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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河南省图书馆是全国建馆最早的图书馆之一，庋藏有较丰富的古籍文献，但长期以来，古籍文献的数量、质量底子很不清楚。我馆于1984年下半年组织人力开始清点核查古籍书，清点结果：史部63999册、子部50000余册、集部52820册、经部30000余册、丛书50000余册、河南古藉地方文献5000余册、古籍善本书23000册、大藏经7458册、加上成捆堆放的书，连同近几年新购置的古籍书共约计50万册。1986年秋和1989年夏搬家打捆清点都同这个数字吻合。这样，我们便初步摸清了我馆古籍数量的家底。 我馆50万册古籍藏书只有11万册书有书目(油印书本式分类目录)，馆务会研究决定古籍部今后工作重点应放在加强和开展业务基础工作——编书目上，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当时就是在保证做好日常工作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搞集部书的整理和分编。集部在古籍书中是重点，也是难点，这部分书数量大，内容丰富，地方文献多，学术价值高，情况亦复杂。在本馆人力不是的情况下，决定聘请几位离退休中学教师帮忙，加上本馆的同志，五、六人的著录组便成立起来了。工作伊始，首先修改了分类表，制定了著录条例，从此开始了集部书的整理和集部书目的编制工作。 1985年完成审核旧卡片和著录新卡片的工作。1986年一1987年上半年审核新片，给书号、写书标、抄初稿，完成集部书本式目录初稿。1987年下半年一1988年，终审初稿，完成集部书目二稿，并刻印集部书目六套片子，读者目录，公务目录各三套，按分类、书名、著者组织，完善了古籍书目的体系，这是河南省图书馆古籍书目编目史上所没有的。1989年，在搬家的间隙中，组织人力根据书名、著者卡片式目录编制书名、著者索引，附在分类书目的后面。1990年一1993年，对书目稿作进一步修改、加工、提高，并开始联系出版、印刷、校对清样，今年年底可望成书。至此，河南省图书馆的古挤集部书目，既有分类目录，也有书名和著者目录，既有读者目录，也有公务目录，既有卡片式目录，也有书本式目录，可为读者提供各种检索途径，并可在更大范围内交流。 (二) 我馆古籍集部书目的编制历时九载，几经周折，三易其稿，才得完成定稿，我们在审核初稿和修改书稿过程中，发现并纠正了一些错误，现总结如下，以便将来再编书目时参考。 1、集部书名项著录时一个普遍错误是“诗文集”问题，也就是著录者自己随便拟定书名。例如，清别集初稿书名著录为“饴山诗文集32卷”，查该书无此书名，且把分卷合为总卷，均误，根据古籍著录规则：一部书分为各集，而不具有总书名和总卷数，著录时依次分别著录出书名和卷数。”(见郑如斯、廖延唐《图书馆古籍编目》36页，并见本馆古籍书著录条例)据此，书名项应根据卷端书名为准，分卷著录为：“饴山诗集20卷文集12卷。”同样，清别集“亭林诗文集”，应改著录为“亭林文集6卷余集1卷诗集5卷”；“变雅堂诗文集”，应改著录为“变雅堂诗集10卷文集3卷”，明别集“怀麓堂诗文集”应改著录为“怀麓堂诗稿20卷文稿30卷”等等。这种分成各集，著录时应依次分别著录出书名和卷数的书，初稿大部分著录为“诗文集”，仅此一项书名错误，为数甚夥，现不一一枚举。这是我们今后著录书名和卷数时要特别注意的。 2、集部书名项另一普遍性问题，是著录在别集里的全集问题复杂。a、有的全集确应著录为全集。例如，宋别集“王临川全集100卷”和清别集“南山全集16卷”，这些书有总书名，且有总卷数，书名著录为全集是很正确的(参见《贩书偶记》337页)。b、有的“全集”不应著录为全集，例如，清别集初稿有书名著录为“壮悔堂全集”，是取封面题签的书名而致误，根据古籍著录条例，书名应以卷端书名为准分卷依次著录为“壮悔堂文集10卷遗稿1卷四忆堂诗集6卷。”