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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堂书目》是著名的北京四大教堂之一——北堂，即西什库教堂的藏书目录，是一本非常珍贵而罕见的西文目录，是记载中西文化交流和中西典籍交流遗产的宝贵资料。因此，深入分析西学东渐背景下《北堂书目》的成书原因、其收录内容、体例和价值，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皆有重要意义。 一、西学文献入华的三次高潮以及《北堂书目》的出现 十六、十七世纪，大量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掀起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三次高潮。[1]自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20世纪上半叶，一方面由于西方传教士输入基督教文化的总体目标，一方面由于中国士人自徐光启的“会通中西”[2]到梁启超“多译多读西书”[3]的需求，西学文献在中国输入长达300多年，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出现了几次高潮。第一阶段是明末清初，即明万历年间到清康熙年间。这是西学文献输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其中有西书七千部入华的重大事件。第二阶段是清中期，即乾隆朝至道光朝。这一阶段耶稣会士输入西方文献的活动因中国禁教而转入低谷，直到19世纪初马礼逊等英美传教士入华，西学文献的输入才又复兴。第三阶段是鸦片战争开始至清末，这是西学文献入华的第二次高潮。西学文献的传播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和政治活动密切相关。西方的国情和史地文献，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发挥了积极作用。西方政治学说为近代中国的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辛亥革命以后的20世纪上半叶，是西学文献传入中国的第四阶段。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西学文献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根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4]、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5]、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顾燮元《译书经眼录》[6]、徐惟则《东西学书录》[7]、平心编《全国总书目》[8] 已载统计，从明季到20世纪上半叶的300多年间，在华编著、翻译的西书达7600多种。如果再加上明清两代入华而流散、失传的西书，入华西学文献的数量会更多。这些文献是明清至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的重要资料和历史见证，也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 北堂图书馆的藏书是上述300多年西学文献东传的缩影，其中的精华是明季七千部西书的部分遗存。七千部西书入华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批书籍随金尼阁一行进入中国大陆后辗转流传，历经数次灾难，最终大多成为著名的新北堂藏书[9]。清末，北堂藏书归还教会。当时，西方的目录学思想和书目方法已随着西学的东传进入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新图书馆运动和索引运动兴起。各公、私图书馆为方便借阅流通开始编纂馆藏目录。由于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经典作进一步整理研究的需求，以及西方传教士促进天主教文化在华继续传播的需要，使得北堂编纂藏书目录的工作提上日程。 《北堂书目》作为新北堂藏书的编目成果，最初是由美国大使馆秘书C.B.Lyon向教会当局转达北京知识阶层人士的请求，请求将此已被埋没的宝藏，加以整理，并予以开放。教会当局接纳了该请求，并制定了一个实现计划：使北堂藏书集中于独立的建筑；编制最新式的目录。当时的北平教会负责筹备新馆的房屋，包括小阅览室、书架、书柜等；而辅仁大学则负责编目具体工作。并由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协和医院院长Dr.Henry S.Houghton等介绍，得到洛氏基金(Foundation Rockefeller)补助编目和制作卡片的费用。1939年1月起开始工作，起初是由Ruhl司铎负责的，后交由当时辅仁大学图书馆的主任Joseph Goerts继续工作，很快他也离华。9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教会任命的馆长惠泽霖继任主持。日军命令外侨集中在潍县，惠泽霖因健康关系得以留在图书馆继续工作。当时欧美各国的消息已经完全断绝，学术上的磋商与经济上的援助也已不可能。但是，惠泽霖司铎最终于1944年出版了北堂藏书的第一部书目，即法文部分书目。胜利后，再次得到洛氏基金的支援，1948年出版了第二册拉丁书目、第三册其他各国文书目。[10]也即由于经济政治状况，书目是分批整理出版的。直到十年之后，即1949年编目的所有工作完成，《北堂书目》才由教会出版社正式出版。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1949年出版的合订本。 