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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集》上下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该书封面勒口处的“内容提要”中说：“本集收录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黄遵宪的全部诗、文。此系国内首次结集。上卷为诗歌，下卷为各类文章及附录。”是书凡65万字，上卷含《日本杂事诗》二卷、200首，《人境庐诗草》十一卷、642首，《补遗》诗词曲联铭314首（其中诗295首、词5首、曲1首、联11副、铭2首）；下卷含“赋序跋”、“论说”、“书函”、“公牍”、“墓志铭文行述”及附录“笔谈”、“资料”等。这是继郑海麟、张伟雄编校的《黄遵宪文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10月）之后黄氏诗文集的再度结集，其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 但是，此书的整理编校工作中也存在若干欠妥与可商之处，比较明显者有漏收作品、编校舛误及其他可再商讨斟酌的问题。概括而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似有如下数端：一是对黄遵宪著作的了解不够精深细致，尤其是对其版本流传、修改变化情况考察不够；二是对以往的黄遵宪研究成果特别是文献发现、史实考订方面的研究成果关注不够；三是对与黄遵宪研究联系密切的相关学术领域的情况注意得较少。兹略陈笔者一孔之见，以供此书编校整理者及其他方家参考。 一、漏收作品 黄遵宪的诗歌，除《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人境庐集外诗辑》等集所收之外，后来陆续有新的发现，钱仲联、杨天石、夏晓虹、赵慎修、陈永正等均做了大量工作。至于黄遵宪的文章，由于从未印行过黄氏文集，则其散佚情况更加严重，发现新文章的可能性也更大些。除钱仲联所辑《人境庐杂文钞》（《文献》第七辑、第八辑，1981年3月、6月）披露的大量文章外，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发表的《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八辑，三联书店，1982年10月）也是一大收获。此外，罗香林、郑海麟、张伟雄、汪松涛、杨冀岳、刘雨珍等也均有发现。 《黄遵宪集》对陆续发现的黄氏诗歌、文章虽有所注意，收入了部分新见作品，但由于对相关研究关注得不够，尚多有遗漏，存在明显缺憾。重要的如：（1）钱仲联在《黄遵宪政治思想的演变》（《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中，披露了黄氏集外佚诗《侠客行》；（2）夏晓虹在《芝山一笑》（《万象》，2000年第2卷第7期；《晚清的魅力》，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中披露了黄氏集外佚诗《过答拜石川先生》，还根据《芝山一笑》所录《石川先生以张星使之误为僧也，来告予曰：近者友人皆呼我为假佛印，愿作一诗以解嘲。因戏成此篇，想阅之者，更当拍掌大笑也》一诗的初稿，对比了收入《人境庐诗草》中的《石川鸿斋（英）偕使来谒，张副使误谓为僧，鸿斋作诗自辩，余赋此以解嘲》一诗的修改情况；在《绘岛唱和》中（《晚清的魅力》，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抄录了后来收入《人境庐集外诗辑》中的《大雪独游墨江酒楼，归得城井锦原游江岛诗，即步其韵》诗的原稿、《人境庐杂文钞》中已收的黄氏《明治名家诗选序》一文的初稿；（3）赵慎修《黄遵宪的集外词》（《中华文学史料》（一），百家出版社，1990年6月）中披露的存于易顺鼎《四魂外集·魂海集》中的黄氏《天香》（实甫以鹿港见惠，言“比宋末龙涎何如？”因抚此调以志感）、《天香》（实甫购鹿港香，归作扶鸾清供，又抚此赠之，录乞拍正）、《金缕曲》、《贺新凉》、《贺新郎》等五首集外词，以及黄氏几首诗标题修改的信息；（4）左鹏军在《新见黄遵宪集外佚诗二首》（《文教资料》，2000年第1期）中披露的黄氏《樵丈尚书六十有一赋诗敬祝》、《以诗寿樵丈尚书蒙赐诗和答依韵赋呈》七律二首（左鹏军《新见近代文学家集外诗文考略》之部分内容亦涉及这二首七律，载《文史》，2002年第1辑）。 《黄遵宪集》的编校整理者对诸如此类的文献发现和学术信息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书中也没有及时反映这些新的情况，造成当收作品却多有遗漏的缺憾。 