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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中国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全世界每生产出5条牛仔裤，就有一条产自这里；每年，为中国贡献1%的GDP。2008年，爆发于华尔街的世界金融危机，却迫使这里的1400（仅限于官方统计，实际数字远超于此）多家企业悄无声息地倒闭；2009年，四名东莞女工作为“中国工人”这一群体的代表，登上了美国《时代》的封面，因为他们成就了“中国制造”。作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一分子的东莞企业员工，在金融风暴下，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腾飞的主力军，这些农民工们经历了怎样的改变？“中国制造”还可以走多远……这些问题不妨到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的11集系列片《金元厂纪事》中寻求答案。
“细胞”的生存法则 如果说世界是一个运转着的庞大有机体，那么，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沿海地区以出口为主的数不胜数的服装小企业就是这个有机体的一个个鲜活的细胞，金元厂就是这些细胞中的一个。 美国平均每年每人纤维消费量超过40千克，80%以上的是纺织成衣进口，而中国是输美纺织成衣产品最主要的国家之一。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纺织出口首当其冲受到重创。在利润仅为0.2%的出口服装企业，订单数量仅为往年的三分之一左右。《金元厂纪事》摄制组就在这时驻扎进了金元厂，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对于金元厂的厂长和工人们的生活生态记录。 厂长刘迪军2003年从湖北省监利县粮食局下岗来到东莞，创办了金元制衣厂——一家小型来料加工制衣厂，依靠国外客户提供的布料、辅料、服装版样，按照订单要求按时生产出服装，赚取低廉的加工费用。金元厂所在的东莞市虎门镇博头村的一幢叫做“新民仕”的九层楼里，每层有2000多平米，最兴旺时有17家分工厂，到2009年6月时，只剩下了8家。老刘顺风顺水地过了几年就到了金融风暴的2008年，为了能熬过这场风暴，不至于像他的邻居们那样黯然离场，他甚至连风险大、利润极其微薄的订单也接了下来。 厂长老刘接下了利润微薄的订单就必然要降低成本，降低成本意味着金元厂的工人们就必须拼命加班加点，能够赚取的薪资就会更加微薄。金元厂的工人走了来，来了又走。走的越来越多，来的越来越少，能留住的就更少。最多80人做工的小厂，后来只剩下了18个工人。工人少，能接的订单就更少；订单越少，薪资越低；薪资越低，工人就更少。这就是2008年的金融风暴背景下，中国东莞一个小小的服装企业的老板和工人们的生存状态。 梦想的未来与困惑的现实 对于金元厂的厂长与员工而言，他们身陷于梦想的未来与困惑的现实无法妥协的纠缠之中，无法自拔，既看不到希望，也似乎没有解决的办法，就如同今天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许多国人一样。 对于以胡慧的父母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早8:00至晚11:00，中间只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经常有不定期加班，他们还是能够坦然接受，甚至心存感激。因为他们有过更为残酷的打工经历。这份工作给了他们生存的空间，给了他们改变自身以及家人命运的可能，给了他们实现在家乡盖起一座小楼的梦想的可能。无论是虎门镇还是东莞市的繁华都与他们无关，他们省吃俭用，无怨无悔地加班，对他们而言，顶顶要紧的事情就是挣到钱并寄回老家。 然而，以胡慧、高明为代表的更多80年代后期、9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却并非如此。他们几乎没有在农村做过太多农活的经历，他们向往的大都市的生活不该这样辛苦，他们普遍厌学，而他们的梦想与城里的年轻人无异。他们要追求爱情，要享受城市的繁华。胡慧的梦想是做一名形象设计师，却没想到辍学出来打工如此辛苦，于是，某天不辞而别，与同在金元厂打工的男友私奔去了广州，为了追寻爱情，她放弃了梦想。而更多的二代农民工则是以他们的方式抗争着。在他们身上，很难看到第一代农民工的吃苦耐劳，无怨无悔。而正是这些艰苦奋斗的特质，才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腾飞的奇迹，才奠定了“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基础。 何时，中国的经济才能转型成功，真正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何时，中国工人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足以支撑他们实现梦想？何时，刘厂长们和工人们便可以从他们身陷的恶性循环中挣脱？这些，是《金元厂纪事》带给我们的思考。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研究所所长) 原载：《光明日报》（2012年01月16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