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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纪略 宋昆山 郑竦撰 附明郑开阳杂著卷六安南图说后 交阯文库[1]笔者据四库全书手抄本 郑竦，昆山人。历仕朝散大夫、知泰、邵、韶三郡。景定中，奉敕经略桂岭，封昆山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奉祠里居，谦和乐易，不与物忤，未尝见其疾声邃色，人称为吉人，年八袠余。著有《奏议》、《退耕集》、《五经衍训》等书。 郑竦不见《宋史》等书，《中国人名大辞典》亦不载，其书附于明人《郑开阳杂著》、《安南图说》后，题曰《郑韶州纪略附录》，向无单行本，故亦不为世人注意。书仅四、五页，一千三百余字，中有数段文字实抄自北宋宋镐之《行录略》，今举出于下： “国城中无居民，有竹舍数十百区，以为军营。酋府门曰‘明德’……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枪、竹枪……其地多暑、无寒气，至冬犹夹衣挥扇。我使者往，酋必拥马出城，展郊迎之礼，敛容侧身，问皇帝起居毕。按辔偕行，时以槟榔相馈，马上食之。既拜受诏，张筵饮宴，酋自歌侑酒，又出临议为娱宾之游，跣足持竿，入水标鱼，每中一鱼，左右皆叫噪欢跃，以为乐……” 中间或改易数字，然其源出于宋氏，此可与今《宋史·交阯传》中所引《宋镐行录略》覆按也。郑氏谓“我使者往，酋必拥马出城”云云，按此为黎桓迎宋镐，故镐记之，宋使者往，亦非每人均亲出郊迎。且跣足持竿入水标鱼以娱宾，兴之所至，黎桓偶一为之，亦未闻李朝诸帝有此事也。 然此书颇有价值，如述木夹文书、衣服、抵鸦、婚姻、刑法、仕途、内外官职、兵制、土产、气候，皆可考见南宋时安南社会制度。其论婚姻云： “上巳曰，男女集会为行列，结五彩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驰’，女受驰，男婚以定。” 此种飞驰，近乎旧小说所写之抛彩球。又其国畜养奴隶，官僚以生口(活人)献其酋。而奴隶多为我中国人，且有定价，操是项贸易者为两广嵠峒土人，殊可骇异。又云： “又其地土人极少，半是省民，南州客旅，诱人作婢仆担夫，至州洞，则缚而卖之，州洞转卖入交人，取黄金三两，有艺能者倍之，知文书者又倍之。面缚驱行，仰系其手，俾不省来路。既至其地，各认买主，为奴终身，额上皆刺字，妇人则刺胸乳，拘系严酷，惟恐逃亡。” 南宋时中国人在安南刺字后，为奴终身，至明代中国人被掠卖，有被阉为宦官，服役安南朝廷者矣。文中又云： “其人少通文墨，闽商附海舶至者，必厚遇之，因命之官资以决事，凡文移诡乱，多自游客出。相传李氏之先曰“公蕴”者，亦本闽人。……又有秀才、僧、道、技术及配隶亡命，逃奔之者甚众。” 优待闽人，至命以宦，则李朝诸王重乡谊，优待同乡故也。配隶亡命，以安南为逋逃薮，宋明之季国人不甘受异族压迫统治，载财物乘海船集体逃入安南者数尤庞大。秀才、僧、道、技术，因国内生计无着，就食其地者，至清代道光时尚然。闽舶至越南者藉贸易风之便，每年何至数十百艘，而每艘必满载秀才、僧、道、医、卜、星相技工之徒，皆由闽省山多田少，经济困难，故向南洋各国谋生，此辈即早期华侨也。而安南因历史上李陈诸王均为闽人，故闽人往者尤众。即越南亡国时其尚书陈践，诚亦闽人也。故安南虽自独立后，上自统治阶级，下至三教九流奴隶，多为中国人，而与闽人血统关系尤密切，惜国人素少注意耳。 书中又称： “所产无纸笔，往往求之省地。不能鼓铸泉货，纯用中国小钱，皆商旅洩而出者。” 此为宋代之情形，所谓省地，指今广东广西两省而言，安南后世亦未尝不产毛笔、竹纸，惟不佳耳。不能鼓铸泉货，则不确，黎桓于981~988年已铸有“天福镇宝”钱，背面有“黎”字，余亦藏有一文，为最古之安南钱。李朝未始不谙鼓铸之法，惟国中缺铜，故铸者少耳，不特李朝用宋小钱，即陈朝交易亦用唐宋时钱，七十文为一百，七百文为一贯(见《安南志略》卷十四)。