二、编校舛误 《黄遵宪集》中存在若干编校方面的舛误，有的是延续以往的错误，如294—295页对《春阴》一诗的处理即是。《春阴》曾收入《人境庐集外诗辑》，编者有说明曰：“此诗凡八首，由黄遵庚先生钞寄，今据录。题下原注‘丁卯’(公元一八七六年)。据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作者生于公元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故次此诗于前诗之后。”[1]关于此诗，钱钟书尝指出：“辑者不甚解事。如《春阴》七律四首，乃腰斩为七绝八首；《新嫁娘诗》五十一首自是香奁拟想之词，‘闺艳秦声’之属，乃认作自述，至据公度生子之年编次。此类皆令人骇笑，亟待订正。”[2]《黄遵宪集》对《春阴》的处理与《人境庐集外诗辑》对此诗的处理完全一致，均属钱钟书所谓“令人骇笑，亟待订正”者。《黄遵宪集》的出版距《人境庐集外诗集》出版已达四十三年之久，距钱钟书指出此误亦已过去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而编校者完全沿袭了这种明显的错误。[3] 现将这四首七律录出如下，以供鉴别与参考（序号为笔者所加）：（一）“一带园林尽未真，轻云如梦雨如尘。空庭帘卷犹疑暝，远树花迷不见春。积润微生虚白室，浪游□误踏青人。今年花柳都无色，似听梁间语燕瞋。”（二）“一春光景总成阴，省识天公酝酿心。燕子不来庭悄悄，鸟儿徐爇昼沉沉。漫天红雨飞无迹，隔水朱楼望转深。还是去衣还是酒，今番寒事费沉吟！”（三）“乞来不是好风光，悔向东皇奏绿章。轻暖轻寒无定着，成晴成雨费评量。半是柳絮吹无影，一树梨花静有香。怪底鸡鸣惊午梦，起来翻道晓风凉。”（四）“近连小苑远前湾，总是重阴曲曲环。画境要参浓淡格，云容都在有无间。对花□□人何处？中酒情怀境大闲。为倩笛声吹唤起，一弯新月上前山。”（笔者按：上引诗中之“□”处为原诗所缺之字。） 《黄遵宪集》之《文集》部分之首有“整理说明”曰：“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郑海麟、张伟雄编校的文集，在日本中文出版社印行，首次整理深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美中不足的是，一者收文仍有缺遗，二者有个别作品误收。”又云：“我们这次整理，首先是广事搜集。”“其次是精心校勘。”但是，郑海麟、张伟雄编校的《黄遵宪文集》中存在的问题，在这本后出的《黄遵宪集》中也仍然存在着，这当是编校整理者对相关文献注意得不够所致。比较明显者如： 《敬告同乡诸君子》（《黄遵宪集》，407—411页）一文中，有数处文字以“□”代替，盖是书编校者不知其详之故。实际上，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即黄遵宪辞世之前一年，浙江金华出版之《东浙杂志》第二期，于“奏章文件类专件”栏中发表此文全文，现据此将所缺文字补出：407页此文起始之第4行“各负兴学之□也”，方框处一字为“责”。同页4行至6行“而不就□□□施罚于其父兄也。昔德意志攻法，既破法□，德皇大会□□□□行赉，大□毛奇执教师指挥之杖而进曰”，方框各处所缺文字依次为“学，即当”，“都”，“诸将，论功”，“将”(标点为笔者所加)。另外，此处之“行赉”系“行赏”之误。同页此文一自然段末行“□□之策，莫善于兴学”，方框处文字为“兴国”。408页14行“松口□派二人”，方框处为一“亦”字。顺带说明：书中所录此文之最后文字“嘉应兴学会议所会长黄遵宪谨启”则为《东浙杂志》刊本所无。 另外，《东浙杂志》发表《敬告同乡诸君子》一文时，编者尝在文末加有按语，于理解此文及作者有关情况颇有价值，现亦抄录如下(原文仅标句读，标点为笔者所加)： 此广东黄公度先生拟为其桑梓各属广兴蒙小学之宣言也。先生学贯中西，前出使东西洋各国十馀年，故于泰西学校制度，缕悉无遗；又审度中国现在程度，斟酌为之。篇中发表之事，皆易知易行。今人多有志兴学，然或诿之经费难筹。若据此豫算，开一蒙小学殊为易事。而就师范，尤为蒙小学之根本。我乡人亦宜急急则效兴办也。篇末所言为年长者设立学会、研究新学一节，即本志第一期“国闻选纂学界志闻”栏所记“嘉应犹兴会”一则是也。阅者可参观之。 《与朗山论诗书》（《黄遵宪集》，412页）为研究黄遵宪诗歌主张、文学思想之重要文献，难得一见。惜乎书中所录，并非全文。此信全文尝发表于1931年7月(民国二十年七月)广州岭南大学出版之《岭南学报》第二卷第二期，标题作《与朗山论诗──黄公度先生(遵宪)遗稿》。《黄遵宪文集》所录此信，前后各缺一段文字，现据《岭南学报》第二卷第二期将所缺文字补出。