视角看去，太平军的队伍从混乱到整齐的变化又是他的意识从模糊到清晰的一个外化标志，成为他对大哥的认识发生变化的某种隐喻。这种信任关系的转折，在随后的几个重要场景中逐渐完成，并成为影片结局中他执意要刺死庞青云的高潮起点。 《集结号》的叙事关键在于集结号声是否真的吹响过，整个叙事结构的前后两部分正是由这个巨大的悬念串连在一起。同时，集结号又是一个具有双重所指意义的符号，表层所指带动了情节的发展，深层所指则引出影片的真实意图，成为一种信任关系的象征。它的符号象征意义使影片的内涵远远超出战争故事本身，而进入到人之信仰和实践的层面。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集结号声不仅是命令更是一种承诺，人承兑自己的诺言既可以用外化的号声来表达，但更重要的要靠人内心的信念和自觉以及实质的行动。团长对谷子地下达命令时，约定听到集结号声方可撤出战场，这是影片的第一个承诺关系，且在这重关系里，谷子地和团长分别做出了各自的承诺；谷子地给牺牲的战友许下诺言，要为牺牲的九连兄弟找回烈士的称号，这是第二次承诺。集结号从军事命令的象征转换成兄弟般的承诺关系，编导是做了一番刻意安排的。在下达命令那晚的煤油灯下，团长与谷子地聊起了“老八区”出来的人仅剩他们两人，那种传统的乡土观念让人感受到仅次于血缘关系的亲密。因此，在上下级关系之外更有一层亲密的私交，谷子地坚守阵地等待集结号，更深一层是出于他对团长的信任。另外，电影的主题曲名字就是《兄弟》，谷子地视九连的战士为自己的兄弟一般，甚至对文弱的新指导员也充满了宽厚和耐心。这样，原本的上下级关系在谷子地这里被转换成近于兄弟的关系，尽管在这支部队里没有结拜兄弟一说，但一个“义”字却在谷子地的心目中占据着永恒的位置，这也是他把别人和自己的承诺尤为看重的根由。 有意思的是，《投名状》里的庞青云和《集结号》中的谷子地恰好成为互相对立的两个人物。庞青云从开始的“义”字在身到后来灵魂的不义显现，而谷子地的“义”则是从模糊到清晰的不断呈现过程，两者都完成了各自剧情的基本动作，因此，也奠定了剧作成功的基础。作家刘恒编剧的《集结号》，情节和性格塑造有机联系在一起，两者互为依托、交替展开。影片开始的攻城场景，对手的狡诈、战友牺牲引起的愤怒，让谷子地性格中“义气”为重的特征初露端倪，也预示出他必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影片形式上紧扣事件的因果关系构筑情节发展脉络，而在每一个事件场景的具体情境中，又以谷子地性格的显现为叙述中心，使其成为镜头和段落之外的灵魂。确切地说，围绕着谷子地的性格，整部影片的剧情也逐渐变得丰满，甚至一些和主情节发展关联不大的细节，也都和他的性格渲染相互回应，并且形成一系列的插曲或变奏。如在俘虏医院里，有人对他身份表示怀疑引起谷子地的愤懑，以致解放后县里调查他是否有过投敌行为时，他甚至抡起了板凳。这些细节和以前表现类似角色的粗鲁、直爽并不完全一样，在这部影片的语境里，实际上触及的是信任和忠诚问题，而在谷子地看来自己的“信”是毋庸置疑的。失信意味着不“义”，所以，影片后半部的重要一场即谷子地在团长墓前的震怒为影片再一次掀起了高潮，到这时候影片的冲突建构在精神层面上的基本特征已经完全显露出来。这也是本片后半部虽然没有了前边影像的激烈，但却在观众心目中显得分量尤重的原因。因此，影片的后半部分看似平淡却能稳稳地镇住全片，并且实现了对战争、血腥和奇观的超越，诚如郑洞天先生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感言：“真想救市，还得靠拍有文化价值的电影。”① 有文化价值的电影，意味着其中包含被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它的实现或失落过程都能诱发观众情感上的变化。同样，对于影片中的角色而言亦是如此，只不过，在角色身上引起的情感变化更具叙事上的意义。在《集结号》中，朝鲜战场上谷子地救“大烙饼”一段是影片的重要过渡之处。谷子地用刺刀压住地雷救出“大烙饼”之后自己却无法脱身，镜头里，风雪中的谷子地胡子和眉毛染满冰霜，此刻他准备去见牺牲兄弟的独白再一次袒露了他的“愧疚”。依照谷子地的性格逻辑推动情节，这一“愧疚”感成为他战后重回战友牺牲地并留在那里的充分理由。从这种愧疚的情感状态也可以通往他人性中“信”的一面，由于他相信团长绝不会没有发出撤退的号令，所以他只是责备自己没有听到号音，并且导致了全连弟兄的牺牲。在这个段落里，他心迹的此番流露也把后续情节的开端紧紧嵌入战争这部分里。从这里也可以见出，看似环环相扣的情节脉络实则与文化价值观念的作用难以分割。 中国电影大片在众多期盼中终于讲出了感动观众的好故事。两部影片的叙事均较好地把握住了观众的文化情感，对“义”由外向内的揭示过程使情节显得生动异常。应该说，这种把握观众文化情感的意图，从《英雄》、《无极》到《天下无贼》都有较为明显的表露，但是，在围绕主要角色的性格构筑剧情基础动作方面，无疑还数上述两片做得更加出色。从中国文史合一的传统来看，历史故事本身就蕴含着叙事的丰富性和厚重感，文化价值理想作为审视世间人和事的标准尺度，历史也具有了悲欢离合的情感特征，这自然也会对中国电影叙事起着强烈的启示作用。当然，电影不是在述说历史，而是在从事一种文化情感的艺术表达。 注释： ①郑洞天：《不平衡的电影》，《南方周末》2008年2月14日。 原载：《当代文坛》2008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