这本目录，有3页序言，交待了目录编写的缘起、背景以及经过。随后，有24页的《北堂图书馆史略》，交待了北堂书形成过程、构成等情况。之后，有2页目录，显示了这本书目的内容。第30页则是目录中缩写符号的说明。第31页是更正部分说明。前31页页码均使用罗马数字标注，而且都是英文(这就是人们称之为英文版本的原因)。从31页之后，页码均使用阿拉伯数字标注，书目按照语言种类不同划分。1—197页是法文书目部分，197—921页是拉丁文书目部分，921—1029页是意大利文部分，1029—1085页是葡萄牙文部分，1085—1123页是西班牙文部分，1123—1165页是德文部分，1165一1189页是希腊文部分，1189—1197页是荷兰文部分，1197—1203页是英文部分，1203页上还有希伯来文和波兰文很少的一部分，1204—1205页是斯拉夫文部分。至此，书目主体部分结束，自1205页的补充说明开始，又都是用英文来解释和描述，1209—1269页是本书目的人名索引和标题、主题索引。此目曾经精印若干部，与世界大图书馆交换保存。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份缩微版。实际上，这份目录在1949年还有一个法文版本，只是法文版本未见著录，只有该版本在1969年的复印件，现存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1] 二、《北堂书目》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记录 《北堂书目》是西学文献入华三次高潮的结晶。它的独特编纂体例，记录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西学文献的一批精华。分析其藏书来源、著录体例和内容，可以窥见西学文献在华流传的一个缩影。 (一)北堂藏书来源 北堂藏书的来源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北京四所教堂的全部图书；三所私人图书馆；内地教堂并入的十所小图书馆；姓名不详的传教士们遗留下来的一部分书。现据惠泽霖在《北堂图书馆史略》中所述和当代学者李国庆、孙利平在以往相关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12]，归纳得出以下表格，以说明北堂图书馆藏书的具体来源。 表二 北堂图书馆藏书来源 1南堂所藏教皇保罗五世赠书 534种 457册 2南堂让·德·圣·洛朗图书 23种 29册 3南堂西纳塞斯传教团 200种 143册 4南堂后来所获图书 546种 738册 5东堂 ? 13册 6北堂 202种 290册 7西堂 62种 102册 8嘉乐主教藏书 51种 69册 9索萨主教藏书 93种 115册 10戈维亚主教藏书 238种 512册 11济南住堂 75种 82册 12镇江住堂 44种 42册 13杭州住堂 31种 35册 14淮安住堂 37种 43册 15南京住堂 68种 67册 16正定住堂 ? 16册 17开封住堂 5种 6册 18上海住堂 ? 8册 19武昌住堂 ? 6册 20绛州住堂 5种 7册 21遣使会藏书 39种 75册 22来源不详的图书 ? 2278册 共计[13] 4101种 5133册 (二)《北堂书目》的收录内容 《北堂书目》是按照不同的语言种类划分的。按照书目所示，依次分为：法文部分，收书709种；拉丁文部分，2426种：意大利文部分，409种；葡萄牙文部分，214种；西班牙文部分，126种；德文部分，112种；希腊文部分，55种；荷兰文部分，23种；英文部分，18种；希伯来文部分，3种；波兰文部分，3种；斯拉夫文部分，1种及补遗2种。总汇上述各种语种图书，《北堂书目》共著录外文图书4101种15133册。正是由于《北堂书目》不是按照书籍内容划分类别的，而是按照不同语言种类，再加上相关资料很少、北堂藏书遗存的秘藏和西方多种古老语言的障碍，要了解北堂藏书及《北堂书目》著录图书的大概内容，目前只能参考狄仁吉神父(Thrierry)为北堂藏书第一次编目的成果。 1862年跟孟振生主教一起来北堂的狄仁吉神父(Thrierry)曾主持为北堂藏书进行了第一次编目。“目录开始有五页拉丁文介绍，扼要叙述了图书馆的历史。”“序言之后是二十页的目录表和册数号，他统计共有五千四百册书归还了。”此目将北堂藏书按其图书内容，分为“圣经”、“教士著述”、“历史”、“哲学”、“数学”、“天文学与测时学”等20类，编成一部分类目录。目录的著录项目包括：编号、书名、著者、册数、尺寸、出版者、出版地、出版时间等。只是，这部目录未公开发行，仅仅作为整理北堂书的档案资料，一直埋没在北堂内，没有发挥其社会功效。但是，狄仁吉神父的目录是唯一能够使我们较为清晰地了解北堂藏书图书内容的珍贵资料。具体如下： 表一 狄仁吉神父的目录(以册为单位)[14] 1、圣经 205 11、文学 178 2、教父学 123 12、数学 378 3、a.神学教义及伦理学 637 13、天文学及日晷测时学438 b.辨证神学及神秘主义204 14、物理学及化学 178 4、教规法及民法 305 15、机械学及工艺学 131 5、布道及教义问答 300 16、自然史 148 6、历史 531 17、医药学 308 7、祷告书 173 18、语言学 120 8、禁欲主义 700 19、传记 196 9、哲学 265 20、杂类 316 10、几何学及水文学 96 总数5929(实为5930) 北堂所收藏的西方书籍多是16至18世纪西方学术价值较高、装潢精美的宝贵典籍。其种类繁多，从狄仁吉神父编制的目录可以看出，北堂藏书除狄目中的第1-5类、第7类是纯粹的宗教类图书，共1974册外，其他皆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宗教类图书占藏书总量不及1/3。因此，北堂藏书堪称16-18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资源宝库。 (三)《北堂书目》的著录体例 《北堂书目》著录项目比较完整，“新目录按照编撰人名编制，人名下为生卒年；然后列全书原文名、出版者、出版地、出版年；其次以英文标页数、大小、题词、印章、签名以及各页笔记、缺页等。”