是书所缺此信之开头文字如下(原信标点未尽合理，下文所引文字标点为笔者所加)： 朗山先生足下：腊月八日上一书，系以诗，当达左右矣。今仅录宪所学为诗一百有奇，有空白未书者，缘属稿未定，向畏诗名，未出示人。此一百中多九十，少暇又不及细为点窜，而求教之心甚急，即命人缮写，其未妥者，遂竟阙之也。 是书所缺此信之结束文字为： 先生顾其情，性情意气，可得其大概。至笔之于诗，则力有未能，则借古人者，又后此事。惟先生教之！ 是书所收《与胡晓岑书》（《黄遵宪集》，449—450页）明显问题有二：一是将同一封书信误断为两封；二是所录书信并非全文，前缺较长一段，后亦无结尾。罗香林在《胡晓岑先生年谱》中尝引此信全文，仍可获见这一重要资料之全豹。罗著《胡晓岑先生年谱》尝刊于196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现据此将《黄遵宪集》中所缺黄遵宪致胡晓岑书信之开头文字录出如下(笔者对原标点略有调整)： 晓岑同年执事：别来匆匆一十六载，音问疏阔，亦非始料所及。乙酉以后，弟蜷伏家居，闭门著书。以谓吾兄因事至州，必可作平原十日之饮，而足音竟尔阒如。尔时著述鲜暇，曾不修一纸敬候起居，想阁下必不以厚禄故人见疑。而岂知其此心拳拳，未尝一日忘我良友也！在家时，每询善况，敬承我兄安贫乐道，谢绝尘嚣，实有北窗高卧，自谓羲皇气象。往在京师，记阁下见语云：“嘉庆癸酉拔萃榜，惟彭春洲先生一人。”想志在高山，既有窃比老彭之意。今阁下高风亮节，大雅不群，实能追前贤而与之颉颃。馀子琐琐，何足计哉？ 然后才是《黄遵宪集》所录的“遵宪居日本五年”至“乃可成耳”一段。紧接此处的下文即应当是被《黄遵宪集》的编校者处理成另一封书信的文字：“遵宪奔驰四海，忽忽十馀年，经济功名，一无成就。即学问之道，亦如鹢退飞。惟结习未忘，时一拥鼻，尚不至一行作吏，此事遂废。删存诗稿，犹存二三百篇。”（笔者对原标点略有调整）此信的最后部分当是：“今寄上《奉怀诗》一首，又《山歌》十数首，如兄意谓可，即乞兄钞一通，改正评点而掷还之。弟于十月可到新加坡，寄书较易也。此请文安。弟遵宪顿首”[4]。 还有一种情况是《黄遵宪集》编校中新出现的问题，如330—331页收录的《戊寅笔话诗摘》七首即是。此处收录的诗歌，系根据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9月）之《戊寅笔话》录出，其中前六首（即“一样风光一样春”、“长堤十里看樱桃”、“纱窗凉雨夜萧萧”、“酌酒同倾三百杯”、“楼头风月总常新”和“待来竟不来”诸首），确为黄遵宪所作，当无问题。这些诗均系游戏之作，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不高，但仍属人境庐集外佚诗。[5]值得讨论的是《戊寅笔话诗摘》收录的第七首。为说明问题的方便，现将此诗录出如下：“画在大痴境中，诗在大痴境外。恰好二百来年，翻身出世作怪。”诗后有编校整理者注云：“题沈石田山水画。见25卷169话（1878年11月18日）公度与源桂阁、沈梅史、王桼园笔谈。”此诗果真是黄遵宪所作吗？如果我们认真查阅《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中的有关记载就可得知，此诗是明代文学家、画家沈周（字启南，号石田，1427—1509）自题于山水图之上的，在这四句诗之后，明明写有“沈周”二字。此图系黄遵宪收藏，由于源桂阁之请求，黄氏出示源桂阁，源桂阁将画面上题写的诗句抄录下来。这一事实相当清楚，此诗绝非黄遵宪之作。《黄遵宪集》下卷附录之一《笔谈》中有《与日本人笔谈》四十一则，上引文字亦在其中（见741—742页、749—750页）。只是由于《黄遵宪集》的编校整理者不察，将明代沈周之诗误认作黄遵宪的诗作了。 三、其他可商酌之处 第一，关于《日本杂事诗》的处理。众所周知，《日本杂事诗》的版本甚多。《黄遵宪集》之诗集部分收录的《日本杂事诗》系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长沙富文堂版（即定本），这本是符合黄氏原意的。但是，假如从本书《内容提要》所揭示的“收录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黄遵宪的全部诗、文”的角度来看，则有理由要求编校整理者注意《日本杂事诗》不同版本的异同情况并有所反映，尤其是对《日本杂事诗》光绪五年（1879）同文馆聚珍版（即初版本）与光绪二十四年（1898）长沙富文堂版（即定本）的异同当非常重视，因为黄遵宪对诗歌的修改，反映了他政治文化思想与诗歌艺术修养的变化。