至后世则安南钱如景兴、光中、嘉隆、明命等钱，大量流入中国，我国人习用而不察，误为中国钱矣。书中又称“国城中无居民，有竹舍数十百区以为军营。”初颇疑：堂堂交州名都，何以竟无居民？后乃悟此宋镐指黎桓时国都“华间洞”(今东京宁平省、黎平县、河内南约180里)而言。及李公蕴因华闾城狭隘，迁都大罗城，改为升龙城，遂为安南历朝故都，即今日之河内也。大罗城中唐安南都护府旧楼旧额，南宋末年尚存，实为我国古代所遗留之珍贵纪念物。 书末称“李氏自公蕴而后，历传至今昊旵，凡八世。”则此书似作于宋宁宗嘉定时，为宋人记安南之仅存者。民国二十一年国学图书馆影印写本《郑开阳杂著》本，校雠不精，脱衍颠倒讹误凡20字。《四库全书》本尚无此失，尝手抄一本，以实交阯文库。 越峤书二十卷 明宜山李文凤撰 清抄本 交阯文库藏现代油印本6册，有笔者题识： 李文凤字廷仪，自号月山子，广西宜山人。明嘉靖四年(1525)解元，十一年(1532)进士。授大理评事，迁少卿，历官广东、云南佥事。以足疾归，归十余年乃卒。十九年(1540)安南莫登庸之降，文凤实监粤之右军，会有亲服去，不及见开关受降议。文凤简亮自任，不事声华博学广识，于书传外，更勤咨访，著有《越峤书》二十卷，《月山丛谈》四卷。 嘉靖初安南莫登庸(广东东莞人)篡黎氏自立，改元明德。廷臣以安南不贡已二十年，乃议兴问罪之师。廷议反复数年不能决。李氏以安南建置兴废之由，散在载籍，而难以稽考，乃为此书，盖成于广东按察司任内。 书凡二十卷、《也是园藏书目》作三十卷，非也。李氏以安南为越之荒峤，故名曰《越峤书》，而《千顷堂书目》八，《明史·艺文志》二，均作《粤峤书》，“越”、“粤”两字相通。李氏自述其诠次之叙云： “始之以舆地、风俗、物产者、原民生也。继之以书诏制动者，重王言也。继之以编年、立国始末、制度者，纪其实也。继之以书疏移文者，尽其详也。继之以表笺者，见服役于中国也。继之以文赋诗词及国臣妾，凡有一善，亦得备录者，见一方元风俗好尚义恶也。合而名之曰《越峤书》。” 所纪安南事迹，内容与黎勋《安南志略》多相同，盖以黎氏《志略》为蓝本，而增入明初至嘉靖间事，故此书亦可改题为《安南志略补》。内容丰富，所收明代安南史料，极为详备，可补《明史·安南传》之缺。永乐平交所颁机密动谕，多为《明太宗实录》所未载，尤可珍贵。为研究安南史最重要之参考书。朱竹垞称其“有伦有要，外史邦国之志，斯称善矣！”惜400多年来未有刊本。 安南黎莫之争历百余年，国人不辨是非，或发为袒黎拒莫之论，惟李氏最具卓识，其言曰： “自昔黎利盗口我土地，戕杀我官军，滔天之罪，我祖宗(指明宣宗)赦而不诛，恩至大矣。为利者不思输诚悔罪，乃外为臣服，衷怀不轨，潜号改元，以与中国抗衡。其子若孙、辄有二名……。其正名以事天地神祗，播告国中，伪名以事中国，以示不臣。……是故登庸文子，在黎氏虽有篡国之罪，在中国则有讨贼之功。忘其功，而录其罪，是詈猎师以哭虎也。何以服其心哉？” 此与后广西巡抚陈大科所言“蛮邦易姓如奕棋，不当以彼之叛服为顺逆，止当以彼之叛我服我为顺逆”同为名言。嘉靖十九年(1540)十一月莫登庸率从子文明等入镇南关(今友谊关)，囚首徒跣，匍匐叩头坛上，进降表，拜上土地军民籍，请奉正朔，永为藩臣。帝命削“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授登庸都统使，秩从二品银印。旧所僣拟制度，悉除去。而鞭长莫及，莫氏自帝国中自若也。然较之清高宗之征安南，以扶黎讨贼为名者，一反而为扶阮(新阮)灭黎，出尔反尔，自欺欺人者远矣！ 此书因无刊本，国内外流传者均为抄本，展转传抄，错误百出。余在北图时所见者为抄本胶卷，阅时诸多不便，甚费目力。曾托琉璃厂书友代为购求，10年而不遇。后在厂肆见此油印本6册大喜，惜标价10元，嫌其贵而犹豫。亡友向觉明先生在旁，以为今日不买机会一失，将贻后悔。乃狠心购之，成为交阯文库所藏珍本之一。此油印本不知出自谁手，错讹满纸，不堪卒读，张辅《平南献俘露布》脱文二页，有的留有小空白，脱衍讹误，改不胜改，只校对数十页而中止。 此书据说有万历间宜山刊本，为董康旧藏，恐不可信。《四库》入存目，流传极少。 