同样，清别集“读史亭全集”应改著录为“读史亭诗集16卷文集22卷”；“望溪先生全集30卷”，应改著录为“望溪先生文集18卷外文10卷补遗2卷”等等。C、有的全集是丛书。例如，初稿著录在清别集的“鹿洲全集”，(清)蓝鼎元撰，清雍正年间刊本，20册，此书分在别集错误，应转丛书独撰类(见《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498页)。再如，初稿著录在清别集的“沈归愚诗文全集”，(清)沈德潜撰，清乾隆教忠堂刊本，24册，此书也须转丛书独撰类(见《中国从书综录》(第一册)497页)，类似的错误不少，审核初稿时，从别集转入丛书共有214部，2943册中，绝大部分都是这种错误。这个问题应引起高度看视，说明古籍著录要联系古籍分类才能正确著录，不然，会出现归类错误，导致著录错误，著录错误引起分类混乱，那问题就更大了。 3、书名项再一个普遍性问题，是不严格以卷端书名为准，而从封面、书名页、书口、序跋中随便取一书名著录。例如，初稿清别集书名项著录为“隰西草堂诗文词三种合刻”的书，不以卷端书名为准，而以书名页为准而致误，应改著录为“隰西草堂诗集5卷文集3卷附遁诸唱和集1卷”(见《图书馆古籍编目》36页，《贩书偶记》350页)。又，初稿清别集书名项著录为“寒支集14卷”的书，著录者以序言中书名为准而致误，应以卷端为准分卷著录为“寒支初集10卷二集4卷”(见《图书馆古籍编目》30一31页，《贩书偶记》360页)。 4、著者项错误举例：明别集“鸟鼠山人遗集”，初稿著者项著录为“(明)胡可泉撰”，误，错由书中“愿学编序”：“愿学编者，可泉先生修道之言也”而致，而卷端所题著者为：“鸟鼠山人胡缵宗学”，根据著录条例，著者姓名当以卷端所题为准，所以著者项应改著录为“(明)胡缵宗撰”。明别集“紫柏老人集29卷”。初稿著者项著录为“(明)释德清撰”，大误，因书中“紫柏老人集序”为释德清撰而致误，书中又有《达观大师塔铭》载：“师讳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很明显，本书著者项改著录为“(明)释真可撰”，才正确。唐别集“唐陆宣公集”，初稿著者项著录为“(唐)陆赞撰(清)介春耆英重订”，副著者著录错误，介春是耆英的字，字和名重叠而致误。清别集“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10卷”，著者项初稿若录为“(济)王士镇撰吴惠栋编”，副著者误，错由卷端“小门生东吴惠栋定宇撰”而致，东吴为地名，地名同人名混连致误，副著者应改为“惠栋编”，而必须去掉“吴”字。当然，著者项的著录是不容易的，我们的同志们著录有时出现差误，即使一些权威书目也有失误，如清光绪、宣统年间重刊的南山全集16卷，著者项应当著录为“(清)戴名世撰”，但《清代禁书知见录》111页，《贩书偶记》337页则著录为“戴潜虚撰”，民国年间重刊的戴名世的南山集14卷，《清代禁书知见录》112页则著录为“戴褐夫撰”，戴潜虚是戴名世的伪名，褐夫是戴名世的字，孙殿起先生在这两处的著录也未搞清楚。再如，清代著名学者王士禛因避清世宗胤禛讳，不少书目误著录为“王士祯”，而以讹传讹。说明著者项同书名项一样想著录准确，也不是轻易能做到的。 5、版本项的问题：原著录者认为书中出现的最后时间，即为该书的出版时间。在这样思想认识指导下，造成了版本项的大量错误。例如，明别集“边华泉集8卷”，初稿版本项著录为“清宣统3年历城张氏刊本”，误，这是根据书中出现的最后时间来确定版本时间而致错误的典型，书中有牌记：“清宣统3年修补康熙44年历城张氏刊本”，显然，该书版本项的著录当以牌记为准，而不能把补版的时间误为原刻本的时间。又，明别集“明德先生文集26卷”，原版本项著录为：“清乾隆46年官刊本”，此亦大误，因为这部书最后一册有乾隆46年的一条文字记录：“昨奉四库馆行查第十七卷内曹真予墓表，请旨抽毁，业已遵将此篇板片呈缴本县学，详请铲毁讫”而致误，乾隆46年这个时间，是当时编四库全书时下令抽毁其中一篇文章所记的时间，同该书刻版时间无涉。