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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提出一系列崭新的文献整理观，以训诂学问为根基，综合运用西方新学问取得了卓越成就。[1]在研究《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古籍的过程中，他一扫历代诸儒布下的迷雾，戳穿圣人的点化，激浊扬清，正本清源，恢复了古典原貌，阐发了新义。 一、创建《诗经》新训诂学 首先，闻一多对《诗经》训诂学史作了总结性的概括。他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2]（p214），在这里，他初步将整个《诗经》训沽学史划分为4大阶段，并一一指正了各时期的缺点。它与今人夏传才的“五分法”大体吻合。[3]虽然闻一多未能进一步归纳出《诗经》训诂学发展史的一般规律，但是，他基于《诗经》训诂学史的考察，而得出的整理古籍的“三项课题”和“真善美相统一”的训诂标准，为《诗经》训诂学史的发展开拓了新路。[1]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对长期存在的语言研究和艺术研究、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背离的难题，闻一多提出了独到的解决思路:他的“三项课题”(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集小学、诗学、史学和社会学于一体，既抓住中国古代语言的诗歌特色，又未放弃诗篇的社会功能及史料价值，此点是他对《诗经》训诂学的最大贡献。而“真善美相统一”的训诂标准更确保了在这一思路引导下的实际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对一些在训诂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范畴和概念，如“孔子删诗说”、“孔子兴观群怨说”、“孟子以意逆志说”等，他都展开论证。尽管所论只言片语，散见诸篇，但要言不繁，足以警示后学。 最后，就训诂专著而论，闻一多的《诗经新义》共有23篇，以《周南》、《召南》各诗中36个多次出现的词语为单位进行详细考释，纠正了前人谬误多处，并提出了新说。[2]（p258-289）如“素丝”一词被经文引用达6处，在驳正了旧的传笺注文后，他通体施训，求出“素丝”通义当为“礼之束帛”。[2]（P268-271），又如，“它、沱、(差)池、柁”都是从“它”旁的近体字，他就将其合成一项，依形训义，集体得出诸字都含有“二”这样一个不易察觉的引申义。[2]（P272）以上做法颇似编撰《诗经》词典。今人董治安撰写《诗经词典》，从体例到内容，都曾受益匪浅。 另外，在已刊者《诗经通义·甲》中，收有《周南》9篇、《召南》8篇、《邺风》4篇.每一诗篇为一个解说单位，训诂的同时还间著篇义。[2](P289--383)《诗经通义·乙》体例近似甲本，所整理的篇章除《国风》外，还有《小雅》17篇，共计有172篇，份量很大。[4](P3--453)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