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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与古籍整理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话题。我国是有着五千年连续文字记载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在当今世界焕发勃勃生机的发展中国家。一部“二十四史”，记载了以往历朝历代的兴衰存亡;大量的文献典籍，丰富了今人对古代社会的了解和想像。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传播的，古籍作为我国几千年文明的主要载体，在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随着当前我国媒介技术及媒介产业的迅速发展与变化，古籍整理的内涵和作用也在发生变化。本文尝试运用传播学有关理论，着重从媒介变化与当前古籍整理的关系角度，对我国古籍整理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抛砖引玉，希望以此引起社会上关心古籍整理出版的人士的关注。 一、传播媒介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与古籍本身一样，总是要依托特定的传播媒介去进行。媒介原是指一种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一块龟甲本身不是媒介，当古人在它上面刻上占卜的文字以后，这块龟甲就成了媒介。我们知道，从媒介及其变化看，人类传播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以语言为媒介的口头传播;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字传播;以书报刊等印刷品为媒介的印刷传播;以广播电视等为媒介的电子传播;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络以及多媒体技术为媒介的网络传播。这个进程是人类使用的传播媒介因技术的不断创新而不断丰富的历史，也是社会信息系统不断发达、不断趋于复杂化的历史。美国新媒介学者罗杰斯认为新媒介并不是自发地和独立地产生的，它们是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产生的。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会去适应并继续演进，而不是死亡。不同的传播媒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依次叠加，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能力随着媒介的改良与发明而增强，传播活动的形式也随着媒介的发展而改变。 古籍指的是古代的书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或主要传播媒介。古籍整理是指一种方式或过程，是运用版本、目录、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考古等多种专业知识以及特定的媒介乎段，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古籍进行整理和传播的综合过程。古籍整理的历史可以理解为是同一文本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媒介所承载，并被不同时代的语言文化所解读和诠释的历史。当司马迁阅读《诗经》时，接触的可能是沉甸甸的竹简;宋人可以读到轻得多的手工印刷书;现代人很容易读到印制精美的机器印刷书，今天的读者则常常通过鼠标在网上点击浏览“电子书”。《诗经》文本中的词语还是那些词语，但随着传播媒介的变化，这些词语所承载的意义也就可能随之发生微妙而重要的演变了。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接触到某一种具体媒介之后，才能进而接触到媒介所承载的语言文本，并按照当时的语言文化概念去理解和阐释同一文本内容，从而产生新的文化现象和文明。 随着我国历史上传播媒介的不断变化和进步，古籍资源的积累愈来愈丰富，传统文化之河源远流长，绵绵不绝。据统计，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大约有15万种，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文化的载体从龟甲、牛骨、钟鼎彝器，到石鼓、石碑、竹简、木版、丝帛、纸张，到广播、电影、电视，以至现在的电脑和网络，等等。由于载体的不同，相应的工艺也发生了变化:从手工篆刻、抄写，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到现在的激光照排、机械印刷，以至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承载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大众化和多元化开始由于受媒介条件的限制，只能作一些简单的记录，记录重大的事件，如通过占卜记录特殊的天象、战争、灾难、年成的丰歉等等。到后来，载体变化为文字作品的大量出现提供了方便的技术条件，于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到十三经、二十四史，到四库全书、四部备要等大型从书、类书;再到现在何年出版上万种图书、几万种音像制品以及越来越多的电子出版物。文化从过去只有少数特权阶级和阶层的专有物变成越来越被广大受众所掌握的精神食粮，今天的社会进入了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发展阶段，古籍整理也融入到这个时代潮流之中。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