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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整理是以“书”的本身为主，只把书的真面目弄清，弄准全盘，这是一种客观的方法；至于研究则是有研究者主观的意图，它以书为基础，以事类差别可能，分门别类各各抽出个条例，以达到作者之“意图”。所以，整理与研究，一是客观求这“物自体”，一是主观代求作者“意图”之完成，故为两回事。但要研究，必需有整理过的“书本”，所以整理是研究的基础。它们又都是相关涉的。现在更详细分解一下各各的进行步骤和方法。 什么是整理？它的目的、要求，是把这本书的文字、章节弄清楚，使书中无讹误、脱落、错简、经注混淆、它书误入等等错乱，使人能读，初步能解，达到文从字顺，章断句绝，可供人作研究工作。用一个整理过程上使用的术语，这就是校勘学（或校雠学）。所以整理是以校勘为主，是文字、语法、词法的问题，而不是义理的问题。即使碰到历史制度方面也可能有的校勘问题，这也不是义理研究，至多只与章句阐发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至多也不过是些“记注”之学，用学术名称定之，也只是标点、注释工夫。在校勘工作中，版本已校全面，仍不得其解，或根本无版本可校，不能不用“意断”，于是自然要牵涉到文字、词汇，牵涉到典章制度、历史文化方面去，才能达到章绝句断，文字畅通，但也只能算是校勘的考证。考证虽属于研究范畴，而此处的考证仍不能算在大义原理的帐上。不过这笔帐很不容易算清，可能有些交叉关系，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上文已经说到考据了，考据若限制在对文字障的范畴内，这只是意校的最高阶段。对文字、词汇等仍不外是整理，使读者能得到使用本书的方便。但是假如牵涉到整个历史文化的问题，则应算在研究帐上，譬如我考证《离骚》中“庚寅”一词的含义，涉及与楚民俗的关系，因而不能不说到六十甲子在古代民间使用的一些民俗——是民俗与礼俗的关键性问题。 自从西洋文艺学术输入中国后，标点符号的使用，日渐其兴旺，这对读者来说是一种甚大的方便法门，对整理旧籍来说，是又增添了一些整理的方法。其重要法门大体有三端：一是书上的标点符号，使章绝句断，由一些有修养的人，乃至专家来做，方便了广大读者，也是提高文化教育的一件大事；二是分章节；三是作引得。兹特为稍加论述： 一、标点。 汉儒句读，但未曾有明文指为句点、读点，而且句读两字，含义不能包括整个文内的断句方法。故今行标点符号，应算作外来全新的整理古籍之一法，而新法的标点，甚有精义，句号、分号、逗号、冒号、惊叹号等把句法的重要含义都已分清。读者只要按照符号所示，大可帮助了解句义，这是读书的基本方法。所以近年来国家注意此事，要求一切书经整理都加标点。二十四史的标点本已出齐，大大方便了读者。这件工作虽说是比较初步的、通俗的工作，但要做好，确也不大容易。即以二十四史来说，都是专家、学者、教授为之，而且是脱产为之，但我们经常在刊物中读到一些纠正某史标点讹误的文章，说明这个工作的难度比意想中要大得多，这也是不进行大量实践不易显现其疑难的。 二、分章节。 在中国一切书籍中，不论是写本、抄本、刻本，都不曾见到标点句读的事。我读过的敦煌经卷有六、七千卷之多，不曾看见。但是，分章节一事在大量卷子里是较为常见的。《道德经》五千言的十多种写本中，都曾分章节，而且有在章节后面写有字数若干的。除此而外则比较少见，这是否是道家的书的传统，似乎也不能如此说。总而言之，即有也是少数。至于新式标点整理的书，就没有不分章节的事。所谓章节，可能是一义一事的分，是属于逻辑发展与事实实况。最早也许是乐意为一章之章，是乐歌的起讫段落。这以《诗经》最为明显。此事一弄清楚，则全篇大义乃至全书大义都有了着落，故也是整理古籍的法门。 三、引得。 也有作索隐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引得是译者。以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所编出的八十多种引得为基础，这更为中土所无。