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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一年写定《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四种。 师友琅邪馆是我读书之处。少年时候，最钦服邴曼容为人，其后筑宅，因取杜牧《长安杂题长句》“九原可作吾谁与，师友琅邪邴曼容”之意，建师友琅邪馆。中年以后，更羡慕王述。《世说》记谢万见述，直言曰：“人言君侯痴，君侯性自痴。”述答：“非无此论，但晚令耳。”因此又题书斋为晚令斋。 民国二十九年，《读诗四论》出版，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一种。是年又取《史记考索》及旧著《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付开明书店，是为第二种、第三种。此外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于民国二十一年完成，中经删订两次，拟重行写定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读元杂剧四论，已完成《元人杂剧及其时代》一篇，尚待续写；连同未经写定的《晚令斋集》，共为三种。关于这三种的手稿和书籍，大都寄存汉口，对日抗战尚未结束以前，固然不易取出，即是抗战结束以后，能否全部收回，亦不可知。所以这三种撰述底完成，遥遥无期，师友琅邪馆撰述第五种，只有另行着手了。 在写成《史记考索》的时候，我开始对于传叙文学感觉到狠深的兴趣。接着便拟叙述中国传叙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罅隙百出，眼见是一部无法完成的著作，所以只能写成一些纲领，从此束之高阁。在这个时期中，看到汉魏六朝传叙文学，尤其不易捉摸。除了几部有名的著作以外，其余都是断片，一切散漫在那里。但是即使要看这些断片，还得首先花费许多披沙简金的功夫。严可均底《全两汉三国六朝文》，总算是一种帮助，但是严可均所辑存的，不过百分之五，其余还需要开发。就是几部有名的著作，有单行本可见者，其中亦多真赝夹杂，仍需一番辩订考证的工作。不过中国传叙文学惟有汉魏六朝写得最好，忽略了这个阶段，对于全部传叙文学，更加不易理解。所以我决定对于这个时期的传叙文学，尽我底力量。 工作是相当地繁重，工具又是那样地缺乏，有时连最普通的书籍都不易获得。但是既经决定动手，便顾不得困难。最后总算在单行的著作以外，从断简残篇中给我搜获了四百余种的著作：有时只是一句两句，有时竟是万字以上的大篇。由搜获到钞集，由钞集到考订，一切都是一手一足之烈，没有人帮助，也找不到人帮助。“人言君侯痴，君侯性自痴”，真是值得玩味的言论。材料大体完备以后，工作便比较简单，但是这种工作仍是在艰苦的状况下完成的。 抗战以来，已经五年，这五年之中，尤其到了最近的一两年，整个的国家受到无数的危疑震撼。这个当然影响到人民底心理和生活。我们都在度着最艰辛的岁月，不过这是一般人共同感受的，姑不必论。 自从二十七年离别家庭，到达乐山以来，二十八年的冬季泰兴便沦陷了，全家在沦亡的境地挣扎，只有我在这数千里外的大后方。路途是这样远，交通是这样不方便，一家八口谈不到挈同入川，自己也没有重回沦陷区的意志。有时通信都狠困难，甚至三两个月得不到一些音耗。在我离家的时候，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两月，现在四岁了。听到他牵着邮差，打听父亲消息的故事，确是有些依恋。大的孩子已经失学，其余的只有暂入私塾，以免在不快意的学校里读书。故乡是另一个世界，但是我底家庭偏在这个世界里生活。杜甫说：“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在他已经呜咽涕零，在我只有不胜倾羡。 后方的生活也不见得高明。日减一日的是体重，日增一日的是白发。捉襟见肘、抉履穿踵的日子，总算及身体会到。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偶然一阵暴雨，在北墙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这些只是物质的环境，对于精神，原算不到什么打击。然而也尽有康庄化为荆棘的时候，只得把一腔心绪，完全埋进故纸堆里去。这本书便是这种生活的成绩。 著书只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有的人底著作，充满愉快的情绪，我们谈到的时候，好像看见他那种悠然心得，挥洒自如的神态。对于我，便全然两样。我只觉得是一份繁重的工作。这是一方田，一匹牛正拖着沉重的铁犁，在田里一来一往地耕着。套上绳索以后，牛便得向前，步伐尽管滞涩不堪，但是还得耕田。直到这方田耕完以后，才能透一口气，眼睛已经看到第二方田，那边还是要牛去耕。生活是不断地压迫着，工作也是不断地压迫着。 《读诗四论》出版以后，曾题一首：“弹指蔽泰华，冥心沦九有。小夫窃高名，君子慎所守。肯以金石姿，下羡蜉蝣寿！乾坤会重光，相期在不朽。”对于自己，这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其实僵化的蜉蝣，博物院里有时珍若拱璧，而流金铄石，何尝不是数见不鲜的事！欧阳修说：“今之学者，莫不羡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事情很明白，道理也简单之至，不过自己既经择定这一份工作，便得尽力去做。纵使对于旁人，未必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价值，至少在工作的时候，自己总是这样想着。民国三十一年五月，朱东润自序于乐山寓庐。 原载：《文汇》2006年5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