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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寄下《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以下简称《总目》)一册。此书由古籍办主编，岳麓书社出版，外观典雅厚重，内页疏密有致，且附有电子本光盘一张，可谓传统与时尚风云际会，妙合无间。匆匆翻读之下，感觉此书读起来清朗爽目，检索亦称便捷。先睹为快，遂有几句感言流于笔端。 书之称好，第一要义就是切题。此书《前言》中说：“为了较为全面的反映新中国建立以来5 0余年古籍整理出版的概况，我们特编印了1 9 4 9年1 0月至200 3年间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以供有关专业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参考使用。”编者既是古籍办，其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权威性质不容怀疑。而就收录范围来说，其时间跨度已逾半个世纪。如果扣除采集数据、编纂出版所需花费的时日，则现在能够推出2 004年之前的信息，也算得上是非常及时了。主编单位的权威性与数据采编的完整性兼而有之，此书以此命名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当属实事求是，名至实归。 全书尚未及细读，目前只能说有两点印象感人至深：一是资料采集之广与辨析之精；二是编纂体例之新与著录之细。我以为，前者足以彰显新中国五十年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伟大成就，而后者藉助著录体例上的创新，或可昭示古籍整理出版乃至传统文化研究的重心与路径。下面试对这两点印象略作具体阐述。 一、收录品种总量庞然可观 《总目》的著录原则是按独立的书名立目，每一种书即为一目。全书现有条目总数，《前言》中未见有说明。今若每一页按2 1条计，粗略估算下来，总数大约在1 7 0 0 0条左右。删除简单重出的品种之后，净得的品种数量应该在1 0 00 0种以上。依据目前通行的说法，中国现存古籍总量约为1 2万种至1 5万种。由此推算，则新中国五十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其品种数量已然接近现存古籍总数的十分之一。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小数目。何况经过整理的古籍，如“十三经”、“二十四史”、“先秦诸子”、“释道二藏”、《四库全书》、《丛书集成》等，一般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基本典籍，属于当代学术研究中使用率最高的常见书。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五十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在现存古籍中所占的学术比重势必要远高于十分之一。以五十年时间(不可忘记，其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曾中辍十年)而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称之为丰功伟绩，绝非虚誉。 古籍整理出版之所以成就巨大，究其原因，不外乎四个方面：第一，党和国家对整理我国古籍历来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方针、政策十分明确。中共中央曾于1 9 8 1年9月1 7日专门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由此可以说，五十年来的古籍整理出版，旗帜鲜明，路线正确。第二，自1 9 5 8年以来，国家专门设立了负责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领导机构，即最初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至现在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这个领导机构曾一度被迫停止工作，国务院则在非正常情况结束后于1 9 8 1年再度恢复其建制，重新开始工作。这是古籍整理出版一直以来有组织、有领导、按规划实施的根本保证。第三，自1 9 8 1年起，国家为古籍整理出版设立了专项经费，包括出版系统的古籍出版补贴和高等院校系统的古籍研究经费。这一举措大大缓解了古籍整理研究出版所面临的种种压力，极大地改善了古籍研究的困窘局面，提高了整理出版古籍的积极性。第四，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的学术队伍日益壮大，不仅教育部于1 9 8 2年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古籍研究所不断增多，而且专业古籍出版社也由当初的一二家增至现在的二十余家。在古籍小组的支持下，专业古籍出版社还组建有联合会，彼此沟通互补，克服无序竞争，使古籍整理出版迈进了和谐发展的新阶段。作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一个长期读者，我一直关注着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上面所说的四点原因，是我在《总目》的《前言》中体悟到的答案，不知是否全面和准确。 二、诸种整理方式精彩纷呈 直观的感觉，是《总目》的收录总量大、品类繁多。若再深入一步，则发现每个品类下所以会有许多细目，其实是因为各自的整理方式不同。按照当前古籍整理学的说法，古籍整理的方式大抵可分为8种类型：(1)影印；(2)点校；(3)注释；(4)今译；(5)索引；(6)辑佚；(7)资料汇编；(8)选本。当然，每个大的类型之中又可分出多种不同的做法。譬如影印，有的重在存真，一切力求保持古本原貌；有的重在流通，则多采取拼割缩印的形式。又如点校，有的只是断句、标点，有的则有标点有校勘，甚至以校勘为主，意在明辨是非。