过去读书是一本一本读了背得，但现在人事日繁，背书实在太花时间，而且现在研究工作需靠材料的完整，许多书都在被使用之列，更非记忆所能做到。所以把整部书都用一种方法，集中全书相同的词汇或从其他方面进行分类排比，这样对研究便提供了许多方便。我们要某书的某种材料，只要在引得中一检，全书同样材料都可检得。如范围要得大，书要得多，则多用几种引得，分别在各引得中去寻找同类词汇，也都会立即聚集在一道。这是一个最方便于研究的基本取材之法。而引得大致是以词汇分别排列的，因之，它也算初步的收集在一道了，故我们把它归入这个节目中。 附说索隐。在英、法、德近五十年来的出版物中有一种附在书后的“专门”引得。再譬如我为《屈原赋》作过一个工作，以学术内容为基础，把同类事物辑在一道，如曰：“屈子的天道观”、“屈子的政治思想”、“屈赋中的鬼神”、“屈赋中的巫者”、“屈赋中的古史”、“屈子的思想”……等等，各自为类，这不是从语言角度来编的。对此不能单纯认为是整理（因为非纯客观的而是有作者主观意图的），也有认为是引得。我则主张用“索隐”二字以示区别。因为这是视作者的见解与观点、立场而各生差别的，有近于搜索隐微之义，故用索隐两字。当然，这种索隐也可以作为研究的基础视之。 把上面所说的标点，分章节与引得索隐等，同文字校勘、注释、考证等作为整理方法来看待，似乎关系不甚密切。但一切研究，必得要用善本、已校本，必须有一些完整可靠的资料作参考，才能着手。文字障以校勘、注释、考证了之。资料障除上三法外，还能有什么方法来解决呢？不过这文字障的排除，是为了一般的读者，而资料障的排除则主要是为了研究人员、专家等等。这好像是两者存在差别的唯一理由。 现在来谈谈有关研究这一方面的诸问题。 古籍研究大体可分两类：一是以一本书为单位，二是以一义为单位。 以一书为单位者，意谓把一整部书作为研究的对象。这在中国古籍研究中是一种传统的方法，而其中又有详略之别。大体上说用的是汉儒以训诂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如《诗经》的毛传郑笺、《周礼》的郑注、《周易》的王弼注、《楚辞》的王逸章句、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等，大体都是从文字训诂讲明章句大义，似应属于整理古籍的范畴；可是往往于申明大义时，多从历史事类推论，所以有研究体势的这类书，大都用“传”“笺”“注”“说”“故”等为名，也都有文字、训诂、音韵的意谓。到了六朝以后，开始对这些书作详尽的解说、考证，或曰正义，或曰疏。如《论语》皇侃疏，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洪兴祖《楚辞补注》等，以及后来集成的《十三经注疏》等皆是。凡疏必然是经与注都为之疏通证明，最为详尽。到了清代，三百年来的学者心力多为经学作新疏，而多以正义为名，其中最好者如焦循的《孟子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邵晋涵《尔雅正义》，而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为最精深博大。也有许多不用正义一名，其实也是同一体制的，如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廖季平的《谷梁古义疏》，宝应刘氏三代的疏《左氏传》等等，皆是一时大著。王先谦的《尚书孔传举正》、《诗三家义集疏》，体例稍稍偏大了一步。这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清代是经学极盛的时代，但对子史诸书也不少大著，如孙诒让的《墨子闲诂》、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惠栋的《后汉书集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刘承ｇàｎ＠⑴的《晋书校注》等。 此外，小学书的研究也多可观，其书虽无汉人传注，但清人新注也体近正义。