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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到商务编审部工作是1951年的春天，办公地点在东四演乐胡同41号。那时候编审部刚由上海迁京，尚在筹建阶段，连牌子都没有挂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才发展到十八个人，当时有人戏称为“十八罗汉”，居然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编审部长是袁翰青先生。因为人少，而办公的房子又是旧式的两进三合院，再加上那传统式样的垂华门，和外院的一棵绿荫遮没了半个院子的老槐，一进大门就使人感到分外宁静，很像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後来有人说，这是一团和气，掩盖了矛盾和鬥争，於是忝列“罗汉”之数的人就不大敢以怀念的口吻谈论这段的经历。大概是长期养成的习惯，编审部的老同志在上班时间很少说闲话，但休息的时候却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从近代掌故、人物趣闻，直到南北风俗习惯的異同，都在话题之内。他们的谈话，使我增广了见闻，並了解到不少商务的历史情況。 这时商务的业务，是以出版科技书为主。文史方面，基本上不再出版新书。文史旧存稿也分别转移给有关的出版社，如王古鲁从日本抄回的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就是这时候移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书也只限於《四角号码新词典》等语文工具书。虽然也印过《石头记》、《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几部小说，但这还是上海出版部门提出要印的，与北京编审部没什麽关係。至於审查旧书，掌握的标准很严格，切毁者为数不少(後来朱蔚伯同志编有目录)，“售完为止”算是命运最好的了。53年底，高教部教材编审处的一批同志与商务合併，成立了高教出版社，从此以後又以出版理工科教材为专业。一套人马一本帐，商务保留了一块招牌。编辑部则成立一个工具书组，以处理商务遗留下来的编辑业务。不久袁翰青先生离开该社，担任科学院兰州分院的领导工作。此後一段时间，用商务名义出版的书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商务版旧书的重印；另一类是认为水平不甚高的书，不宜用“高教”牌子印行的。说穿了，当时商务只是翻改旧衣服，或生产二等、三等品。记得高教社社长在谈到工具书组的任务时，曾经很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些旧书就像是烂苹果，把烂的地方挖掉，还可以凑合吃。”这个比喻真可谓生动之至，给我的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工具书组正是做的这样的工作，然而同志们是用颤抖的手来“动手术”的，因而难免有下手太狠的时候。甚至把“能吃”的部分也给挖掉了。如有一部缪荃孙的《云自在龛随笔》(邓之诚先生提供的稿本)，其中不少是记述清末民初时政见闻的，颇有些史料价值，但大家为了怕出“毛病”，竟採取了买椟还珠的做法，把这部分全删了，只留下谈论文物学术诸条。因而这本书出版之後，並不为人所重。这虽不是旧书重印，却也是下手太狠之一例。 工具书组最初只有四个人，即吴泽炎、章熊、周云青同志和我，两三年後才发展到六七个人。现在四人之中，算来只剩下吴泽炎同志和我，不禁黯然。这个编辑组人数虽少，但由於大家的工作热情颇高，希望多做点事，因此在54—58年的四年当中，出书的数量还是可观的。有些书至今尚无新书可以代替。由於版本图书馆所编《古籍目录》已经出版，商务书目也即将印出，再开列书目已无必要。下面仅将所出的书分为几类，就记忆所及介绍一些情況。 一、科技古籍：重印古籍是从科技书(主要是医书)开始的，所以先从这裏谈起。当时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考虑到社会上有一定的需要；更主要的还是针对内部情況，为了与高教社的方针任务比较谐调，由此入手阻力小些，容易得到批准。後来文史书的比重逐步增加，但古医书的重印一直没有停止。这些书的重印虽是利用原有纸型(商务旧型保存得最好，管理方法也井井有条，一查便得)，但重印前都做过加工，一般都用较好的本子校对一过，改正了错字和断句上的问题，每部书还写了出版说明，介绍书的价值、版本情況和做了哪些加工。不久以前，中医学界还有人反映，商务出的中医古籍点校水平较高，希望继续出下去。这也说明当时所做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中医书由章熊同志负责，他对医书本是外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和个人钻研，不但熟悉了书的情況，而且对於医学史上的各个流派及其基本论点，也有了大致的瞭解。