又如注释，有简注，有详注，有集注，有笺证，较详的注释则近乎学术札记。至于索引，亦有人名、地名、篇目、引书等各自专门的用途，彼此互异的编制宗旨。诸如此类，可以说，诸种整理形式在《总目》中都不难找到典型例证。 不妨以常见书《楚辞》为例，这里既有对旧注的整理本，如《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 9 8 3年版)、《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7 9年版)、《楚辞直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 9 9 4年版)等；又有今人的新注本，如《楚辞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9年版)、《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1 9 9 6年版)、《楚辞译注》(齐鲁书社1 9 8 4年版)等；还有普及性的选本，如《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5 8年版)、《楚辞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1年版)、《楚辞选析》(江苏古籍出版社1 9 8 7年版)等。此外，如《楚辞集注》善本的影印，既有中华书局1 9 6 3年影印的宋端平二年刻本，又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今广陵书社)1 9 7 8年影印《古逸丛书》本。一部《楚辞》而有各种整理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学术研究和一般阅读的广泛需要，《总目》的著录则可以为各种各样的读者提供检索的端绪。 三、编纂分类体例颇有创意 中国古籍的分类法至清修《四库全书》集其大成，是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近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则将丛书单列，近乎五部分类法。当代编纂的古籍目录多从张之洞说。但作为古籍整理图书，或称新版古籍，应该如何编目却迄无成说。所见各家古籍出版社的图书目录，无非将古籍整理、学术著作、普及读物粗加区别，或者按文、史、哲，外加综合参考，大略归类，并无一定之规。中国古籍传统四分法、五分法，与西学输入的现代学术分科观念之间，究竟应 当如何对应，如何为二者搭建过渡性桥梁，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细密完整的成功先例，这依然是一个摆在古籍目录学者或古籍整理学者面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总目》要编入的新版古籍成千累万，而每一种新版古籍皆涉及新旧两重关系，旧的关系是指原先在四部分类法中所属的部类目，新的关系是指在现代学术研究中隶属的学科。譬如《诗经》一书，四部分类法将之归诸经部，而经部在现代学术分科分类中已丧失独立地位，《诗经》被视为文学总集。再如《尔雅》，原本也在经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部辞书，事关文字训诂，当然应属语言文字学范畴。面对古今学术概念的巨大差异，《总目》要想在传统古籍分类法与现代学科划分之间架桥铺路，把林林总总的新版古籍一一按类别安排妥帖，让具备现代学术修养的读者，能够轻易找到某个特定内容的古籍，显然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总目》的编者甘愿在这方面冒险一试，不论结果如何，其勇气已自可嘉。 《总目》的总体框架简单明了，先是将全书分为十大门类，然后在各门类之下设若干子目。十大门类是：(1)文学类；(2)语言文字类；(3)文化艺术类；(4)历史类；(5)地理类；(6)哲学类；(7)宗教类；(8)科学技术类；(9)综合参考类；(1 0)普及读物类。各大门类下的子目多寡不等，譬如文学类下设8个子目：(1)丛编；(2)总集；(3)别集；(4)诗文评；(5)词；(6)戏曲；(7)小说；(8)资料汇编。而历史类则有1 3个子目：(1)纪传；(2)编年；(3)纪事本末；(4)杂史；(5)史表；(6)典章制度；(7)军政；(8)诏令奏议；(9)传记；(1 0)史评；(11)笔记；(1 2)金石、考古；(1 3)资料汇编。各个子目之下有的还列有细目，譬如文学类的“戏曲”之属，又分：(1)丛编；(2)诸宫调；(3)杂剧；(4)传奇；(5)散曲；(6)曲艺；(7)曲话；(8)曲谱、曲韵。其他各类莫不如此，兹不赘述。 编者作出如此这般的分类，眉目已然分明，但其理论依据何在?我看卷首《类目表说明》中有一段话可以答疑，姑摘引如下：“此类目表的编制原则，基本上是以学科分类为经，以时代先后为纬。先依据现代学科的界域，设置总体部类，即‘辨义立类，。当学科划分无法通贯到底时，间亦按照图书的体例特点设置子类目，即‘辨体立类’。各个子类目的编次，则依据作者时代或成书时代顺序排列。就总体设想而言，首先是把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然后再将哲学、社会科学区分为文、史、哲三大学科，相应设置文学类、历史类、哲学类。鉴于文、史、哲三大类目涵盖过大，乃适当细化，相应设置语言文字类、文化艺术类、地理类和宗教类。对于自然科学，主要 是其科学技术史部分，相应设置科学技术类。除此之外，对于兼赅文、史、哲内容的综合性图书，如类书、丛书、书目、提要等，则相应设置综合性门类，称为综合参考类。对于各学科中由今人编撰的通俗性读物，如选注、选译、选讲、选评之类，既与古籍原本判然有别，亦拟独自设置一类，即普及读物类。合而计之，此类目表实则包括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和普及三个方面，共计分为十个门类。”我以为这个关于古籍整理图书分类的思路，既汲取了传统目录学“辨义立类”和“辨体立类"的思想，又汲取了现代学术分科划分的实践经验，大体上是可取的。《总目》的门类设置，充分表现了编者们的创意，应该引起古籍整理学界的注意。 