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句读》，徐颢的《说文笺》，钱绎的《方言笺疏》，戴震的《释名疏证》，体例稍掩而主意似相袭。此外如杨守敬的《水经注笺正》，郝懿行的《山海经疏义》也是旁出的重要研究之作了。 这里还要重复说说对诸子整理研究的方法。用“集”字是集的古今对此书所见的材料，其实与经的疏，基本上无大差别。但经的注疏（正义），有个规律，是“疏不破注”，意思是作疏时，对注的含义即其言论不能反对。所以经疏是主于一家。而诸子所“集”则有家即集集不体，不受“疏不破注”这一条例的限制。所以“集解”、“集释”，集的东西愈多愈全，价值越高，而作者可在所集各家之说都得疏通证明之后，再把自己的意见写出。他的意见可能与历来之说都不同，或是比过去各家之说更正确精当。这是对“子”“史”之学的正常态度。如孙氏的《墨子闲诂》把历史上讲墨子之说录全后，自下己意，使人对这一书的种种异论都有所了解，而对孙氏之说知所发明。这种研究方法，与单纯为文字训诂、古义古注作疏证的汉唐学相较，是一个进步，这应是清代的新风。这种新风起于对诸子的研究，而经学研究，后来也颇受它的影响。如孙氏的《周礼正义》，前面我们虽已记入正义（唐学派），而实则应当是进了一步的清末学派，这是受了甲骨金文之学及一些考古学的影响而有的。这就是我常说的新材料的发现与新方法之发生之所赐。 以上种种都是以一书为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往往非博大而精深的学力不能为功，因而也使许多非古籍研究的专家不可能做到。譬如政治学科学家、农艺、考工、建筑、水利、纺织、医学等方面的专家，他们便不可能精通儒、道各家学说。所以历代这些专家往往用其所长，在古籍里寻求可以施其所长的方面，作一事一义一艺的研究。如祝藕舫先生是天文气象学家，他以他的天文气象之说，搜集了历代记录的气象天文的资料，用他的专长考证了《尚书·尧典》的四仲中星说，而断定《尧典》这段材料是真实的。又如章鸿钊先生用他的矿物学知识，考证了古籍中记载的矿石，仿《尔雅》例为《石雅》，都是此例。古籍研究的方法也因此又有了扩大，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一义一事一说为中心的研究法”，此之谓专题研究法，这也是个非常广阔的天地。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专题研究法。这一法细为分解，又可分为四类：一，一书中个别性专题的研究；二，一书中之全部分义专题的研究；三，一义之多义专题的研究；四，多义多书之综合专题的研究。 关于一书中个别性专题的研究，如阮元的《考工记车制图考》，任大椿《弁服释例》，僧凌曙《公羊礼说》（以礼说解公羊传之礼），王崧的《说纬》等等皆是。这类研究宋明以来的学人文集中已大量出现，到了清代更加多了，如阮元研究文集中的文章，大半都属此类。又如任大椿的《毛诗礼征》，是将《诗经》中与礼有关的词句一一钩出，加以说明，是毛诗研究的专题专门之作。即以《诗经》而论，则陈奂有《诗雅》，是用《尔雅》体制把传笺训诂来编成一书；江有浩《诗韵谱》，是记《诗经》用韵的专书；严可均的《诗声类》，是辑录《诗经》声类的专书；还有陆机的《诗草木疏》，近人的《诗品物图考》，我辑录考研过的《诗骚联绵字考》等。再若以屈原赋为例，则可以有屈子天道观，屈子政治愿望，屈赋的古史，屈赋的语言，屈赋的思想体系，屈子的忠爱思想……真是可以写几十篇研究论文。 关于一书之全部分义研究。这种方法多少还含有些整理全书的意味，古今此类书较少，主要原因是一部书所涉及的方面太多，不容易一人独专，但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与注疏派正义同其规模而难度更大。其例如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是从孟子一书的字义以还孟子思想哲理之作；又如惠栋的《易例》凡九十余个例，以发明《易经》一书的要义；又如我的《楚辞通诂》凡分列为十部：天文、地理、历史、人物、意识、文物、制度、篇章、博物、词汇，把全部楚辞所有的内容及其含义，通通归入这十部，每部各各列出条目，一条条写出，凡全书同目并为一条，其义有别，则在一条之中又别为若干则。