[15]以法文书目部分九十六号的著录内容为例： ●Besson，Jecques，2nd half of 16th cent. Le cosmolabe.Ov，Instrvment vniversel，concernantToutes Obseruations qui se peuuent faire Par les SciencesMathematiques，Tant all Ciel，en la Terre， comme en la Mer.De I’inuention de M.1aques，Besson… A Paris，Par Ph.G.Roville，1567. 8 1.，119，200—288p.incl.Tables，diagrs. 21cm. Signitures：A-Z4，Aa-Ee4. P.16，351 ines，143×84mm. 1st ed. Bound with：Le Conte，P.La labrique et I’usage du radiometre，Paris，1605. Brunet I 830. 其对应的汉语译文如下： ●雅克·贝松，十六世纪下半叶。 《宇宙仪———雅克·贝松发明万能于天，陆，海上所有天文观测之仪器》Ph.G. Roville刊于巴黎，1567年。 8张，119、200—288页包括表、图式。书高21公分。 签名：A-Z4、Aa-Ee4。 第16页，35行，143×84毫米。 第1版。 与1605年在巴黎出版的《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16]制造与用法》合订在一起。 Brunet I 830。 从这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北堂书目》的著录情况：书目按照人名编制，“雅克·贝松(Jacques Besson)”是所著录的这部书的作者；“十六世纪下半叶”是作者的生卒年范围(有些著录能够清晰地将作者的生年和卒年标出，有些没有确定生卒年的作者，就会像这一样标出一个大概时期)；下面“《宇宙仪——雅克·贝松发明万能于天，陆，海上所有天文观测之仪器》”是这部著作的全名；“Ph.G.Roville”是出版者的名字；“巴黎”是出版地；“1567年”是出版年份。这一部分是著作本身的基本信息，忠实于原著的语言，如果这部著作用法语写的，那么作者、书名、出版者、出版地等都用法语标明。而再往下则是《北堂书目》的整理和编纂人员所整理标明并用英语著录的具体版本特征：“8张，119、200—288页包括表、图式，书高21公分”，著录的应该是著作中的图表数量及其所在范围，以及开本大小；“签名：A-Z4、Aa-Ee4”则是曾经收藏此书的藏书家签名；“第16页，35行，143×84毫米”应该是这部著作的缺页及此页行数和大小；“第1版”指出这部著作是第一次出版发行；“与1605年在巴黎出版的《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合订在一起”，说明这部著作是与其他著作合订的版本特征，这也是七千部西书的重要版本特征之一；最后著录项“Brunet I 830”应该是关于作者参考书简略资料，即有关资料的作者姓氏、卷数、页数[17]。 三、《北堂书目》对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一)对于研究七千部西书入华的意义 《北堂书目》与七千部西书的关系很密切。七千部西书是明季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奉当时中国耶稣会会长龙华民之命在欧洲为中国教区募集的西方书籍。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金尼阁携书抵达中国澳门，因此前不久中国大陆刚发生“南京教案”，故这批西书不能完整地进入大陆。此后，滞留澳门的七千部西书只有分批进入中国大陆，并辗转进入北堂图书馆。 七千部西书是北堂图书馆藏书中已知来历的数量最多的一部分[18]，是最具装潢特色的书籍；它是北堂图书馆中最古老的书籍之一部分：《拉马尔之说明》中说“北堂图书馆近年已逐渐引起学者注意，而其最早藏书之一部即为‘金氏遗书’”[19]；它是北堂藏书中价值最高的一部分，惠泽霖神父在介绍南堂图书馆的时候说“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耶稣会士金尼阁神父从教皇保罗五世那里得到的(The most valuable part was obtained from pope Paul V by FrTrigault S.J.)”，“金尼阁神父的图书是南堂图书馆最悠久而丰富的部分。后来所获图书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当然还增添了许多书，因为这个图书馆是副主教区的中心和影响了钦天监一个半世纪的住堂(Fr Trogault’s library constitutes the oldest and richest part of the Nant’ang library. Later acquisitions change nothing’ in the matter，but there are of course many additions because this college was the center of the Vice-Province and the residence of the Priests affected to the Astronomy Office for a century and half)”[20]。由于七千部西书入华后流散多处，北堂成为七千部西书最为显著的聚集之处，故只有《北堂书目》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七千部西书的情况。因而，它是研究七千部西书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之一。 方豪先生就曾经两次从《北堂书目》中考察出金氏遗书书目。他认为，在《北堂书目》中，“凡金尼阁携来之教宗赠书，均注明Bibl. Trig.