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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记即古人撰写的旅行笔记，产生于魏晋间，原来主要记载僧人赴西域天竺等地巡礼 求法的行程见闻。至南北朝，人们又以这一体式来记述各式各样的行旅——僧人用来记西行 求法，使臣用来记行程道里，奉命交聘者用以记外交通聘，从驾征行者用以记征途行役…… 形形色色的纪行著述，都属行记这一大家族的品种。至于唐宋，行记创作步入了全面繁荣时期，不仅涌现出很多“记传”体的纪行著作，而且出现了像《来南录》、《往五台山行记》 这样的单篇作品，二者并行于世。它的内部也进一步分化，出现了一些变种。唐宋间的部分 行记，如《大唐西域记》、《郴行录》、《北行日录》、《入蜀记》、《北辕录》等还吸收 游记的写法，写景抒情，文笔生动，议论横生，文学性、思想性增强，行记出现了与游记融合的趋势。发展至此，行记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已极其变，故此后的元、明、清、近代，行 记的发展便已停滞，以沿袭唐宋旧规为主了。因此我们研究和整理行记的重点，也应当放在 唐宋以上。 “行记”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此间很多纪述行旅的作品，多以“行记”为名，《隋 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著录颇多，计有佚名《江表行记》、姚最《序行记》、《魏聘使行 记》、《李谐行记》、李绘《封君义行记》、薛泰《舆驾东行记》六种，皆称“行记”，少 数作“行传”、“游记”，名异实同，如《慧生行传》、刘师知《聘游记》。此外，还有作 “ 记”、“传”、“志”者，如智猛《游行外国传》、戴祚《西征记》、张骞《出关志》。 行记只是对记述行旅作品的总称，它并不是无差别的整体。行役的目的、背景、地域不同， 作品的构成要素与内容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宋元书志对行记的分类很混乱，至郑樵《通志· 艺文略》，始明辨其流别。他首创三分法，将宋以上行记区分为朝聘、行役、蛮夷三大类。 参考郑氏所分，可将其分为三大类型，记述中外交通的，称外国行记，记载中原王朝与边疆 四裔政权交聘活动的，称为交聘记，其余记国内交通的，称为行役记。 《隋志》共著录外国行记10种，即法显《佛国记》、智猛《游行外国传》、张骞《出关志》 、昙景《外国传》、法盛《历国传》、《交州以南外国传》，慧生《慧生行传》、程士章《西域道里记》、佚名《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诸蕃国记》。据姚振宗《隋志 考证》，诸书均属行记。《隋志》所载仍欠完备，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 章《南北朝释教撰述》共考得晋人撰述7种、北凉4种、刘宋4种、北魏3种，共18种，中有僧 人行记，但不录晋宋以后著作。以上二家去其重复，共得24种。实际数目远不止此，当时外 国传志种类繁多，有道里记、风俗记、游方记、异物志之类，写法各异，其中道里记、游方 记均以行役为背景，这样的著述决不会止于一种。次说行役记。此类著作《通志·艺文略四 》著录30部，其中收录并不全。据考，晋、宋、陈、隋间有郭缘生《述征记》、《续述征记 》，戴祚《西征记》、《宋武北征记》，裴松之、徐齐民、孟奥、伏滔四家《北征记》，伍缉之《从征记》，丘渊之《征齐道里记》，沈怀文《随王入沔记》，薛泰《舆驾东行记》， 姚最《序行记》，诸葛颍《北伐记》、《巡抚扬州记》(《隋书·诸葛颍传》有《舆驾北巡记》、《幸江都道里记》，疑为此二书之异名)，卢思道《西征记》，共16种。交聘记晋以 前很少见。南北朝中后期，南北通使日渐频繁，留下的交聘朝觐记录也颇多。《隋志》视为 地理书，两《唐志》因之，郑樵始别为一类，自梁刘师知《聘游记》至宋人《轺车事类》共 37部。《隋志》著录《李谐行记》、《魏聘使行记》、李绘《封君义行记》、蔡允恭《并州 入朝道里记》、《江表行记》、《朝觐记》、江德藻《聘北道里记》、刘 师知《聘游记》、姚察《西聘道里记》。又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考《隋志》所载《 朱崖传》为“伪燕聘晋使盖泓所记”，亦属此类。 