据书中康熙2年黄绶序曰：“余司河南刑部行过先生里，获探其全集，为先生之子与所素受业诸子，不忍没手泽，依次年牒编而辑之者……梓而传之”。由此观之，本书康熙2年刻版，意甚明晰。所以，该书版本项不可著录为“清乾隆46年官刊本”，而应著录为“清康熙2年官刊本”。初稿版本项的这类错误不少，仅举两例而已。再者，版本项的著录比书名项和著者项更深刻，更复杂，它不仅要求著录者有一定的版本知识，古文字水平，还得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纸张、字体的判断，有些是运乎一心，不可言状，没有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想搞好版本项的著录是不大可能的，这牵扯到一门学问的探讨，这里恕不多赘。 6、附注项的问题：和原书不是同一著者的附刻，不应放置书名项，而应在附注项内分别按书名、卷数、著者依次注明。例如：清别集“曝书亭集80卷”，(清)朱彝尊撰，初稿把朱昆田撰的“笛渔小稿功卷”并列于书名项，误；又，清别集“二曲集26卷”，(清)李颙撰，原著录者把恽珠辑的“恽逊庵先生遗集1卷”放置书名项，也误。二者均应著录在附注项(见本馆古籍著录条例，并见郑如斯、廖延唐《图书馆古籍编目》34页)。 7、分类问题：古籍著录不易，分类更难。已如前述，初稿分在别集里的不少全集，实为丛书，已转出，此不多赘。总集和集丛也极易混淆，如(清)顾有孝、赵沄辑的康熙6年刊本《江左三大家诗钞》，(清)毕沅辑的《吴会英才集》和(民国)丁振铎辑的《项城袁氏家集》，初稿均误分入总集，现已转入集丛。有些集丛初稿将其割裂开了，如《宋人集》(甲、乙、丙编)初稿将其分置于三处，现已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再就是集丛零种作了集中处理，如(民国)张鹏一辑的《关陇丛书》应属汇编类丛书，但我馆仅存：兰泉老人遗集1卷，杨泽州遗集1卷；(清)徐渭仁辑的《春晖堂丛书》也属汇编类丛书，但我馆仅存：双树生诗草1卷、纪半樵诗1卷、思适斋集18卷，这些书残存的内容均属集部的范围。再如(民国)缪荃孙辑的《云自在龛丛书》仅存：立山词1卷、竹邻词1卷、齐物论斋词1卷；(民国)赵诒琛辑的《双满楼丛书》仅存：??花词1卷、莺边词1卷、留沤吟馆词存1卷、红蕉词1卷等等，我们根据残存的内容都把它们放在集丛里了。 (三) 我馆集部书藏书量大，学术价值高，特别是藏有大量的河南地方文献，对我省的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极富意义。以别集为例，汉魏六朝别集以西汉洛阳大政论家贾谊的《过秦论》肇其端，东汉南阳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张河间集》踵其后，东汉写“熹平石经”的文学家、书法家陈留圉(今河南祀县南)人蔡邕的《蔡中郎集》已馆藏10余部，清代各种版本灿然大备。这些书是汉代河南文化史的重要文献。北周著名诗人南阳新野人庾信的《庾子山集》有清康熙、道光、光绪和民国等各种版本20余部，庾信的诗初步融合南北诗风，是南北朝最后一位优秀诗人，也是唐诗的先驱，所以，我馆典藏庾信诗集版本丰富，对学术界研究庾信诗的艺术价值，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及在河南文化史上的地位均有重要作用。唐代伟大的现实主文诗人“诗圣”杜甫，河南巩县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自唐以来，他的诗被公认为“诗史”。馆藏《杜工部诗集》、《杜工部集》、《杜诗注解》、《杜诗详注》、《杜诗注解节钞》、《杜诗镜铨》、《杜诗会粹》、《杜诗偶评》、《杜诗集说》等杜甫的各种诗集著作，各代版本60余部，800余册，是馆藏的重要财富。