後来他的志趣还超出了医书的范围，扩大到科技史，注释了《天工开物》。这是编辑人员从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至於其他科技书，还重印过《畴人传》、《畴人传四编》、《天工开物》等等。在整理工作上用力较多的是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这部书除加了标点，还对於其中的引文作了必要的核对，並编制了植物名称、引书等分类索引，在撰写前言方面也下了些功夫。它的姊妹篇《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後来也由吴泽炎同志整理出版。记得58年批判“厚古薄今”的时候，搞古代东西的都感到惶惶然，无所适从，整理古籍如何为现实服务，更成为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难题。而当时报纸上正在大谈野生植物的利用，陈翰伯同志想起《图考》记载了不少野生植物，就让我写了一篇《从野生植物谈到〈植物名实图考〉》，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言外之意，古籍还是有用处的，不能完全抹煞。 二、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商务三十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使各史的古本、善本得以公之於世，这是张菊老在学术上的一大贡献。其实当时除了影印原书，还把底本与几种重要的本子作了对校，写出了校勘记，工作很细緻，可惜未能刊行。後来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时，曾参考过这个稿本。在五十年代，影印的百衲本非但书价很高，而且流传已少，不易搜求。於是学术界提议重印。吴泽炎同志经与有关同志研究，決定採取缩印办法，並由他主持其事，已故的伊见思同志也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全书基本上维持原貌，只是《宋史》的《岳飞传》底本根据邓广铭先生意见作了抽换。这套书在两年左右的时间裏就全部出齐了，它的书价低，占用面积小，便於检查。由於这三个特点，深受史学工作者的欢迎。不意经过十年动乱，连这套缩印本也十分难得，几乎成了“善本”。去年春天我在杭州参加历史文献学会年会的时候，张政烺先生还向我谈起这件事，他认为商务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而且出书很快。 三、目录学和语文书：这两类书本没什麽联繋，合在一起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因为这都是由周云青同志负责的。云青同志熟悉目录之学，是一位学有专长的老编辑。由他计划整理的各史经籍艺文志，对文史哲研究工作者确是一套极切合实用的工具书。共出版六种(加上补编、附编等实际上不止六种。另有《清史稿艺文志》，曾在社外请人订补，付型未印，即将由中华出版)。这些书都附印了有关资料，作过校勘，另编了书名作者综合索引，极便检索。有几篇出版说明也写得很有水平，既指出了本志资料来源，又介绍了有关书目之间的关係，对於初学具有指导作用。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专门书目，如《清代禁毁书目》、《敦煌古籍叙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石刻题跋索引》、《中国地方志综录》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儘管有的书已不能完全满足今天的要求，但至今尚无新书可以代替。云青同志与丁福保先生合编的《四部总录》也印行了天文、算法、艺术、医学等编，由於条件所限，未能将用处最大的史学编出版，未免是一件憾事。在语文书方面，主要是出版了一套关於恒言、俗语的书，包括《通俗编》、《恒言录》、《恒言广证》、《迩言》等等。《通俗编》是唯一的断句排印本。这套书对於成语的研究，词书的编纂，都有参考价值。 四、考订笔记：粉碎“四人帮”以前，一直上溯到五十年代，考据之学都是很不“走运”的。似乎一提到考据。就必然要加上“繁琐”的罪名。因而搞考据——包括读考据书、出考据的书，就是犯了方向性错误。所以中华书局作为一个整理古籍的专业出版社，十年动乱之前考据书也出得极少。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学术研究有个继承问题，不是平地起楼台。清人在具体学术问题的考证上，确是超越前人，贡献很大。如果不是只讲空话，就不能对清朝人这方面的著作一概摒棄不读。基於这种考虑，当时还出版和重印了一套第一流的考订笔记。包括宋代的《容斋随笔五集》、《困学纪闻》、清代的《十驾斋养新录》、《陔馀丛考》、《蛾术编》、《癸巳类稿》、《存稿》和《札朴》。除个别的书近年已出新本外，据我所知至今大家用的还是那时的商务本。