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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堂校刊群书目录》乃1928年先祖雪堂公子重刊增订本《碑别字》时，附于书后的，去今已六十五年了。最近我因从事编校《雪堂论著集》，才将旧目翻出，加以补订，作为《雪堂賸墨》附录之一种。为便于读者了解，再赘说如下： 雪堂公自己说：“夙抱传古之志……此愿竟不获赏。辛亥以后，索居无俚，万事无可为，乃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这自然是实情，但说“世有以长塘之鲍、金山之钱、南海之伍拟我者，则予滋媿已” ，则未免过自谦抑。因为所校刊的书，以量计远远超过上迷诸家，以质计又皆问世一出之秘籍，上可比于“孔壁”和“汲冢”。公在海外八年，屏绝人事，一意著迷刊书，乃竟有人造谣说公在海外大发洋财，试想著迷刊书能饿肚子千吗？八年中，专靠出售长物来维持一家生计，为了刊书已弄得经济异常拮据了。致缪艺风信里说： “玉近以将《殷虚书契前编》编为八卷，计四百八十余页，用玻璃版影印百部，每部成本至二十六元，可谓奇昂，然印刷则至精。明年夏初当成《后编》，计六卷，力不能再用玻璃版矣。” “此次沙州古卷已印成佚书十七种，分装十五册。……合计石室书卷影片费二千六百余元，此次印书百部二千二百余元。若全书售了，当可敷印本……至影照费则无收还之望，如何如何……明年如可勉给朝夕，尚拟将经部各书印出，又非三千余元不可，因其页数更多于是也。” “近撰定《流沙坠简》……此书又须用玻璃版，非二千元以上不可，如何如何？……玉拟今年印《殷虚书契后编》，今印《流沙坠简》所蓄已罄，闻长者所刻影宋本丛书售归同好，玉所刻《宸翰楼丛书》与尊版一律，若能由长者介绍，甚愿售出以为刻书之用。兹呈样本一部，敬求酌定价格，不必见询，若能有成，感荷无既。” 又《后编序》说： “爰以乙卯仲春渡海涉洹，武乙之故墟，履发掘之遗迹……归而发箧，尽出所藏骨甲，久遴选《前编》所未备者……方谋所以流传之，家人闻而匿笑日：‘往以印书故，灶凡不黔，今行见釜鱼矣。’乃亦一笑而罢，然固未尝恝置也。今年春游沪渎，有欧人某君者闻予为此书，请而刊焉。……” 从这些话里，得知当日即书之费都出自节衣缩食之余，假使别人在这样情况下，也许早就缩手不干了。又据与缪书，知当日曾想把《宸翰楼丛书》书版托缪出卖来印书，这是拆西墙补东壁的办法，后来没有实现，大概缪自己的书版也没有卖成的缘故。 王观堂先生叙《雪堂群书叙录》从当前漂流的身世，“说到把传古”视同性命，身任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以至一切零杂事务都不惮烦劳，来为“传古”服务。如果不是目睹，观堂先生不会说得这样深刻而亲切的。观堂先生和公是三十年故交，后来又做了儿女亲家，不同于泛泛交游。光复后，公因失身伪满，致门生故旧，有的人望门裹足，甚至对过去的关系讳莫如深。而张舜徽教授和公没有见过一面，只以早年读公所著书，并且认为公在史料的收集保存和书籍的传播上，功不可没，竟于五十年代群疑众撼之际写了一篇《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置于所著《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版)内，不怕触犯时讳和权威，可以说是“空谷足音”。由于《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出于观堂先生手写，虽观堂先生在后序中明明写着他是效张力臣为顾亭林写《音学五书》故事的，并说“作字极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书，足以弥缝旧缺，津逮来学，固不在顾书下也。”社会上竟对这段话熟视无睹，《考释》出于王氏代笔之说是由王氏个别门人倡始的，后来弄得一唱百和。张教授文中也特加驳正。中间经过十年浩劫，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才得拨乱反正。一九八一年，中山大学陈煒湛、曾宪通两同志发表《论罗振玉和王国维在中国古文字学领域内的地位和影响》于《学术研究》，认为像罗振玉这样政治观点虽反动而在学术上确有贡献的人物，应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实事求是地把政治和学术区分开来，而在学术领域内也应一分为二，对他们作出合于客观实际的评价，唯有这样才能批判继承和有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一九八二年，张教授又写了一部二十六万余言的《中国文献学》，其中对近代学者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举出张元济及雪堂公为代麦。将公整理流传文献的成绩，列为五项，而说“罗氏竟以一人之力，在整理文献的事业上，做出了这样多浩大而艰难的工作，成绩可谓大得惊人。”这与观堂先生“传古之功，求于古今人，未见其比的说法（见王著《库书楼记》)是一致的，其难就在“一人之力”上。如和张菊老比较，菊老思想进步，参加戊戌变法运动受了打击后，就放弃政治生涯，而以一生精力借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从事文化出版事业，专心致志不受干扰，其五十年间的业绩，如《四部丛刊》及《百衲本廿四史》庞然巨帙，前所未有，泽被士林甚广，不像雪堂公誓作“殷顽”孤军奋战。虽然，两人都奋斗毕生，但我深惜雪堂公从一九二二年入觐故主起到一九三七年退返初服止，历十五年，尽管平日不废覃研，但时间加精力的消耗，是难以计算的，最后把时间和精力都付之虚牝。不然的话，对文化事业的建树当会更多更大。 一九八三牟，张教授又在《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里写了一篇《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历举观堂文字和书札来证明罗王交谊，对他们二人在学术研究上作客观公正的评价。 宋代学者欧阳六一无故得谤，而在近代学人中，我窃叹雪堂公得谤最多。《集蓼编》举出朱廉访及汪文学，以为不媿古之遗喬(见本书第十七、十八页），朱汪是道见不平，拔剑相助，这止于一时一事，而张教授则已在公身后，数十年如一日的主张公道，近年又再三论著，大声疾呼，使世人祛爱憎之私，明是非之公，不是朱汪所可此拟。韩昌黎所谓旷世相感不自知其何心，用张教授自己的话，就是“聊以伸斯文之正义耳。”(来信语)公如有知应含笑地下，而我罗氏子孙则应世世尸祝之! 这次增订，仍依旧目类别而补以1928年以后40年以前所刊书目，为便于读者，附注加详，见于《丛书》中如宸翰，如五简，如赍古、如吉石、如雪堂、如云窗、如殷礼在斯，如嘉草，如百爵，如辽事，以至清末所刊《国学丛刊》中诸书，都各依类别入目而附缀《丛书》之首一字于后，以便寻检。至于所编译《农学、教育两丛书》，旧目不列。今天重视科学，不久前，有人在《农业考古》中著文以公提倡近代农学之功不在传古之下，而《教育世界》亦频见称述。可惜的是我家这些书已一本不存，仅从吉林大学图书馆藏书中抄得《农学丛书》简目一份，尚缺第七集，上海图书馆寄来新编《丛书综录补编》稿本，两种丛书的目录都有，著译人名也全，遂抄来作为附录。编录完，写下这篇后记，同时写下了自己的一点感想。又此目中各书大半依据旧日目录，不及一一检核原书，难免有错误之处，此事应由编者负责。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继祖记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