法国葛斯拜唐E.Gaspardone于1930年将李氏自序及卷一之一部分，译为法文，仍名曰((越峤书》(Yue Kiao Chou)。 永乐交阯总志三卷 明不著纂修人名氏 1932年法国远东学院河内铅印本 1949年交阯文库抄本一册 明永乐《交阯总志》三卷，为明代永乐五年(1407)后新设立的交阯布政使司所修的地方志(其辖境相当于今越南的北方)。不载《明史·艺文志》。在国内亡佚已500多年。法国人1932年在越南河内出版时，误题为《安南志原》。北京图书馆因其法文书名与法文长篇考证，分类编目时，被编入西文书目中，其他图书馆罕有藏本，因此，国内知有此书者极少。 原书不题作者名氏。近人或据法国人研究考证，以为明末清初桂人高熊征所编。按书前《总要》部分，确为清广西思明府儒学教授高熊征所撰之《安南志纪要》。高氏自序称因综《省志》(指《广西通志》)及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李仙根《使事纪要》二书，纂成帙。题曰《安南志纪要》。故书末仍附李氏、谷氏原文各一段。其书叙述中越史事，至清康熙三十年(1691)调解黎莫之争止。内容简略，殊不足道。高氏书今亦难得，惟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清康熙刊本。封面书《安南志》醒目三大字，卷端题《安南志纪要》。卷首有康熙三十年(1691)闽人黄良骥与高氏《安南志纪要》两序，次高序《安南志》原序一篇。盖此书高氏原名《安南志》，后改名为《安南志纪要》。今此河内本无《纪要》，黄、高两氏，只录《安南志》原序一篇。法国汉学家《秦代初平南越考》之著者鄂卢梭L.Aurouseau与葛斯拜唐E.Gaspardone遂误认书名为《安南志原》。不知《安南志》原序者，即高氏原来之旧序，非《安南志原》之序也。读错书名，乃成笑话，且永乐帝既改“安南”为“交阯”，官书自不当再称安南，亦可见改题者之无识。 《总要》引用清人著作，又称清朝为“本朝”。而全书又均称明朝为“国朝”，明军为“官军”，元朝为“前元”。若果为高氏，一人手笔，前后不当有此矛盾。谷应泰原文后，紧接“建昌府”，不伦不类，文气不接，使读者惊异。经仔细研究，乃知建昌府以下其余部分，为明初记载交阯各府州县之总志。大概就是明丘濬《平定交南录》所称之《交阯郡志》。考明《文渊阁书目》有《交阯总志》、《通志》两种，而此本数次引用《交阯通志》，知此书名，应作为《交阯总志》，而不是《安南志原》。 明永乐十年(1412)、十六年(1418)，曾两次颁降《修志凡例》。交阯以重新再入中国版图，亦奉命纂修。今此本内容为：“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21类，与十六年本凡例全同，不过此本首卷建置沿革部分，建昌府前，已有少数缺文，卷末又缺诗。其中古迹一项，十年本凡例，又细分“城郭故址、宫室、台榭、陵墓、关塞、岩洞园池、井泉、陂堰、景物”，与此本相同；惟缺“台榭、陵墓”，多“津渡”，改“关塞”为“关隘”。书中几次提到“仅依凡例”云云。故此书体制完全以当时两次颁降凡例依据。不过“军卫”后新增“战伐勋绩”、“守御勋绩”而已。书中两次引用《永乐十五年须知册》，叙事至永乐十七年(1419)止。知其纂修于十七年左右，可能出于当时掌交阯布政司、按察司事，受交民爱戴之黄福等人之手。书中大量引用当地17府州县之档案、调查报告。故法文书名页上方题为Colleetion de Textes et Documents sur Lindochine《印度支那正文与档案汇编》。中间题为Ngan-nan Tche yuan.《安南志原》。两百余年后之高氏，以一普通教官，岂能窥见此类明代档案、文书？本书资料丰富，为研究明初交阯地方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方面不可缺少之书。如设立大小衙门837。城19。堡20。学校161(内府学14、州学34、县学113)。急递铺(驿站)374。桥梁335。寺观、祠庙861。旧于东关县沪江东西对岸，舟楫摆渡，间阻于风波，英国公张辅始创建浮桥，以利交通。