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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钟嵘《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论诗专著。自其问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间，习读研讨者，代不乏人，硕果累累。1927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陈延杰所著《诗品注》，就是民国以来最早的一部《诗品》全注本。它以明刻《逮津秘书》本为底本，分正文注释和附录诗作两部分。注释仿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体例，旁稽博考，泛征广引，以补原作之所不及，非只释文而已。附录部分，以代为次，著录《诗品》所评诗家代表诗作，略资品藻和检索。台湾省学者王叔岷教授《钟嵘诗品笺证稿》《小序》以为陈氏附录诗作的编排方法“其意甚善”，并在《笺证稿》的《附录》里加以仿效。但是，陈氏《诗品注》又是一部“错误甚多”之作。因此，它出版不久，即理所当然地受到同行学者的严厉批评。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发凡》（作于1928年）之末以双行小字言： 此笺（按指《诗品笺》）成后，编入隅楼丛书，迁延未刻。近游沪渎，得江宁陈延杰《诗品注》，意有善言，可以相益。及取读之，乃大失望。按：《魏志》《陈思王传》：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故《诗品序》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而陈《注》乃以平原为陆机、陆云。谢脁《玉阶怨》曰：“玉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虞炎《玉阶怨》曰：“紫藤花拂架，黄鸟度青枝。”二诗并列《乐府诗集》。《诗品序》云：“学谢脁，劣得黄鸟度青枝。”谓虞学谢仅得此句也。而陈《注》乃云：“今《谢宣城集》中，不见此诗，想是玄晖逸句。”《宋书》《谢晦传》：“兄子世基有才气。……临死为连句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诗品中》云：“世基横海”，指此也。而陈《注》乃云：“诗今佚。”《诗品下》云：“白马与陈思赠答。”《初学记》十八载曹彪《答东阿王诗》曰：“盘径难怀抱，停驾与君诀，即车登北路，永叹寻先辙。”彪答诗未全佚也。而陈《注》乃云：“彪答诗佚。”《诗品下》又云：“齐高帝征北将军张永。”按张永附见《宋书》《张茂度传》及《南史》《张裕传》。而陈《注》乃云：“无传。”其不考亦甚矣。 古直所言，虽然无多，却条条是实。如谓陈氏以平原兄弟为陆机、陆云之误，即为的确。陈氏此误，后已改正，但其贻害，至今未除。今人编《历代诗话论作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即仍持此说。该书上册第83页评陆机、陆云之第一条即引《诗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其误正与陈氏同。 继古直之后，许文雨撰《评陈延杰诗品注》（见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附录》，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5月影印本），更加严厉批评了陈《注》。许云： 陈氏之误，约有十端：……一曰不明文法，……二曰不解句读，……三曰不符原文，……四曰不了原旨，……五曰不知著例，……六曰不求旁证，……七曰误存为佚，……八曰苟取塞责，……九曰徒事敷衍，……十曰动辄阕疑，……以上十误，仅就所见及者言之，非谓陈君之书此外便无误也。 许文还对陈《注》仿效《三国志》、《世说新语》之注释体例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效其注体”是“不思之甚”。平心而论，许氏之评，亦多中肯綮。如“不明文法”条举陈《注》释“平原兄弟”之误为例，与古直不谋而合，皆为不刊之论。不过，有的责难，则未免以苛为察。如“苟取塞责”和“徒事敷衍”二条，如陈《注》原有此误，亦当合而为一，大可不必为凑足十条之数而一分为二。又有的意见，也非“无邪”。如“误存为佚”条说：“谢超宗诗，如《南齐南郊乐章》十三首”“均存”，即非正解。考《南齐书》《乐志》所载《南郊乐章》十三首中，有《高德宣烈乐》一首乃王俭造。许氏尽归谢氏，误矣。许氏此误，影响至夥。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史研究所专辑1992年版）、陈元胜《诗品辨读》（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版）等，皆缘许说而误。又如许氏在陈《注》“王微无言风月者”后按谓：“江淹《杂体诗》尚有王征君微《养疾》一首，中云，‘清阴往来还，月华散前墀。’写风月也。原诗自应有此。”今按：许氏亦未得其正。考王微今存五言《四气诗》一首，即言清风朗月、四时美景者。诗云：“蘅若首春华，梧楸当夏翳。鸣笙起秋风，置酒飞冬雪。”王微风月，似当指此（说详后）。又许氏非议陈《注》体例，也属多事。注释体例，不可以一格拘，只要其撰写过程严尊体例，编写内容，准确无误，便是佳作，不可厚非，更不可是此非彼，妄断高下。