另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韩愈的《昌黎先生全集》、《昌黎先生集》的各种版本40余部，500余册，也是馆藏重要文献。杜甫，韩愈著作的丰富馆藏，足证他们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的光辉篇章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崇高地位，他们的著作在河南地方文献宝库中并放异彩。北宋大臣相州安阳人韩琦历相三朝，在宋代政治活动中有重大影响，其著作《安阳集》馆藏20部，200册；南宋抗金名将河南汤阴人岳飞的《岳忠武王文集》，馆藏各种版本10余部，他们以文臣武将名于世，其著述或老成深沉，或激扬奋发，皆有其鲜明的特点。元朝汤阴人许有壬历官集贤大学士，中书左丞兼太子左谕德，有壬立朝50年，三入政府，于国家大事，侃侃不阿，多有善政，文章亦雄浑宏肆，餍切事理，不为空言，称元代馆阁巨手，所著至正集81卷，圭塘小稿13卷、别集2卷、读集1卷附录1卷，馆藏10余部，100余册，为元代河南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资料。明初滑县宋讷生于元未，卒于明初享年80岁，学问渊博，宽厚待人，历官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迁国子祭洒，著有西隐文稿10卷，馆藏6部，20余册，其文章浑厚醇雅，其诗缠绵悱恻，有风人忠厚之遗。明朝浚县人王越，生于成祖永乐21年，卒于孝宗弘治11年，明代宗景泰2年进士，授御史，擢山东按察使，进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著有黎阳王襄敏公集4卷，第1卷为疏议，皆处置边务及奏报捷音，第2卷为杂文，第3、4卷为诗及诗余，而以李东阳所作墓志，崔铣所作神道碑附于卷首，该书馆藏3部，10余册，王越有魁杰之才，其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明信阳人文学家何景明，弘治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著有大复集38卷，正嘉之间与李梦阳俱倡复古之学，天下翁然从之，文体为之一变。清代疆域辽阔，文化发达，河南学术大家不多，但二流作家还是不少，如豫北孙奇逢，明清之际人，祖籍河北容城，明亡隐居辉县，躬耕讲学于夏峰，奇逢著述甚丰，集部收各种版本夏峰先生集共10部，150册，其与黄宗羲，李颙并称三大儒，为学初宗陆(九渊)王(守仁)，晚更通朱子之学，是当时全国有影响的理学家。豫东商丘人侯方域，明清之际人，性豪迈不羁，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称“四公子”，方域文气飞舞，古文称雄一世，所著壮悔堂文集、壮悔堂遗稿、四忆堂诗集馆藏清代各种版本40余部，200余册。商丘人宋荦，清初人，曾任浙江巡抚，迁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府，所至，奖励后进，提倡风雅，通经籍，习掌故，诗与渔洋齐名，所著西陂类稿馆藏各种版本30余部、500来册。商丘人贾开宗，明末清初人，开宗落拓不羁，工古文辞，同侯方域、宋荦等同为雪苑六子之数，所著溯园诗集、溯园文集、溯园语商馆藏丰富。侯、宋、贾著作构成清代前期豫东商丘文化极富特色的体系。豫东睢州人汤斌，顺治九年进士，由蔗(庶)吉士授国史院编修，官江苏巡抚，提礼部尚书，改工部尚书，其治程朱理学，也不废王守仁之说，提倡“身体力行”，所著潜庵先生遗稿、汤子遗书馆藏数部；睢州人田兰芳，清康熙诸生，所著逸德轩诗集、逸德轩文集、逸德轩遗稿馆藏丰富。汤斌，田兰芳的著作同为清代前期豫东文化百花园中的珍奇。