又附有当时露布、榜文之原件等，有几篇为《明太宗实录》所不载，均为极有价值之第一手资料。 根据以上分析，知河内本所谓《安南志原》，实由两书拼接而成。《总要》部分1.3万余字，全为高氏《安南志纪要》原书。其余三卷5万余字，完全为《交阯总志》。高书为私家著述，与《交阯总志》为官书，性质不同，内容又异。竟被移花接木，将两书硬接，合而为一，殊为鱼目混珠。可能原书为抄本，抄写者将两书抄订在一起，逐混为一编。故应一分为二，再分开为两书，以各还庐山真面目。 明宣德四年(1429)杨士奇编定的《文渊阁书目》新志“往”字号第三厨书目，著录《交阯通志》、《交阯总志》及交州府等十六府《府志》(十七府中缺《谅山府志》)，有的篇幅较少，则合两三府为一编，如《建昌、镇蛮二府志》、《奉化、建平二府志》、《新平、顺化、升华三府志》一册，又《广威、嘉兴、归化、宣化、演州五志》一册。各书未评卷数、纂修人及版本，有的可能为原本或抄本。宣德与永乐时间极近，故称“新志”，旧藏北京大内，均早亡佚，实为可惜。明初永乐方志，国内存者寥寥。惟此《交阯总志》虽为法国人妄改名目，幸而尚存，真是凤毛麟角，稀有珍本矣！ 此书河内出版，故越南学者见者较多；但直至最近越南著名史学家仍相信葛斯拜唐的考订，以为是高熊征的书，这显然是错误的，并且说成是“明代高熊征的《安南志原》，于清初成书”。高氏仕于清康熙末年，离明之亡已六七十年，岂能称为明人？4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始终不明此书之真相，以讹传讹，故有阐明说清之必要。 现在研究越南史者，一般都感到缺少有系统的专书。自汉、唐至宋、元，我国纪载交州史地之著作，多至40余种，但几乎全部亡佚，现在流传较广的元黎崱《安南志略》二十卷，为日本人清光绪十年(1884)，在上海铅印的乐善堂本，错讹极多。而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舛讹脱漏，更为荒唐。明嘉靖间，广西李文凤的名著《越峤书》二十卷，国内始终无刻本，只有抄本流传，错误也极多。与此永乐《交阯总志》，为研究越史者最重要之3部参考书。 1949年交阯文库借得北图所藏河内印本，抄录全部，多年来只知其资料之可贵，不知其为《交阯总志》也。后来托施廷镛先生从南京大学图书馆抄得康熙刊本高熊征《安南志》即《安南志纪要》，仔细比较，乃发现河内印本《安南志原》实为高氏《安南志》与永乐《交阯总志》两部书，被误订在一册，而又误题书名为《安南志原》。曾在《交阯总志》抄写本末，写有一跋，以记发现之经过。 拙文《永乐<交阯总志>的发现》，1981年刊登于《兰州大学学报》。北图老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来信称“大作指出河内本《安南志原》书名之误，发现后三卷保存了明初永乐年许多原始史料，这是一大功绩，值得撰文宣扬一下，最好能引起学术界出版界的重视，将此三卷重印一下，广为流布。” 1993年7月越史专家郑州大学戴可来教授来信说：“我在越南的《东南亚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介绍您《永乐<交阯总志>的发现》，引起越南史学界极大的兴趣，他们对您的研究成果，十分钦佩。”戴教授又说《安南志原》书名之误，并非始自法国人，而是《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作者就已搞错了。1979年在北京审定《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时，笔者就提议将此难得的现存唯一交阯地方志收入。当时顾虑到有关外交，未能收入。现在《续编四库全书》时，自当将此书与《越峤书》一併出版，以供研究越史者之参考。 注释： [1]交阯文库为作者私人藏书斋名。 [作者简介]张秀民 研究馆员 北京图书馆 原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