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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学研究这个问题上，从总体上来说，笔者是一个“今不如昔”论者。所谓“昔”，具体地说，是指清代。在我国经学历史上，清代是最为光彩照人的一章。清代学者在经学方面的著述，不但数最多，而且质量精，大有空前绝后之势。譬如阮元主编的《清经解》，王先谦主编的《清经解续编》，以及中华书局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十三经清人注疏》，使我辈后来者感到高山仰止，很难超越。 最近读到三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黄怀信主撰的《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下简称《汇校集注》)，精神为之一振，盖其书新意迭出，大有“无谓秦无人”之感。 西汉学者戴德纂集的《大戴礼记》，宋人有“十四经”之称，但由于此书缺乏整理，让人很难卒读。治《大戴礼记》者，以北周卢辩最早。隋唐学者，鲜有留心于此者。宋元学者虽然注意到此书，但多系旁涉，鲜有发明。清代朴学大盛，研治《大戴礼记》(含《夏小正》)者不下数十家，其著者有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汪照《大戴礼注补》、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汪中《大戴礼记正误》、俞越《大戴礼记平议》、王树柟《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孙诒让《大戴礼记校补》、戴礼《大戴礼记集注》等。由于清代学者的努力，《大戴礼记》在文字校释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遗留问题尚多，距离为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定本”、距离流畅可读，皆大有差距。此黄怀信氏《汇校集注》之所以作也。 《汇校集注》之佳处，概言之有三：一曰剖析源流，创为新说；二曰折衷群言，校订讹误；三曰荟萃众解，断以己意。下面依次论述之。 所谓“剖析源流，创为新说”，集中表现在《前言》中。《前言》论述了八个问题，依次是：一、《大戴礼记》的名目由来；二、《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的关系与异同；三、《大戴礼记》材料来源及各篇性质与时代；四、卢辩注本；五、隋唐及两宋传本；六、元明以下主要传本；七、宋代以来校注本；八、关于《夏小正》篇的传治。以上八个问题，覆盖了《大戴礼记》研究的各个方面。而作者对这八个问题的论述，可谓新意迭出。今拈出数端，与读者诸君共赏。 例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戴德《大戴礼记》和戴圣《小戴礼记》，由于《汉书•艺文志》均未著录，迟至《隋志》才有明确著录，这就为《大戴礼记》是否为戴德纂集、《小戴礼记》是否为戴圣纂集的疑窦埋下伏笔。前辈学者洪业先生据大、小戴皆今文经学者，而《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中乃有《逸礼》与古文经，“奈何自破家法”?遂倡为大戴(戴德)并未纂集《大戴礼记》、小戴(戴圣)并未纂集《小戴礼记》之说，详见其《礼记引得序》与《仪礼引得序》。此说风靡一时，至今犹有从者。这是治《大戴礼》者的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汇校集注》主撰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此说显然不能成立。因为洪氏之说，完全是受晚清以来关于汉代今古学两派‘互为水火’(廖平语)说之影响，不知汉代今古学之真正对立，是成帝发秘府，古文经再发现以后之事。而二戴所处之宣、元时代，今古文之壁垒尚未形成。而且即使是元、成以后，两派也并非势同水火。所以，以今《大戴礼记》和《礼记》中有古文，有《逸礼》，‘今古杂陈’，而认为其不似二戴所辑，同样不能成立。”最后得出结论：“《大戴礼记》确为西汉戴德所辑。”我认为，主撰者的回答是有说服力的。 