另外，许氏措辞，太过尖刻，有伤学术争鸣、疑义辨析的厚道。 许氏之后至1949年，有些《诗品》注本和研究文章，亦对陈《注》提出过异义。如王叔岷《钟嵘诗品疏证》（1943年撰，1948年秋补正，见《钟嵘诗品笺征稿》《附录》）即提出两条十分中肯的意见。一条是陈注在释“笑曹、刘为古拙，鲍照羲皇上人”为“谓讥鲍照诗之古直”时，王云：“陈说失之远矣”。另一条是在陈氏谓班婕妤诗源非出于李陵时，王云：延杰“未达”。 而叶长青《诗品集释》（1931年序，1933年版），则对陈《注》之误，有的便照“集”不“悟”。如注大明、泰始，就是一例（说详后），又注陆机“其源出于陈思”时引《梁书·萧悫传》曰：“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云云，则是新误。考《梁书》无《萧悫传》，亦无此引文。引文见《太平御览》卷586，谓出于《三国典略》（唐丘悦撰，见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13、《诗薮》《杂编》卷3和《全唐文》卷362）。仇兆鏊《杜诗详注》卷19《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引此谓出于《三国典略》引邢子才语（《镜诠》亦有此）。严可均《全北齐文》引此作《萧仁祖集序》，但不言所据。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论及此文也不言其所从出。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则谓见《御览》引《三国典略》邢劭语，而未言出于《萧仁祖集序》。今按：当出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邢劭集》著录的邢子才《萧仁祖集序》（曹道衡先生说，刘跃进函示）。王叔岷《笺证稿》亦承其误。至于杜天糜《广注诗品》（世界书局1935年版，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再版，改名为《诗品新注》），其版本和注释多袭陈注，不仅无所发明，且又新增讹误。如注“欣泰、子真，并希古胜文”时云：“张欣泰的儿子张真”，即是显例。这一错误，至今犹有继者。如《词源》（修订本）第四册“邑䂙（＠②）”部释“鄙薄”即引《诗品》此评而作“齐雍州刺史张欣泰、梁中书郎范缜、欣泰子真，并希古胜文，鄙薄俗制”。“侏儒一节，长短可知”（桓谭《新论·道赋》），叶《释》和杜《注》的质量，并在陈《注》之下，不言而喻矣。 20世纪50年代末，郭绍虞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收入了陈注《诗品》，于是，《诗品注》在1961年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出版前言云： 注本前曾由开明书店出版，最近注者吸收他人所提意见，在旧注的基础上作了较全面的订补，由我社重排印行。 和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的《诗品注》相比，新版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历代诗话》本取代《津逮秘书》本为底本，又参校《津逮秘书》本和家藏明钞本。 （二）吸收了古直、许文雨等人的一些意见，对旧注作了有限的改订。如对古直所列五失，除曹彪诗存佚一条还同旧注外，余皆作了改正，只是在改“平原兄弟”为指“曹植、曹彪”时说：此“出于陈伯韬说”。以示对古直、许文雨之不服气耳。而于许说十误之十四例，则只改订了七例（平原兄弟、黄鸟度青枝、济济今日所、江洪诗风、谢客集诗、明远文词、戴逵品语），还有一半之数，或依然故我，或改其字句而一仍其意。对王氏所提的两条意见，也可以说是全都不予接受。如“讥鲍照古直”之说，就原封未动；另一条虽删去了否定出于李陵的旧说，却又谓出于“国风”，和旧说相较，仍是换汤不换药。 （三）大量删减自己臆补而为钟嵘所略的有些诗人诗体源出的内容。王叔岷说：“近人陈延杰《诗品注》尤喜补钟嵘说所略。”然而，这些内容，今本却不见了许多。据不完全统计，被删艾者殆近半百之数。如：“安仁”，“虽源于仲宣，而采缛则过之”；“景阳”，“固是滥觞仲宣焉”；“太冲风骨俊拔，甚似公干”；“秦嘉”，“盖出李陵”；“徐淑”，“则本《国风》焉”；“魏文帝”，“其高古似（李）陵，其宏赡，似（王）粲”；“叔夜”，“颇似魏文《芙蓉池》之作”；“茂先”，“颇似仲宣，而沉着不及焉”；“何晏”，“是学刘公干者”；“孙楚”，“此本楚辞”；“王赞”，“盖本古诗”；“应璩”，“颇类《国风》，谓祖袭魏文，非也”；“清河诗”，“盖学平原，杂有仲宣之体”；“曹摅寄兴清远，又本于嵇康焉”；“何劭清澈有味，盖源于刘桢”；“越石”，“颇似仲宣”；“子谅”，“则学（王）粲”；“景纯”，“则盖本安仁为多”；“（郭）泰机”，“源于班婕妤”；“（颜）延年”，“亦颇似士衡焉”；“谢混、谢瞻、王微、袁淑、王僧达”等“五公诗”，“并师承茂先，可信也”；“惠连诗甚美赡，盖学魏文帝”；“（范）彦龙质而丽，原本古乐府”；“（丘）希范得河阳（按指潘岳）、宣城（按指谢玄晖）之丽”；“（沈）休文”，“颇似明远而清丽过之”；“班固质木无文，原本古乐府”；“郦炎”，“盖学古诗焉”；“元淑诗似乐府”；“魏武”，“得古乐府之逸”；“（阮）元瑜甚有怀寄，亦源于《古诗》”；“（欧阳）坚石《临终诗》甚哀楚，似王仲宣”；“二嵇（按指嵇含、嵇绍）学徐干，微伤整齐”；“（阮）德如《答嵇康诗》，兴托不寄，亦得叔夜之一体”；“（枣）道彦词兼雅怨，盖得力陈思焉”；“（张）孟阳学王粲”；“宋武帝（按当作宋孝武帝）源于徐干，故尚词采”；“（刘）铄情词并茂，是学士衡《拟古》者”；“谢庄颇幽，得陆机一体”；“惠休文情幽怨，源出于陈思”……等等皆是。