豫西偃师人清中期学者武亿，乾隆进士，治经史，博学多通，尤精于考订金石文字，馆藏有所著授堂文钞、授堂金石文字三跋、授堂金石文字续跋，武亿的著作堪称清代豫西文献的代表。豫南襄城人李来章康熙年间举人，幼读二程遗书，古文仿欧(阳修)、曾(巩)，灼然有文彩，所著礼山园文集、礼山园诗集、礼山园文集后编馆藏颇富，加之同邑刘青霞的慎独轩文集，刘青芝的续锦机补遗，刘青莲的藕船题跋等，呈现出清中期襄城文化之盛。禹州人马时芳的垂香楼诗稿，上蔡人张沐的前川楼文集，固始人蒋湘南的七经楼文钞也反映了灿烂的豫南文化。逮至民国，禹县王棽林为学博大精深，笼络万有，初攻辞章，继谈经济，后兼精考证文理，熟究周秦汉宋之术，并衍溢及欧西哲学，馆藏其著作丰富，计有角山文集、角山别集、畏秋楼诗稿、遣日录初编等，观其著述，蔚然为一代儒宗。祀县蒋藩字恢吾，积学好古，博览群书，对诗词、金石均有研究，馆藏其著作有梧荫楼文钞、梧荫楼诗钞、求愧作笔记、梧荫楼骈体文钞、蓼庵笔记等，表现了当时豫东的文化水平。 总集和集丛里河南地方文献也复不少。总集从(金)元好问辑的中州集，到(清)苏源生辑的国朝中州文徵，到(民国)李敏修辑的中州文徵续编；集丛如(明)刘昌辑的中州名贤文表内集，(民国)邵松年辑的续中州名贤文表，(清)宋荦辑的商丘宋氏三世遗集，(民国)丁振铎辑的项城袁氏家集等。这此书几乎网罗了元、明、清河南地方文献的主要部分，它们对保存和研究我省乡帮文献起到了极大作用。 馆藏集部书中还有不少稀见而有学术价值的禁毁书和四库总目存目书。如读史亭诗集16卷，(清)彭而述撰，清康熙47年刊本，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卷181集部别集类存目8著录，《清代禁毁书目》、《清代禁书知见录》也均著录，但《贩书偶记》正、续编、《中国丛书综录》则末见著录，是证此书现已不能多见。彭而述字禹峰，邓州人，明崇祯13年进士，入清官至贵州巡抚，终于云南布政使。而述久历边陲，所为诗文皆雄奇峭拔，不受前人羁縻，诗文中对清统治者屡有干犯，所以其著作被清统治者打入禁毁之列。此书邓州市图书馆仅残存6卷，我馆才为完帙。再如(清)吕留良编选的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清康熙43年(1704)吕氏家塾刊本，《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一》226页。“查晚村八家古文精选，系吕留良所撰，应请销毁”。是书《贩书偶记》正、续编、《中国丛书综录》均无著录。(清)李渔撰清雍正8年芥子园刊本《笠翁一家言全集》，《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一》：“查笠翁一家言系李渔撰，卷六内有剃发诗甚为狂悖，且每卷俱有钱谦益评语，应请销毁”。此书也不见诸家书目。(清)人邱维屏撰的清康熙58年易堂刊本《邱帮士文集》，反清思想锋芒毕露，其中《正统图说》篇云：“夫说正统者必明其正之不可以绝”，“若其始不得其正则其一天下者乃所以害其正天下者，而正统尤于是而特绝，此吾所以为正统之论也”，这里邱维屏直斥清统治者不是正统而且把满清入主中国视为“是故正统者有时而绝者也，其不正而统者吾必名之曰纂统”。邱维屏对清统治者的强烈不满情绪跃然纸上。这书当时被禁毁是情理中的事。龚鼎孳撰的定山堂诗集43卷，清康熙12年刻本，《清代禁毁书目》273页：“诗中亦多语句愤激，应请销毁”。存目书如：(明)湛若水撰的湛甘泉先生文集32卷，清康熙20年刊本，(明)胡缵宗撰的鸟鼠山人遗集、鸟鼠山人小集等，诸多书目均不见著录，因其流传不广，这些书也是很珍贵的。 [作者简介] 李古寅，河南省图书馆。 原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9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