四、类目区分蕴涵治学门径 清代学者王鸣盛曾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深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十七史商榷》卷一)晚近张之洞谈及为何编纂《书目答问》时，也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王、张之论言简意赅，切中读书治学的要害，说明一部上乘的目录，犹如良师益友，可供随时咨询，以利于发现路径，作出抉择。 即如《总目》，尽管其类目设置未必完全妥当，或者某书归属某类失于察考，但总算把纷乱如丝的万余种古籍整理图书理出了一个大体分明的头绪。更可喜的是，所理出的这个头绪力图契合现代学术分科的实际，约略与当代社会发展的状况、学术研究的状况并行不悖。这也就使得《总目》在满足社会各界的需求方面全无罣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于中探寻治学门径，一般古籍爱好者也可以于中找出通俗读物的线索。 如果想做某个专业方向的研究，完全可以到《总目》中因类问学，按需求书，并获悉此前对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乃至研究的状况。举例来说，要研究古代小说，可以查文学类小说之属，这一栏的第一项是“丛编”，胪列了《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几十种大书，足可找到所需的资料。下面又按类目分别列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原本的最新整理成果，以及有关研究资料的汇编成果。通过小说类的子目划分，可以了解目前小说研究面临的各项课题；通过细按每一条书目，又可以获知目前每个具体研究课题的大致进展情况。 再譬如，如果要研究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会到地理类水道、水利之属去查找。一目了然，建国五十年来整理出版的《水经注》有1 2种，上世纪5 0年代文学古籍刊行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出过2种白文本，科学出版社出过杨守敬纂疏的影印本；8 0年代巴蜀书社出过王先谦校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王国维校本，江苏古籍出版社出过杨守敬、熊会贞注疏的点校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则出过赵永复编的《水经注通检今释》；9 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过陈桥驿的点校本，岳麓书社出过谭属春、陈爱平的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出过陈桥 驿等的全译本；进入新世纪，浙江古籍出版社还推出了陈桥驿的新注本。这样一路看下来，《水经注》的原本及后人的注疏本、全译本历历在目，按图索骥，这些书都不难得到。而由此也会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更深的认识，对自己所要研究的课题形成新的学术价值判断。假如当初还有整理《水经注》的计划，那么现在或许就要考虑暂缓实施了。王鸣盛所谓“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者，盖以此也。 五、画蛇添足的几点希望 以上拉杂写来，浮光掠影，不深不透，只算得上是匆匆拜读过后的一点印象。总之，我为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欢呼庆祝，同时对《总目》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特色表示由衷的赞赏。不过金无足赤，书无完书，《总目》之成书大约出自众手，有些书的归属类别有待商榷。譬如清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金生点校，中华书局1 9 8 9年版)、清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吴格点校，中华书局1 9 8 7年版)，按《类目表》所拟原则，应编人文学类总集之属的《诗经》栏下，但现在《诗经》栏下竟不见踪影，不知编在何处。其他各类也许还有类似情况。再好的体例，如不能一以贯之，其学术质量必然大打折扣。这一点恐怕是书目编纂中的大忌，希望《总目》在重版时能有所完善。 《总目》附有光盘，对于电脑客来说，其便利自不待言。但不惯使用电脑的读者，在使用此书时定会心生烦乱，因为书后没有相应的检索手段。不熟悉这些类目，又不善使用光盘，如何能去检索?希望《总目》重版时够补加索引(笔画检字、音序检字无不可，四角号码检字法亦可继续使用)。 带有时效性的资讯类图书，最应注重资讯的补充和更新。《总目》的收录下限为2 00 3年1 2月，其问世已是2 00 7年，又已经过去了三年，想要了解近三年古籍整理新书的读者，性急者可能会有些失望。所以，我建议《总目》的编者在现有的良好基础上，至少每三年推出一个增订本。 《总目》的编者既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的领导机构，从编纂古籍整理图书以“昭示治学门径”这个角度来说，在推出《总目》之后，似乎还可以就此再做一项工作，那就是搞一个古籍整理图书推荐书目。《总目》现有近2万个条目，茫茫书海中，只看书名、作者、整理者、出版者，并不知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如能约请专家会评，确定一批优秀书目(包括普及读物在内)，作为学术研究和一般阅读的指导性意见，其善将莫大焉。有了这个推荐书目，无形中为古籍整理出版树立了圭臬，指明了奋斗方向，今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必将更加理性，更加务实，更加注重开拓古籍整理的新领域，避免出现选题冗滥重复、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的现象。 原载：岳麓书社2007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