又如，关于《大戴礼记》来历及与《小戴礼记》的关系，自晋以来有“大戴删后氏，小戴删大戴”之说，而《汇校集注》主撰者考证结论则为：“不惟小戴未曾删大戴，大戴亦未曾删后；相反，大戴乃在后仓基础上又有所增益；而小戴，乃墨守后仓所传而稍有‘损益’而已。”…… 再如，据郑玄《六艺论》，《大戴礼记》本为八十五篇，而今本仅有三十九篇，那么，另外的四十六篇哪里去了呢?传统的说法是“亡佚”了。问题在于，所谓的“亡佚”，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亡佚”呢，还是人们主观上有意舍弃的“亡佚”呢?如果是前者，那就让人感到十分惋惜；如果是后者，则不存在惋惜不惋惜的问题。千百年来，学者(包括敝人在内)普遍认为这个“亡佚”，是令人惋惜的“亡佚”，是一大损失，而《汇校集注》主撰者却改换了一种思维，即既然今本《大戴礼记》中的某些篇(如《哀公问》、《投壶》)亦见之于《小戴礼记》，安知亡佚之四十六篇不皆见之于《小戴礼记》乎?所以主撰者说：“其所以佚，盖因其文同而抄书者省之也。古者抄书不易，小戴书既有其篇，则于大戴无须更抄，故抄者省之，自是情理中事。不然，则何以佚其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而存其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第四十六至第六十、第六十二至第八十一，间杂错出，无有规律?《哀公问于孔子》、《投壶》二篇之所以两出，盖前者因与《主言》、《哀公问五义》诸篇同类；后者盖抄(或编)书者所好。或者偶失其检而复抄之亦有可能。”主撰者又援引清人陈寿祺《大小戴礼记考》云：“《汉书•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记》’。《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汉书•韦玄成传》引《祭义》……，其文往往为《小戴记》所无，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壶》、《衅庙》之互存而各有详略乎?”所以主撰者得出结论：“所以我们说，《大戴礼记》所佚四十六篇，主要为《小戴礼记》所有之篇。”实在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果然如此，则郑樵所谓“书有名亡而实不亡”者①，于此又得一旁证也。 再如，主撰者在“宋代以来校注本”一节为读者介绍了十余种校注本，这些介绍，可以视为这十余种校注本的简明提要。因为这些介绍都是从实际体会中得来，实事求是，言之有物，具有可信性，因而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这与那些仅仅浏览一下前人序跋即遽然动笔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清人校注本中，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与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最为学者称道，主撰者评论前者云：“此书于戴(震)校，或从或不从，实不及戴校之精。而释义则多有发明，且较详备，在各家中堪为上乘之作。”评论后者云：“一般都认为王氏此注为《大戴礼记》旧注中最好的一种，台湾高明先生作《今注今译》，即以王氏此注做蓝本，中华书局整理本，亦仅此一种。然而我们看来，王氏此书并不很好，首先是其于原文‘据相承旧本’而不做校勘，置许多已校出的错字于不顾，以错说错，以讹传讹，有些地方简直无异于痴人说梦(读此编即知)。当然，对王氏此书的价值，我们也还是要予以充分肯定，这里只是要强调指出，它并非如前人所评论的那样精善。”亦是新论。 所谓“折衷群言，校订讹误”，主要表现在〔汇校〕部分。该书《凡例》说：“〔汇校〕部分，首明各本异同及所改误字，次列各家旧校，后置撰者按语，按语对各家旧说做简要评说，并下断语。各家未校及者，则补说之。”主撰者深知校勘是训诂的基础性工作，关乎注释的成败，故于汇校下力极大，而取得的成绩亦多。 例如《主言》篇之题解：〔汇校〕：“主，旧本同，杨简《先圣大训》引亦作‘主’。戴震、汪中、汪照、孔广森、王引之校俱改‘王’，唯王聘珍《解诂》依旧。戴震曰：按‘王’，各本讹作‘主’。怀信按：旧本作‘主’不误，改‘王’非。说详篇内。”在《主言》篇内，主撰者进一步申说道：“主，旧本不误。主，君也。主言，为君之言，即前所谓‘君子之言’。