这些被删艾了的文字，有的与今本之载截然相反。如关于应璩诗体源出问题，旧本以“颇似魏文”之说为非；今则以“颇似魏文”为是。表现了旧版《诗品注》的随意性。 （四）丛书编者也纠正了陈《注》的一条注释。陈注戴逵一则有云：“曩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再续》引《吟窗杂录》，补戴逵所品语脱文，与明钞本所载全同，唯‘上’作‘工’，‘誉’作‘彦’（编者按：黄丕烈藏明正德退翁书院蓝格抄本《诗品》原跋作‘誉’不作‘彦’），与此为异”。其括号内的“编者按”云云，即是丛书编者郭绍虞之言。 以上修订，使今本《诗品注》的质量有了一些提高，常识性错误减了不少。但是，它仍是一本错误颇多、很不规范的著作。因此，新版的墨汁未干，批评之声已不绝于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单篇论文是：陈建根《简评陈延杰诗品注》（《文学评论》1962年第一期）、陈直《陈延杰氏诗品注中存在的问题》（1962年撰，载陈氏遗著《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藉出版社1988年10月版）、彭铎《诗品注补》（《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等。这三篇文章，质量不一，优劣有差，中以陈直之作为最佳。陈直云： 余见陈延杰氏所撰《诗品注》，其中魏晋南北朝史无传记诸人多未注出。……陈氏所未知者，大率皆可考索。兹将现书中存在的问题，分未注出人名，及纠正原注错误或补充重要材料者，略述如下。 陈直此文，创获颇多，特别是在《诗品》人物生平事迹的考订上。同时，此文还澄清了一个历史问题，即陈直有无专著《诗品约注》在1933年前出版？在1933年问世的闽侯叶长青氏所著《诗品集释》中两次提到陈直《诗品约注》。此当是最早言及《诗品约注》的著作。之后，梅运生《钟嵘和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版）、萧华荣《诗品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曹旭《钟嵘诗品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89年第11号）、《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等，亦沿叶氏之说而以为陈直真有《诗品约注》出版。其实，陈直生前死后皆未出版过《诗品约注》。他在此文中说： 予在三十年前，曾拟择诗画二品，加以笺释，已略具规模，屡更兵乱，稿旋散佚。曾记忆叶长青氏所撰《诗品集注》（按当作集释），已采及鄙论。 陈直写作此文的时间、地点，自署为“1962年10月撰于西安西（北）大（学）新村”。陈直自己写的这篇文章，清楚地说明了《诗品约注》在1933年前仅是手稿，而后来又在兵乱中不幸散佚了。 也就是在学者们对新版《诗品注》群起而攻之的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当年八月又在上海第2次印行了此书，印数多至一万册。若加上北京的三千册，于是，新版《诗品注》便成为“所有《诗品》注释本中发行量最大、市场占有率最高，也是最通行的注本”（曹旭《诗品研究》语）。这还不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各次再印刷的数量以及1998年二月印行的五千册之数。 这是为什么呢？ 考郭绍虞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已出的《诗品》注本中选择陈氏《诗品注》作为丛书本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当时《诗品》基础研究的落后状况决定的。自1927年陈延杰《诗品注》、1928年古直《诗品笺》、1929年许文雨《诗品讲疏》、1933年叶长清《诗品集释》、1935年杜天糜《广注诗品》等《诗品》全注本出版以来，至1949年的15年间，旧中国就不曾出版过一部新的《诗品》全注本；不仅如此，自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后的1985年，中国大陆也不曾有新的《诗品》全注本出版。但是，大陆人民需要《诗品》，大陆学生需要《诗品》，大陆学者更需要《诗品》。于是陈氏《诗品注》，在经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全面修订、质量有相当提高之后，被郭绍虞看中而编入丛书出版以满足大陆人民饥不择食的精神需求。应当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当时学界再也没有比陈《注》更好的《诗品注》本了。 