，不能确定者，附加问号。但是据编目之惠泽霖司铎(Verhaeren)云，即附加问号者，就其个人判断言，殆必属金氏遗书无疑。”[21]根据这些标志，方豪先生对《北堂书目》中的金氏遗书书目进行梳理，曾经两次将考察后的结果发表于《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一文中。第一次载于1948年出版的《方豪文录》，考察出在《北堂书目》中，确定为金氏遗书的图书共计257种：拉丁文书计230种，意大利文书10种，德文书2种，希腊文书13种，荷兰文书2种。怀疑是金氏遗书的图书共156种：拉丁文书139种，意大利文书6种，德文书3种，希腊文书8种。第二次考察结果载于1969年出版的《方豪六十自定稿》。其确定为金氏遗书的图书共有428种，其中，属于拉丁文的图书有379种，属于法文部分的有5种，意大利文部分22种，德文部分有7种，希腊文部分有14种，荷兰文部分1种。而怀疑是金氏遗书的共计151种，其中，法文书5种，拉丁文书130种，意大利文书4种，德文书3种，希腊文书9种。 方豪先生前后两次的考察结果出入还是比较大的。在总体数量上，第一次确定的书目总计257种，疑似的总计156种；而第二次确定的数量为428种，疑似的151种。“《方豪文录》在北平出版时，北堂图书馆目录尚未出齐；民国四十一年(1952)，又在巴黎惠泽霖神父处，或见更正与增补表；盖有以后发现者，有当初不敢确定而后确定者，计以前所计仅二百三十种，现在所计凡多出一百九十八种。”[22]对于《北堂书目》中所确定的金氏遗书的数量前后考察结果的变化，方豪先生解释的原因是成立的。 再者，方豪先生前后两次公布的图书编号变化也很多。首先，第一次时疑似的图书，经过考察认为是金氏遗书，在第二次的结果中就出现在确定的书目中。例如，920、1589、1622、1700号等图书，这是符合情理的。其次，有的在第一次确定为金氏遗书，在第二次的结果中就消失了，这种情况或者是经过考察认定事实上并不是金氏遗书，或者是由于疏忽遗漏了图书编号，目前还无法了解。例如，2137号、2881号、3163号、3286号、3930号等图书。第三，在第一次考察结果中为确定的金氏遗书，后来发现并不见得如此，则在第二次的结果中出现在疑似书目中。例如4010号图书。当然，变化最多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察出更多的金氏遗书，图书的号码增加很多，在第二次的结果中仅拉丁文图书就增加了133种。 另外，《北堂书目》中，除了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德文、希腊文、荷兰文的书目之外，还包含有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英文、希伯来文、波兰文和斯拉夫文[23]。在方豪先生的考察结果中，这些文字的书目中没有发现金氏遗书。 早在惠泽霖司铎于20世纪30年代末着手为北堂图书馆藏书编目的时候，他考查出北堂书中，金尼阁遗书总数为757种629册[24]。这或许是目前最确切、最权威的有关金氏遗书的数字。惠泽霖司铎并没有明确地为我们标明金氏遗书的具体书号。稍后，方豪先生在惠泽霖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标明了他认为的579种金氏遗书的具体书号，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由于到目前为止，北堂藏书还不能开放，无法为人所见，故金氏遗书究竟还存多少，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核查。 (二)对于研究中西文化史的意义 中国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在时间的长河中，由于战乱兵燹、虫蛀鼠啮等一些原因，很多典籍都散失了。我们今天能够了解中国古代典籍和文化的流传和保存，认知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和源流，目录书是重要的媒介。中国古代目录书有几个显著特点：其一，分类方法多按图书内容的不同性质为标准，四部分类法占主导作用；其二，目录编纂内容学术性较强，多与学术源流考辩、学术著作的评价、学科范围划分等学术问题结合；其三，著录体例上常通过目录提要反映典籍名称、著者、版本，或介绍其体例、内容、成书经过、特点得失等。 与中国传统书目相比，《北堂书目》这本西文善本书目则有两个特点较为突出。一是它独特的按照语言种类划分类别的分类方法。根据北堂收藏多国文献的特点，书目按照英、法、葡、西班牙文、荷兰语、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波兰文、斯拉夫文等语种分类，有利于人们对西方各国文献特点的了解和利用。一是其著录事项非常详尽。《北堂书目》虽然不像中国传统书目有提要内容，但交代之以范围广泛的著录事项，从各个方面详细记录、考证每种书的著者及其生卒年，编者或译者，书名，出版地和年月，版本，全书正文、序、目录、附录、勘误表等的页数、版式尺寸、版次卷数、收藏家印签、签名等，并描述书名页，部分书附有内容介绍。这也是一种值得参考借鉴的目录形式。 《北堂书目》作为新北堂的藏书目录，记录了大批十六、七世纪西方科技思想文化典籍，是从事中国明清史、中国文化史、中西交流史、中国教会史、文献学以及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值得探索的宝贵书目。其重要价值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北堂书目》是进一步整理、研究北堂所藏西文善本的指南，它是我们了解北堂书流传、散佚和现存状况的基本依据。第二，《北堂书目》是明末以降西学东渐、西方文献流入中国的缩影和代表性记录。充分发掘其对西学文献的记载，将有助于中西文化交流史各个领域的研究。第三，《北堂书目》著录了大批西方古书善本，其中还有一些早期西书的“摇篮本”，这些善本有的在西方已经失传。因此，它不仅是中国学者，也是外国学者研究西方图书史、西方语言学的珍贵材料。