通计以上，先唐古行记共得50种。除《法显传》、《宋云行记》已经整理外，其余均未经系 统的整理，多有佚文见于唐宋类书、地志、史注、笔记、小说、文集，可予辑复。 唐代行记种类增多，单外国行记就有三个小类。一为僧人行记，唐宋书志及《大正藏》著录 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义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 常愍《历游天竺记》、悟空《入竺记》。《崇文目》卷二“地理类”著录《西域行记》 一卷，叙释、撰人均佚，佚文亦极少，疑为唐人某西域行程记的简称。又有伯3936号《印度 地理》，敦煌残卷。二为奉使外国行记，记载唐五代官员出使西域、南海等外国的经过，有 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章僚《海外使程广记》3种。三为外 国僧人所撰来华行记，叙其在中土的巡礼求法经过。计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真人元开 《 唐大和上东征传》、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珍《行历抄》4种。另有内容比较特殊 的作品，如杜环《经行记》、敦煌文书中发现的4种《往五台山行记》。通计以上共得19种 。第一、三小类均有人作过整理，第二小类的3种则仍未有辑本，可予辑复。 第二大类是唐人奉使边疆四裔诸国的旅行记，共考得14种。较早的有韦机《西征记》。中唐 以后作品渐多，《新唐志二》“地理类”著录顾愔《新罗国记》，张 建章《渤海国记 》、《戴斗诸蕃记》，袁滋《云南记》，窦滂《云南行记》，徐云虔《南诏录》。《郡 斋读书后志》卷一“伪史类”、《宋志三》“地理类”著录韦齐休《云南行记》。《直斋书 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赵憬《北征杂记》。又《新唐书·李宪传》载，李宪也撰有使 蕃行记，名《回鹘道里记》，记使程。《册府元龟》卷五六0载， 田牟有《宣索入 蕃行记图》一卷。牟大和间曾为入吐蕃使，会昌时任天德军都防御使。天德军地当入北蕃要 道 ，主帅负有维系唐蕃交通的重任，其所撰行记内容不外唐蕃使事。“行记图”虽为地图，其 文献依据却应是题田氏撰的行记。五代作品有后晋彰武军节度判官平居诲的《于阗国行程记 》。上述作品以外，现仍稍完整者为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见《全唐文》卷七一六， 所录仍不完整，《旧唐书·吐蕃传下》叙刘元鼎使事，有一段关于黄河河源及入吐蕃驿道的 记 载，为《全文》所不载，疑原出刘书，可补刘书之阙。另《新唐书·地理志六》（上山下雋）州、姚州二目注文保存了贞元十四年内侍刘希昂等入南诏的使程记录，其所据即唐人所撰出 使云南行记，《志》中注文即此行记之梗概。 既不写巡礼求法，也不记交聘，专载唐人在国内游幕、迁贬、奉使等旅行活动的作品，属行 役记，遍查载籍，共得14种。较早的为韩琬《南征记》，10卷，《新志二》“杂传记类”， 《通志略四》“地里·行役”著录，从所居部类判断，为述使事的著作。唐前期惟一可以考 知者即韩琬此书。唐后期，同类著述日多，最有名且最完整的是李翱《来南录》。次有房 千里《南行录》，李德裕《南行录》，王仁裕《南行记》，张氏《燕吴行役记》，韦庄《蜀 程记》、《峡程记》，王仁裕《入洛记》，胡峤《陷虏记》，范质《晋朝陷蕃记》。此外还 有两种“记列道路”的作品，一是《新志二》“地理类”署名韦述的《两京道里记》，据佚 文，内容为两京道路、名胜古迹、馆驿程途之类；二是孙樵《兴元新路记》，这篇驿路记系 作者根据其在汉南至长安道上的行役经见写成，从内容与写法看，属行记体。又《崇文目》 卷二“传记类下”有《王氏东南行记》1卷，叙释、撰人均佚，他书亦不见征引，疑即王仁 裕《南行记》之简称。 后两大类之书近三十种，大都未经系统的辑录，佚文散落在唐宋元明载籍者不少，在这方面 留下的整理空间仍很大，可据文献辑复。 宋代僧人所撰行记数量锐减于前，现存作品仅纪业《西域行程》1种。行役记虽多，但多收 录在时人文集或其他文献中，散佚较少。最值得花大气力去做的是出使四夷的使蕃行记，具 体数目不详，晁《志》、陈《录》、《玉海》、《 宋志》、《通志略》各有著录但仍欠全面，《日下旧闻考》卷三七亦有著录，部分可补旧志 之 阙。