还有一部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由吴泽炎同志根据《日记》作了大量订补，但出版时辑录者还用“由云龙”署名，並没有加上他自己的名字(整理工作後由傅璇琮同志担任)。这也是一部很有用的书，基本上包括了李慈铭的治学心得。它虽不是考订笔记，却性质相近，故连类而及。 五、其他历史、文学古籍、历史古籍除上面提到的缩印本百衲本廿四史外，还重印了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後汉书集解》，这都是研究汉书必备的书，也是仅有的断句排印本。可惜为人力所限，当时未能作进一步的加工校订(原来的断句基本可用，错字也不多)。《廿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也在这一期间校正重版，这些都是史学名著，为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还有几部书是据钞本或稿本排印的：《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後者转移到中华出版)据钞本断句出版；郭嵩焘《史记札记》从未刊刻，据稿本标点印行。郭著在研究《史记》的著作中增添了一本新书，其中有些作者的创见。《世本八种》，则把散见各丛书的辑本彙编在一起，给读者提供了不少方便，书前还写了一篇考证《世本》源流的出版说明。还有一部邓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截至目前为止还是这部书唯一的笺注本，虽然出版後日本人曾写过书评，指出了其中的一些缺点，然而瑕不掩瑜，作者毕竟提供了许多宋人笔记中可与《梦华录》参证的资料，有助於进一步瞭解北宋汴京社会风貌。此书现已列入中华的《历代都城资料选刊》，即将重印。在文学古籍方面，主要是校订再版了唐宋一些著名作家的别集，如韩、柳两部集子分别用东雅堂、世綵堂本通校，订正了错字和句读。其他名家的别集也做了程度不等的加工。至今受到读者欢迎的五朝诗别裁，当时也曾据国学基本丛书本重版。这些书在五十年代尚无新点校本出版，故博得了社会上的好评。 在整理古籍之外，也出版了一些新的学术著作，包括岑仲勉的《隋书求是》、《两周文史论丛》、《通鋻隋唐纪比事质疑》(此书後移转中华)，陈梦家的《尚书通论》，张西堂的《诗经六论》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不悉举。这些书或功力很深；或提了一些新见，成为一家之言，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工具书组还始终承担着语文词书的修订重版工作，而这项任务是由泽炎同志独自负责的，旁人没有参加过，对於他的埋头苦干的精神，我深为钦佩。 商务在五十年代整理出版和重印古籍、文史哲研究著作，开始於1954年，终止於1958年出版分工重行调整，历时四载。在前三年，虽然人很少，每人平均工作量却往往可以达到每月发稿一种，这些书稿绝大部分都是经过认真加工的。尤其可贵的是，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每当一个选题、一项工作得到批准，无论是谁提出的，大家无不喜形於色。同志之间相处从没有闹过什麽意气(对工作的不同意见当然是有的，有时候也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心情都非常舒畅。 我在商务工作的八年当中，获益不浅。当时的编审部长袁翰青先生教给我许多工作方法，甚至写信应该怎样措词才得体，对不同对象掌握什麽分寸，都耐心地指点。至於编辑业务，泽炎同志给我的具体指导尤多。他从不讲什麽专题，主要是告诉你遇到问题怎样想方设法去解決，即怎样查书(如何针对不同性质的问题顺藤摸瓜)，特别是如何利用工具书，这使我大开其窍。事实证明，这确是很好的“引路”方法，因为学问之道，千头万绪，讲不胜讲，但掌握了方法，就得到了一把钥匙。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善於举一反三，就得入寶山，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此外，曾热情地给我鼓励、帮助的老同志还有很多，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做一点工作，还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但屈指算来，有些老同志如苏继廎、杨静安、周云青、章熊等许多位均已作古，在回忆二十多年前这段经历的时候，不能不使我对他们深深地怀念!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八日 (已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 原载：《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年8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