这只是把训诂、注释、考据方法用进了全书，使全书无一词一义的逸漏，如此而已。这算是一书全部研究的极则。这种集中一义为目的的研究方法，需要贯注全部精神，所以比较吃力，但一目既立，则全书都掌握在一条之中了，无庸再去从头翻检，这是得力于引得索隐两法的。它的体段是论文，是研究，与注疏之仅为读通当句当节的记注之学不同。在此不妨再举一例，我所素爱的宋程公说有一部《春秋分纪》，也是将《春秋》分为九十卷：计年表九卷，世谱七卷，名谱二卷，书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鲁事二卷，大国世本二十六卷，次国二卷，附录三卷。其中年表冠以周及列国，而后夫人以下与执政卿皆各为一篇；其世谱则王族、公族以及诸臣，每国为一篇。鲁则增以妇人名、仲尼弟子；而燕则有录无书。名谱则凡著于春秋者，分五类列。专书则历法、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七门。其周礼及列国世本以及次国、小国、附录则各以经传所载，分隶之。他在自叙里说： 辙推春秋旨义，即左氏传分而记一，事虽因于左氏而义皆本诸圣经，又旁采公、谷及诸子之说精且要者，附正其下，……春秋分记曲明圣人遗意以示来世，至于得失盛衰之变亦备论其故，盖春秋则以天下之当一乎周，而分记则总列国之所以异，固其异而一之，此分记之所为作也。其书的优点，《四库提要》说得很好，恰如其分，其言曰： 条理分明，叙述典瞻，所采诸儒之说与公说所附序论亦皆醇正，诚读春秋者之总汇也。自宋之后，象此书之例而为之者日见其增，这真是古籍研究方面的一件好事。其实放开眼光来看，则史学界这类著作为量不少，为类日繁。譬如杜佑《通典》不也是由纪传体扩大到制度方面成为九通一派的类别吗！简言之则自“纪要”一类书出来后，如《春秋纪要》、《两汉纪要》、《唐宋元明纪要》，也是一种体段；自“纪事本末”出来以后，各史也都有之，成为九朝纪事本末一个体类，这方面真是数也数不清，中国成了一个无所不有史，无事不有史的伟大国家。 关于近世纪来的单篇专题论文。这成了近世纪来最为兴盛的研究之一法。最小的如王念孙的《释大》，程瑶田的《果＠⑵转语考》；较大的如诸家的《九族考》、《明堂考》；更大的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章太炎先生的《俱舍论》，成为专门之学的专门研究。在这一义一体中似乎成文者盖多，而成书者较少，但也不是没有。如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与《检论》，是两部论学术与论政治社会的专书。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是专论古书疑义诸端的一个全面开展之作。陈立疏证了《白虎通德论》中各篇章的要义，把汉儒对古代礼制学说的要点都证明了。此外针对一个或一种问题而成的专门研究也不少，如《明堂大道录》、《禹贡推指》，戴震的《考工图说》，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也都是些专门性的研究，而非单篇论文式的专著。 以上不厌其烦地作了一些分析，其实不论是整理还是研究，都不可能是刻版文章。在这两类的每类中都大量存在多种体式，而以研究一类为最。有许多专门之作很难用一例来说明。譬如江永的《乡党图考》，我一开始时就想到要为它归一个类，到如今仍不能十分肯定。至于整理与研究两大类之间的交叉，也实在繁缛得很。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不是既有整理的校勘之法，也有研究的专门化考释吗！文中所列，只就主要趋向、主要方法方式论之。所以读者一定要把某书归于某类，也可能成为争之不休的事。这里只好对读者说一声，可分不可分，只是为了叙述方便，如此而已，非必即为定评也。 原载：《文史哲》1984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