此书将其分四类，一曰“当时纪行之书存于今者”，有王曾《上契丹事》、富弼《 奉使录》、许亢宗《奉使行程录》等6种；二曰“多轶不传”者，有路振《乘轺录》、宋敏 求《入蕃录》、范镇《使北录》等18种；三曰“散见于《北盟汇编》而未必全至者”，有 赵 良嗣《燕云奉使录》、沈琯《南归录》、郑望之《靖康奉使录》等8 种；四曰“仅留其目， 并作者姓字皆佚者”，如《皇华录》、《南北欢盟录》、《使北录》等12种，通计4类，共4 4种，中多溢出宋元书志者。外加前述宋元五志所著录者，总数更大，散佚亦多。 总结以上，初步估计唐以前行记可辑者约50种，唐代30种左右，宋代目前无法精确估算，估 计总数可能超过宋以前所有时代，三个时段可以收集的行记当在百种以上。 由此可见行记这类文献散佚的严重性。追溯此中缘由，不外两个。一是古人认为它史料价值 高而文学价值低。晋唐两宋行记多行程道里、山川风俗，异域闻见，与时人对文学的广泛爱 好相 悖，故世人并不怎么重视其书。大部分行记问世以后，历代都少完整传录，仅史家与地志家 著撰史书地志时取作史料，或据以从事考证。这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先例，杨衒之著 《洛阳伽蓝记》，只是在叙及洛阳闻义里宋云宅时，感于宋云等人西行事迹可嘉，遂顺便述 及其行记，用的是转述方式，并未严格照录原文。唐贾耽著《四道记》，杜佑作《通典》， 樊 绰撰《蛮书》，采用前人或时人行记(如杜环《经行记》之类)时的处理方法与此类似，或掐 头去尾只作摘录，或予以转述。此后欧阳修作《新五代史》，范成大作《吴船录》，元人修 《宋史》，纷纷效法，节录《使于阗记》、《使高昌记》、《西域行程》等书，极少有完整 传录者，这是造成行记亡佚的主要原因。另外也与行记作者卑微的身份地位有关。晋唐两宋 间许多行记的作者都不是高官显宦，名不彰闻，财力又乏。书成之后，社会既不怎么重视， 他们本人也无力刊布，因而众多行记亡佚殆尽。 行记整理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也不容乐观。自唐宋以来，人们关注的重点一直是西域南海行 记，严重忽视其他类型的行记。因为这类作品行役范围远涉异域，所述为国人所未曾见，境 界 奇绝，年代久远，加之所叙极真实，有时反较官书为可信，史料价值比一般载籍要高。这使 得最重视行记的都是史家。史家虽研究行记，然也主要是据以证补笺释正史中的四夷传或外 国传，在文献征引上都是节录删述，各取所需，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从来没有人考虑过全 面辑 录校证行记之事。清嘉道以来，学风丕变，治学重点由一般经史转移到西北史地，此类行记 派上了大用场，丁谦据僧人西行记以笺证晋唐八史，以后各家顺着此路走下去，主要围绕《 法显传》、《宋云行记》、《大唐西域记》、《经行记》等书作笺释，王国维、罗振玉、冯 承钧、张政烺、季羡林、范祥雍、章巽、周连宽、杨建新、郑炳林等 都有著作，百余 年来参与此事者多达三四十人，常见的著述多达二十余种，至于笔者所说的交聘类行记、行 役类行记，则用力甚少。这种情况也为我们的辑复工作创造了良机。 古行记的辑校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辑出的文献可为将来开展行记的文学研究奠 定坚实的史料学基础，也为人们从事古代笔记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史源，为散文文本研究提 供 了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代笔记的著述方式，清理行记与正史纪传、僧传、外 国传志、古地志等史部著述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次，也为学者从事文史考据提供了一份十分 稀见和难得的新史料。随着古代文史研究的深入持久开展，人们越来越需要拓展研究空间， 转换研究视角。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就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古行记属历史地理类著述 ，其书历来以博物著称，以此而为考据家所必稽，它的史料性质，正在于跨学科和综合性， 可见古行记的辑录工作，是非常适应这种学术新变之大势的，这项工作亟待开始。 原载：《古籍整理》2005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