孔子之时，除周天子外，国君唯楚君称王，《春秋》损之为‘子’，岂能又自呼其言为‘王言’乎?故此必不作‘王言’可知，戴校非。《家语》‘王’字，当是传写误字，不可据。”此例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非有卓识，不能为也。段玉裁尝云：“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②非有实际体会者不能言此。再如，《主言》篇云：“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此句之“焉”字，诸家校皆以为是“马”字之讹，主撰者加按语云：“作‘马’是。‘焉’乃‘马’字之讹，当从各家改。”唯王聘珍《解诂》仍据“焉”字为释云：“国，谓王国也。《周礼》曰：‘惟王建国。’《大司马职》曰：‘方千里曰国畿。’教，谓教化。服，谓服事。《广雅》云：‘取，为也。’上无教化，下不服事，不可以为国也。”实际上，上述三句话的大意是：即令有跑得最快的马，如果不调教它，不使之驯服，也不可以使它日行千里(按：这是笔者根据主撰者按语所作的译文，如果走样，责任在我)。王聘珍《解诂》忽视校勘，据误字为说，引经据典，与经文的真正意思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由此可见，主撰者批评王氏《解诂》“置许多已校出的错字于不顾，以讹传讹，有些地方简直无异于痴人说梦”，非滕口为说，亦实事求是之评价也。再如，《夏小正》篇有云：“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糜时也，煮梅。为豆实也。畜兰。为沐浴也。菽糜以在经中，又言之时何也?是食矩关而记之。”主撰者在“菽糜以在经中，又言之时何也?是食矩关而记之”三句下加按语云：“此条为上经‘初昏大火中，种菽糜’之传文错简，各家知也。”由于各家不知错简，自然难免误校误说。 所谓“荟萃众解，断以己意”，主要表现在〔集注〕部分。该书《凡例》说：“〔集注〕部分，先依次辑录各家旧说，后置撰者简要按语，以明各说之正误，补说各说之未明，而以训诂达义为止，不做繁琐考证。”集注是传统训诂学的一种训诂方式，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是经学中的代表作。要做好集注，有二难：一是要将所有旧注搜集起来，搜集难；二是要对所有旧注做出甄别，识断难。尤其是后者。应该说，主撰者克服二难，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 例如，《主言》：“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句中的“取”字，于鬯旧注云：“取，当读为‘骤’，骤谐聚声，聚即谐取声，做‘骤’可借‘取’为之。不可以取千里，不可以驰骤千里也。”主撰者嫌于鬯之说迂曲，不取，特加按语云：“取，犹致也。”简明达意，一语可决。此撇开旧注独出心裁者也。再如，《夏小正》：“正月，鱼陟负冰。”〔集注〕引汪照曰：“金氏履祥曰：‘负冰者，春冰薄，鱼既升，背若负之也。’”诸家说同，唯孙诒让持别说云：“按以《月令》义校之，此‘负’疑当读为‘培’。《庄子•逍遥游》篇说鹏云：‘而后乃今培风。’‘负冰’与‘培风’义同，‘负’、‘培’，并言乘也、登也。言鱼跃而在冰上，亦即《月令》‘上冰’之义。《月令》孔疏云：‘谓鱼从冰下升于冰上而负冰。’按：孔谓鱼在冰上，是也；但在冰上则不得负之。孔仍未憭‘负’字之义。如金说以负为背，若负之，则仍在冰下，与《月令》义不相应矣。‘负’、‘培’古音近字通。”孙诒让应该说是训诂大家，不料却在一个“负”字上钻牛角尖，说金履祥解释得不对，说孔颖达解释得也不对，实际上是孙诒让自己错了。错的原因在于求之过深，置物理常情于不顾。实际上，《礼记•月令》的“鱼上冰”和《大戴礼记》的“鱼陟负冰”是一个意思，都是春天阳气上升，水中的鱼儿也从水下深处游到水的上面，但仍在冰下。以其仍在冰下，故云“负冰”，犹言背靠近冰也。孙氏误解“鱼上冰”为鱼在冰之上，为了证成其说，又求之于“负”“培”之通假，亦已劳矣，试问，正月里有谁看到过鱼儿跃到冰上的?由于孙诒让此说悖理，所以主撰者加按语云：“诸家说是，孙诒让说谬。” 以上所举，皆笔者信手拈出。事实上，主撰者于每句经文之下多有按语新见，即“诸家皆非”之类，已比比皆是。例如《曾子制言上篇》：“君子之为弟也，行则为人负；无席则寝其趾，使之为夫，人则否。”(564—565页)“使之为夫人则否”，旧皆连读。〔汇校〕引王树楠曰：“阮注云：‘此夫字及下“夫杖”夫字，皆老字形近之讹。’