第四，《北堂书目》的编纂方式，尤其是它众多的著录事项，与中国传统目录学方法不同，可以为当今目录学研究和书目编纂工作借鉴、参考和取益。 《北堂书目》及北堂所藏西书善本现完好保存于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由于北堂书遗存的秘藏、北堂书以及《北堂书目》中西方多种古老语言的障碍，这些图书的宝贵价值还无法被学者们完全利用。所以，衷心地期望我国学界在现有基础上，充分利用《北堂书目》，深入发掘北堂西书善本的学术和文化价值，加强西文文献研究，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开辟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 注释： [1] 任继愈：《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总序》，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认为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第一次在汉朝，第二次在唐朝，第三次在明朝，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第五次在“五四运动”前后，直到现在。 [2] 王重民辑：《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74-375页。明徐光启在《历书总目表》中谈到如何对待西学时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 [3]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上海时务报馆1896年版。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译西书为功。” [4]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5] 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 [6] 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 [7] 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1957年版。 [8] 《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 [9] 北堂藏书前后有老北堂藏书和新北堂藏书之分：新北堂藏书指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天主教财产被归还以后，南堂藏书、北堂藏书正式合流以后的北堂藏书。 [10] Hubert Germain Verhaeren：Catalogue of the Pei-T’angLibrary，Lazarist Mission Press，1949. [11] 李国庆、孙利平：《北堂书及其研究利用：历史与现状》，《文献》2003年第1期。 [12] 李国庆、孙利平：《北堂书及其研究利用：历史与现状》，《文献〉2003年第1期。 [13] 表中所列种数据惠泽霖《北堂图书馆史略》有关章节所述，但其中有5处来源种数不详。依来源统计，5133册的数目符合惠氏《北堂书目》所载，故相应的种数也应是4101种。 [14] 惠泽霖著，李保华译：《北堂图书馆史略》，《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4期。 [15] 方豪：《北堂图书馆藏书志》，《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841页。 [16] “测辐仪”法文又名arbalestrille或bâton de Jacob. 以上有关这则法文书目著录内容的译注诠释，得益于法国巴黎学者龙乐恒教授的指教，特此致谢。 [17] 惠泽霖撰、李保华译：《北堂图书馆史略》。其中，有描述曰“现存于图书馆的4101部著作共5133册，只有一半多一点即2855册中2281部提供了某几种有价值的标记：书主的印章或签名，或者属于某个驻堂、教团或图书馆。”而在这2855册2281部书中，流传至今能够被辨别出的金尼阁遗书就有757种629册，即本文表二的第1-3部分。 [18] 方豪翻译：《拉马尔之说明》，《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方豪文录》版，第7页。 [19] Hubert Germain Verhaeren：“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eit’ang Library，”，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Lazarist Mission Press，1949. [20] 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49页。 [21] 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 1969年版。 [22] Hubert Germain Verhaeren：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Lazarist Mission Press，1949. [23] 惠泽霖著、李保华译：《北堂图书馆史略》，《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毛瑞芳，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北京 100875 原载：《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