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胡适先生是一代学术大师,他一生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可观成就,其影响至今无人企及。胡适先生同其他先进人士共同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无论在当时还是对现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胡适于二十年代提出的“整理国故运动”对我国早期古籍索引编制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出生于官宦人家，从小受到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训练，饱读诗书，博通百家，后到西方求学，拜师杜威门下，从此抱定改良主义，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主张学习西方，引进西学，用西方文化批判，改革乃至取代本民族文化。胡适先生曾因为主张全盘西化受到批判，但其在我国早期的古籍索引编制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是值得我们每个专业人员肯定与称赞的。 我国二十年代以前的古籍几乎都没有完整的索引，聂嵩歧在《艺文志二七种综合引得》序中说：“而中国学者惟引得之编纂，则尚少注意及之者，而目录书籍之引得，亦为罕具，以研究学术之先决急务，而被人忽略至今，良可惋惜。”[1] 胡适先生一生中并无完整的索引类工具书的编纂，为什么说他对中国早期古籍索引编制的贡献是无人能及，意义重大的呢？ 下面就从几个方面分析这其中的关系。 1.宣传编制古籍索引的重要性 1917年胡适留美归来途径东京时，买到《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读后感：《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末段言中国书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其所举例，如<<说文解字>>之不便于检查，如<<图书集成>>之不合用，皆极当，吾在美洲曾发愿“整理”<<说文>>一书，若自己不能成之，当数人为之。在这里，胡适已开始留意“整理”一词，并将其转换成systematize,可见已注入了系统化条理化的意思在内，也在此时，胡适就有了整理书籍的思想萌芽，这也与后来他提出的“整理国故运动”是一致的。 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消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是阻碍学术的进步。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的精神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他认为“这一类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统的整理的最低而不可少的一步”。并主张“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2]胡适这段话 虽是针对国学讲的，但他却相当深刻地道破了索引的作用，在当时是一次对索引很有影响的宣传。 由包括胡适在内的大批著名学者和图书馆界先驱人物参加的广泛的索引宣传活动，唤起了学术界和图书馆界的觉醒，全国各方面编制索引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编制出了大批索引。参与编制索引的力量可以分为三方面： 1.1个人编纂活动 编出索引约30种。参与编制索引的有蔡廷干、王重民、陈乃乾、舒新城、钱亚新、施延镛、郑振铎、曹祖彬、金步瀛、陈德芸、杨殿询等，其中许多是著名学者和图书馆界先驱人物。 1.2 集体编纂活动 如杜定友、钱亚新等编的《上海时报索引》，金陵大学图书馆编的《农业论文索引》，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编的《教育论文索引》，王庸、茅乃文编的《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王重民、杨殿询编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章锡琛等编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叶圣陶动员全家与联合他的朋友历时一年半，编纂完成《十三经索引》，其事迹成为佳话。 1.3 团体编纂活动 除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外，还有许多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术机构、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出版社、报社等团体单位编纂索引。团体编纂活动，因有比较固定的组织、经费与人员，规模较大，选题广泛，编纂方法较系统、细致和深入，延续出版时间较长，因此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也比较深远，处于主要地位。[3] 2.探讨索引理论及编制方法 2.1倡导引进西方近代索引技术 中国古今文化冲突由来已久，直到今天也仍然存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错综复杂的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达到了高潮。在对于中西新旧文化的认识和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问题上，新文化运动中分成了西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两大思潮。西化派以陈独秀，胡适，常燕生等为代表；保守主义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西学派与保守主义主要争论的是中西文化差异比较，新旧文化关系的看待以及中国文化出路之选择这三个问题。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这都承认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然而这种差异的本质是什么？中西文化谁优谁劣？对此，他们的认识却又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 胡适认为，中西文化是“大同小异”的，并提出了“有限的可能说”。他说：“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生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东家所有，西家所无，只因为时势境地不同” [4] “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这个道理叫做‘有限的可能说’” [5]胡适近一步说，世界上各个“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因此，胡适得出结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时间上，空间上的一种程度的差异”，是发展速度的差异，是时代差异，是古今之别。 胡适得出了西方文明高于，优于中国文明的结论，因此作为西化派的他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就逻辑地导向“西方化”。1919年他发表《新思潮的意思》[6]一文，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口号，这里“再造文明”就是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路向。他说，在中国要“再造文明”，首先要造成一种心理，这种心理就是“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百不如人”，其次则要“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而且还说，“我们自己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而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 [7]只有肯这样认错，才会决心去学习西方。胡适的这种治学思想和向西方学习的开放胸襟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也有很多批评的言论，但其正面意义是巨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在“五四运动”后取得了巨大胜利，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并肯定了胡适的西学态度。