当然，这样的解释，对大陆1985年以前一再印行陈延杰新版《诗品注》，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如用来说明1998年还须大量印行这本《诗品注》，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为，自1985年至1999年的15年间，中国大陆的钟嵘《诗品》的基础研究的落后状况已有很大改观，新的、高质量的各类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萧华荣《诗品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向长青《诗品注释》（齐鲁书社1986年）、赵仲邑《诗品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徐达《诗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王发国《诗品考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元胜《诗品辨读》（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周振甫《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杨明《文赋诗品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等，台湾省的《诗品》注本则主要有：汪中《诗品注》（《国学萃编》本，正中书局1969年初版，至1985年，已有第9次印行本）、杨祖聿《诗品校注》（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专刊1992年）等。这些专著，有的填补了《诗品》校释中的空白，有的清算了《诗品》研究中的错误，有的解决了《诗品》解读中的不少疑难问题，使停滞了数十年之久的中国《诗品》基础研究，大大地向前赶了一程，重新夺回了丧失已久的世界《诗品》研究的中心地位。这时，似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代表国家出版水平的出版社，若仍再版大大低于当今《诗品》研究的普通水准的陈氏《诗品注》，不仅不能反映中国新时期的研究水平，而且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中的陈氏《诗品注》应当代之以能反映当今中国《诗品》基础研究最高水准的新的《诗品》注本。 而且，就世界范围言，当中国大陆的钟嵘《诗品》研究处于低潮时，日、韩、法等国的《诗品》研究却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其中，日本先后出版了中＠③希男的《诗品考》（群马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编第7卷第6号，1959年）、高松亨明《诗品详解》（弘前大学文理学部中国文学会，1959年）、《钟嵘诗品校勘》（弘前大学《文经论丛》创刊号，1965年）、《诗品》研究班《钟氏诗品疏》（立命馆大学《立命馆文学》第232、241、268、272、282、300、308、309号）、兴膳宏《诗品》（朝日新闻社《中国文明选》第13卷《文学论集》，1972年）、高木正一《钟嵘诗品》（东海大学出版会，1978年）等；韩国出版了车柱环《钟嵘诗品校正》（汉城大学校文理科大学，1967年）、李徽教《诗品汇注》（岭南大学校出版部，1983年）等；法国出版了华裔学者陈庆浩《钟嵘诗品集校》（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这些异邦之作，有的取材广博，运思细密，见解独到，学术水平高，启发意义大。如高木正一《钟嵘诗品》，它不仅综合了日本国内二十多位“诗品研究会”成员的看法，且学习高松亨明《诗品详解》兼采中国陈注、古笺、许释、杜注的精义的作法，大量吸取中、韩两国学者的成果，从而使它成为“今后日本《诗品》研究”的“有力的参考文献”（冈村繁《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见王元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而车柱环《钟嵘诗品校正》，用韩、中、日各种版本33种，是曹旭《诗品集注》(1994)以前，采用《诗品》版本最多的著作。陈氏新版《诗品注》，无论是指导思想、文字校勘、理论发掘，和日、韩同期著作相比，都显得陈旧落后。日、韩学者面向世界，把《诗品》放在世界汉学大背景下进行现代阐释，故能大胆吸收国际成果，以丰富补充自己的研究。与这种“开放式”的研究相反，陈注和中国大陆的多数《诗品》研究，则是“封闭式”的。他们在吸取旧有研究成果时，由于受整个国家都因敌人的“封锁”而不得不搞“封闭”这一根本原因的制约，往往重内弃外，对世界各国的研究状况和成果关注和参考不够，有的甚至是置若罔闻，不予理睬。这种“封闭”，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如果还能情有可原，说它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在今天，就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的了。因为，整个国家的“封闭”，早已被“开放”所替代。若再搞“封闭”，就和“开放”背道而驰了。这时，似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代表国家的出版单位，如果再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出版陈注《诗品》这类“不合时宜”的读物，那它本身也就离“不合时宜”不远了。 何况，今本陈延杰《诗品注》还有更多难数的错误需要纠正呢。 原载：《许昌师专学报》2001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