《黄遵宪集》的编校整理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实际上，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之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走向世界丛书》合订本，岳麓书社，1985年3月）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可资借鉴。 第二，关于《人境庐诗草》的处理。如编校整理者在诗集“整理说明”中所说：“我们选用钱先生1981年笺注本为底本，参阅1957年（引者按：此处疑脱一‘本’字）作校勘”。为了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诗集本子，《人境庐诗草》的重要版本均应重视，尤其当注意各种版本之间的异同。如周作人原藏、今归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四卷抄本（笔者按：据说黄遵宪门人杨徽五曾藏有原稿本五卷至八卷，未知尚存于世否）、梁启超等校印、宣统三年（1911）日本初刊本（笔者按：钱仲联先生笺注本即以此本为底本），黄能立校印、中华民国20年3月商务印书馆再版本，高崇信、尤炳圻校点、中华民国22年4月北平文化学社再版本等，在《人境庐诗草》流传过程中均相当重要。即以钱仲联先生笺注本而言，除编校整理者提到的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本以外，还有两种版本：一为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25年本，是为钱仲联先生笺注人境庐诗的初版本，特别值得重视；二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本。这些重要情况在《黄遵宪集》所收的《人境庐诗草》中似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看来此书的编校整理者对《人境庐诗草》的重要版本及修改流传情况关注得不够。 第三，关于《赋呈紫铨先生》一诗。《黄遵宪集》333页收录了《赋呈紫铨先生》（神山风不引回船）七律一首，诗末有编校整理者注云：“录自南开大学图书馆藏黄遵宪致王韬手札。”所说书信当即是《黄遵宪集》428—429页《致王紫铨书》十七通之一，此诗亦在其中。可以补充的是关于此诗的其他情况：此诗又见于王韬《扶桑游记》（日本东京报知社，明治十二年、十三年，光绪五年、六年，1879、1880年；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据以收录，岳麓书社，1985年10月）[9]，又见于水越成章编《翰墨因缘》，明治十七年（光绪十年，1884年）刊行。是书今已辑入《中日诗文交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此本仅诗八句，与其他版本相较，字句有异同：诗题为“奉赠弢园先生即用瓮江原韵”，第六句下无作者原注“君著有《普法战记》等书甚富”诸字，诗末亦无“席中用川田瓮江韵赋呈紫铨先生即乞斧正”诸字。凡此似均可供此书的编校整理者参考。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黄遵宪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7。 [2]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348。 [3]新近出版的《黄遵宪全集》仍将《春阴》处理为七绝八首，同误。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189。 [4]据郭真义《对〈黄遵宪集〉的补遗与正误》一文，披露《致胡晓岑书》的罗香林所著《胡曦年谱》又载新加坡《南洋大学学报》十七期。“今寄上奉怀诗一首，又山歌十数首，如兄意谓可，即乞兄钞一通，改正评点而掷还之”一段，亦转引自郭真义文。笔者对原标点有所调整。郭文见《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史学会编，2005年3月。特此说明并致谢。 [5]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尝撰小文《黄遵宪使日时期佚诗钩沉》，载《文教资料》，1994（2）。 [6][7][8]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244，245—246，263—266。 [9]关于此诗及相关情况，笔者尝撰小文《黄遵宪的一首佚诗》，载《文献》，1992（2）。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