在这一特殊时期，当时的中国逐渐出现了“西学东渐”的现象，所谓的“西学东渐”是指当时中国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西方研究学问的理念以及方法的影响与波及，我国随后的古籍索引的发展与兴盛，便是这些西学与新学思想方法的体现。而在古籍索引编纂中西学引进的方面，便有胡适先生之重大功劳。 2.2提出以索引作为古籍整理的方法 二十年代以后古籍索引编纂的发展，除了近代“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外，“整理国故运动”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19年末，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顶点，“新思潮”“新文化”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巨大胜利。在这种背景下，胡适发表了重要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试图对新思潮的目的，内容以及意义做概括性的说明和总结。胡适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应作为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十六字”口号。胡适认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这三者之中，“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既已提出“整理国故”，那么怎么来整理国故呢？胡适在《再谈谈整理国故》中，将国故整理的方式分为了四种：1.最低限度之整理--读本式的整理。2.索引式的整理。3.结帐式的整理。4.专史式的整理。其中对第2种方式“索引式的整理”，胡适作出了这样的解释：“索引怎样解呢？如以绳索钱，使能提纲挈领也。西洋书籍，差不多每本都有索引（index），检查非常便利，而我国的书没有一本有的，如问一个稍不著名的人为何时人，则非检查许多书不能览得，有时竟查不出，这是何等痛苦啊！后来汪辉祖著《姓氏韵编》，看起来很平常，然而后学者却受惠不少了！但很不完备，现在非有人出来做这工作不可，这种工作并不难，中等人才都可以干的。我很希望大家起来合作！”可见，胡适先生此时已经认识到了索引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以索引作为整理的方式方法，这对后来的古籍索引编制起到了开山之功，作用不可替代！ 正是因为胡适先生“整理国故运动”的提出，整理国故方法的严密论述以及整理国故运动意义的重大，再加上胡适先生本身的影响力，号召力，整理国故运动在短期内就取得了丰硕而重要的成果。胡适本人在这方面是身体力行，功绩卓著。1923年胡适拟订了“整理国故计划”，初步选定的人中有马幼渔、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等，开出36种整理书目，并将各书的整理工作落实到人，还提出整理有价值的古书的六个最低限度的条件：1.校勘2.必不可少的注释3.标点4.分段5.考证或评判的引证6.索引，索引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胡适的这种身体力行的影响下，学术界编纂了许多种引得、通检、索引、汇编等工具书，部分完成了胡适提出的索引式整理的目标，使如今我们查阅古籍得到了许多便利。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对引得、索引等工具书的编纂以及对古书的整理出版之所以能成为普遍的风气，与胡适倡导的整理方法大有关系：“这套方法简言之就是标点、分段、搜集必要的版本对勘、拟订校读说明等等，可操作性比较强，后来也就成了亚东的一种模式。”索引法即是被倡导的古籍整理的科学方法之一，所以索引编纂大都围绕我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经、史、子、集进行。比如《二十五史》、《十三经》、《佩文韵府》、《十通》等都是古代文化经典之作。当时在印刷出版业方面，随着先进印刷技术的传入，一批书局纷纷出现，著名的如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它们通过引进先进的印刷及管理技术，加上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出版了大批古籍著作，为索引的编纂提供了蓝本。引得编纂处编纂出版的引得如《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等均是以上海五洲同文书局石印《二十四史》为蓝本。这一时期编纂的古籍索引也以引得编纂处所编索引最多，影响也最为深远。编纂处的成员大都是留美学者如聂崇歧、齐思和、邓嗣宇等，他们所编索引涉及内容广泛，种类繁多，从春秋经传、先秦诸子到秦汉以后的一些重要著作，都编有引得。另外中法汉学研究所亦编纂出版了十三种通检。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印的专书引得，出版于1931—1942年间和1947—1950年间。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印的专书通检出版于1942—1950年间。这两家所出引得分为两种：附印原文的叫“引得特刊”，不附印原文的叫“引得”。这些索引的编纂出版，标志着中国索引的编纂走向规范化道路，为当时的国学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8] 总之，我国的古籍索引的编纂，在二十世纪以前理论和实践都很薄弱。随着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传入，中国的学术体系开始建立。二十世纪初期，科学的读书方法以及如何提高学习效率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西方的索引思想和编纂方法作为学术研究的利器被引进，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索引的编纂被作为古籍整理的一部分系统的提了出来，也正是因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古籍索引的编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术界的林语堂、胡适、郑振锋、钱玄同、蔡元培、刘复等，出版界的叶圣陶、李小峰，图书馆界的杜定友、万国鼎、沈祖荣、钱亚新、王重民等都积极参加到索引理论的探索和索引的编纂中，为以后的索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语“索引”一词（index）音译即为“引得”，对这种整理贡献最大者当推洪业（煨莲），他在1930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引得说》。1931年，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整理古籍，设引得编纂处，编制引得。1931-1950年成书六十四种，其中二十三种标注原文，名为特刊；四十一种都无原文，名为正刊。又编专书词语引得，有专书篇目，古籍注疏，引书，名人传诸种。在这之后，我国的古籍索引建设进入了稳定向上的发展时期。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感谢八十多年前胡适在方方面面为我国近代古籍索引编制所作出的开山之功。 【参考文献】 [1]聂嵩歧.《艺文志二七种综合引得》序.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2]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3 [3]潘树广.二十世纪的索引编纂与研究（代序）.载：卢正言主编.中国索引综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398 [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见：姜义华主编.胡适论学术集.中国哲学史. 北京：中华书局,1991:28 [5]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4 [6]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51 [7]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胡适文存三集(1)，1928 [8]钱亚新.索引与索引法.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原载：《图书情报工作论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