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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为了什麽目的而读史的，无不希望他看到的记载是最完整、最准确的，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尤其如此。可是这种要求並不容易得到满足，因为历史著作和其它的书一样，没有一部是尽美尽善的，连最负盛名的《二十四史》也不例外，都程度不等地存在一些讹误或缺略。所以不断有人为它做修补工作。 这种修补工作，从性质上说可分两类。一类是为史书作补志补表(因为有些史没有志或表)；另一类是作校证诠释的工作。再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来说，又有这样几种情況：(1)专著，只针对某一史的如《史记志疑》，综合性的如《廿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等。(2)一部综合性著作中有考史校史的专门章节的，如王懋竑《读书记疑》中卷十三至十五的《南史存校》、《北史存校》等。(3)散见於读书笔记的零散材料，清人笔记中这类条目最多，然而相当分散，不易掌握。(4)清人文集和近现代雜誌中的单篇考证文章。《书目答问》於“正史注补表谱考证之属”之末云，“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绝不过分。其实它的作用还不止於此，应当说是研究历史之资粮，因为任何的专题研究，都必须以正确的史料为基础，基础动摇，论点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类成果的水平不齐，其中的意见有很精确的，也有错误的，需要读者细心地比较核对，判断选择，只吸取当中有用的部分。 五十多年前，《二十四史》“表谱书志”的补缺和考订之作曾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结集，这就是开明书店编印的《二十五史补编》，此书在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又先後经中华书局重印过。这部丛书在提供正史的辅助资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至今还有它的生命力。但也有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的地方，收入的书未经精选，质量高下不等；未作必要的加工整理；而且全套书分装六巨册，每册包括许多种，读者如果只需要其中几种，不可能抽取，很不灵活。因此在十年动乱之後，中华书局编辑部即着手筹划另行编辑整理一套更适合今天研究工作者要求的《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作为《二十四史》点校本的辅助参考书。编辑原则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条：(1)无论是志表的订补或考证注释之作，都兼容並包，但选入的书应当是水平较高、符合专业工作者需要的。(2)收入的书都要经过校误、标点，並针对书的具体情況作其它的加工，如编制索引等。(3)兼收今人同性质的研究成果。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行组建，召开成立大会，拟订九年规划时，中华书局拟出了这套丛书的规划草稿，附有反映这套书编辑意图的重点书目，提请规划小组讨论，得到与会者的赞同。田馀庆同志对《丛刊》很重视，认真地提出了书面建议(题为《为〈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进言》，曾刊载於《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简报》总第89期)，认为这套丛刊如果早日出齐，可以弥补许多正史无注的缺陷，应当“按正史种类分为若干集，每集一次出齐。研究成果多的正史，可以一史一集，……研究成果不很多，或者原书分量较小的正史，可以数史一集”，“读者可以按整部丛刊购买，也可以分集购买”。後来正式九年规划的《丛刊》项目中，补入了一些以史书为题的资料彙编，就是採纳了他的建议。《丛刊》的规划没有正式公布过，这是因为考虑到有些问题还不够成熟，工作过程中可能有些变化。这裏有一个问题需要略作说明，修改後的规划所举，既有考释订补的著作项目，又有以史书为题的彙编，怎样处理两者的关係，避免交叉重復呢?下面就此和整个《丛刊》的规划谈一点个人意见，因为有些意见並没有与旁人商量过，只能算是自己的设想。 前举四种不同形式的研究成果，第一类专著，分量较大的可以单独出版，篇幅少的，同性质的几种合为一编。事实上这是已经採取的做法。第二、三两类，可按史辑录，另编索引，以便读者从不同角度去检索。举例说，如果资料是按照所採录的书的时代和书中的次第排列的，则可以另依史书篇章卷数的顺序编制索引。比如我们在读到某史某传时，想要了解这篇传存在哪些问题，前人是否做过研究考证，通过索引即可查到所需要的资料。第四类单篇的考证文章，也分史选编。总之，用这样三种方式，可以把前人关於《二十四史》四类不同情況的补缺和考订成果纳入这套《丛刊》。 屈指八九年过去了，让我们对这段时间的工作情況作一简要的回顾。已出的书共十二种(以一个书名作一种计算)，其中志表订补类七种，包括《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後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明督抚年表》。考证注释类五种，包括梁玉绳《史记志疑》，崔适《史记探源》，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彙考》，汪辉祖《元史本证》。对这些书略加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所选的书，基本上是水平较高、切合实用的。(2)贯彻了兼收今人研究成果的编辑原则，今人著述三种，佔已出书的四分之一，其中有的是功力颇深之作。(3)在整理工作上，除一般的点校，还针对各书的具体情況，或增补了一些资料(如《唐方镇年表》增补了岑仲勉的《补正》)；或编制了人名索引(如吴廷燮的一套年表和《史记汉书诸表订补》等)；或依类相从，把同类著作集中在一起(如前四史诸表订补的《十种》和《三十种》)，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大方便。然而这套《丛刊》在整理出版工作上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出书少而慢，也比较零散。其次，已出的书集中在专著上，以史书为中心的资料彙编至今尚未起步，总的来说，有避难趋易的倾向。再次，补志补表出得多，考证注释出得少，前者多已见於《二十五史补编》，而後者为《补编》所未收，《丛刊》没有能弥补其不足。 《丛刊》与已经接近完成的这套正史的人名索引系列，应当成为《二十四史》及其点校本的左辅右弼。近几年《丛刊》出书少，当然还有出版发行方面的原因，这属於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裏置之不论。单就整理工作而言，个人以为点校固然还是必要的，但今後的重点应当放在索引的编制和散见资料的搜集整理上。对於散见资料的搜集、分类和彙编，是《丛刊》编辑工作较为困难和繁重的一环，要完成得比较好，应组成一个人数不多(三四个人)而很有效率，同时又比较稳定的小组，根据既定方案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对於读书札记一类的书，可根据选定的书目一种一种读下去，涉及若干部史书的资料一次摘出，分别“对号入座”。这样可以避免重復劳动，收事半功倍之效，我们应当争取和创造这样的条件。 原载：《书品》1989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