今案老人非使之为者，文义未安，阙疑可也。”孙诒让曰：“此句义难通，卢注亦不可解。穷(窃)疑‘人’当为‘尸’。篆文相近而误。《曲礼》云：‘为人子者祭祀不为尸’，是其义也。夫尸，犹上文“夫材’，夫皆语助也。”主撰者按语则云： “‘夫’，借字，当读断，诸说皆非。”〔集注〕引卢辩曰：‘夫人行无礼也。”王聘珍曰：“‘为夫人’之为，读曰伪。《广雅》：‘伪，欺也。’夫人，谓长者。”俞樾曰：“使之为夫人则否，言使之助他人则否也。”戴礼曰：“夫，仆夫也。人，小人也。言执御行役敬长之礼也。若使之如仆夫，小人则不可。”主撰者按语则云：“夫，读为铺，垫也。无席，故弟伸其足而使兄为铺垫。人，谓兄。言弟为兄垫而［兄］不为弟垫也。诸说殆皆非。”今按上文言“行则为人负”，“人”字明指兄。此“人”字亦必指兄无疑。而古无轻唇音，“夫”、“铺”又皆鱼部字，自可通假。相较之下，主撰者之说无疑是正确的。可见其解决了一处千古疑团。而事实上，这也只是其众多发明中之一点。 综上所述，我认为，《大戴礼记汇校集注》的问世，可喜可贺!它的问世，必将有力推动《大戴礼记》的研究与利用。主撰者等人付出了辛勤而卓有成效的劳动，值得尊敬。语云：“《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尽管《汇校集注》在校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亦有可商榷之处。兹不揣孤陋，提出以下几点： 《保傅》篇：“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攘。”此句中的“切”字难解。卢辩注：“量知授业，故虽劳能受也。”以“劳”释“切”。俞樾《平议》曰：“卢以‘劳’字解‘切’字，未闻其义。疑《大戴记》原文作‘勤而不攘’，故注以为‘虽劳能受’。今作‘切’者，字之误也。《后汉书•桓郁传》引《礼记》曰：‘习与智长，则切而不勤。’此‘勤’字乃《大戴》之原文，后人窜改，失其本真，而其迹幸未尽泯，尚可考见也。”主撰者于此加按语曰：“俞说近是，‘切’当是‘勤’字之坏。”今按：方向东《〈大戴礼记〉历代校释辨误》云：“俞云卢注以‘劳’释‘切’，未闻其义，认为‘切’是误字则非。‘切’有勤义，故卢以‘劳’为释。《汉书•王莽传》：‘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师古曰：‘屑屑。犹切切，动作之意也。’‘屑屑’与‘勤勤’对文。《后汉书•窦固传(吕按：当作“窦宪传”)》注：‘切切，犹勤勤也。’是其证。”③ 《曾子事父母》篇：“弟之行若中道，则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则兄事之。诎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此段话中的“则兄事之”难解，主撰者以诸家旧注皆不当意，故自出机杼云：“兄事之，谓屈身劝谏之。”应该说已经超乎旧注而上之了，但似乎尚有一间未达。方向东《〈大戴礼记〉历代校释辨误》云：“此段言使弟之道。弟子行若中道(吕按：“中”，读去声。中道，谓合乎道理。)则正以使之；‘若不中道，则兄事之’，言以兄之身份去对待弟，行使兄长之权力职责也。”似乎更接近原意。 《前言》云：“考《隋志》本为《五代史志》，是唐初魏徵等人所修，其书本来就总括了梁、陈、北齐、北周及隋五代官私书目之所著，而其例又于梁有而后佚之书皆有注明。梁有而后佚者注明之，周有而后佚者必不能无注。”(见38页)这里的“梁有”，似乎被当作“南朝梁有”来理解了。实际上，《隋志》中的“梁有”，应该理解为“南朝梁阮孝绪《七录》著录有”。乾嘉学者钱大昕担心读《隋志》者误解这个“梁”字，就在《廿二史考异》卷三十四《隋书经籍志》考异中特地加上按语说：“按：阮孝绪《七录》，撰于梁普通中，《志》所云‘梁’者，阮氏书也。”近代著名学者黄侃在《论自汉讫宋为说文之学者》一文中写道：“南朝则有庾俨默。”黄氏在此句下自注云：“《隋志》：‘梁有《演说文》一卷，庾俨默注，亡。’‘梁有’者，谓梁《七录》有也。”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一：“考《隋志》之例，凡阮孝绪《七录》有，而隋目录无者，辄注曰‘梁有某书，亡。’”是其证。 注文： ①《通志》卷七十一。 ②《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③《中国经学》第一辑，彭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