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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读法”这个名称的提出，已有八十多年了，但人们对它的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却很不一致。彭铎先生四十五年以前发表《古籍校读法》一文，以后又发表论文，并完成《文言文校读》一书，我以为已对有关问题作了完满的论述。但读了近十年来出版的这方面的论著，觉得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故就此溯源辨流，并对有关问题再作回顾，希望对校读法作为一种学习和研究方法的确立有所小补，也作为彭先生这部书的小引。 1923年陈钟凡先生出版《古书校读法》一书 ，分叙例、古书之体制、类别、读古书之要旨、方法、校书之途径及其利弊等部分。这是近代第一次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校读法”这个名称。全书的立足点在解决如何正确阅读古书的问题，故论及文献学方面的有关问题，而以读古书之要旨、方法、校书之途径等为重点。虽说仍然是论读古书的常识与校书的方法两方面问题，但已同纯粹的校勘学相区别，也算为“校读法”确定了一个内容。 1925年，胡朴安先生著《古书校读法》 一书，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绪论》讲释书名、古书之范围、清儒校读古书之概要及校读古书根基之知识；第二部分《论校书法》分概论、真伪辨别、版本源流、目录论次，佚书搜辑、统系编纂，底本互勘、群籍钩稽、刻书、藏书诸问题；第三部分《论读书法》包括概论、文字通假、训诂异同、声音流变、语词辨别、章句离析、名物考证、义理推求、笃行所知、善于择师等内容。只从大的题目上看似是分论读书与校书两个内容，而实际上是讲了古典文献学的全部内容。 1925年孙德谦著《古书读法略例》一书 ，其卷四之第一节即《书用校读例》。其中说： 其法将如何？李善《文选•魏都赋》“雠校篆籀”注引《风俗通》云：“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是可知书之贵用校读，因以得其谬误为主，惟称之为雠校者，非仅为一人事，盖一持本，一读书，竟如人之有怨雠者然。其法如此。但今第为读书计，既不必名为专家，亦无须两人相对，苟有志诵习古书，古书不能无谬误，要不可不用校读之法。 下面又分条阐述校读之法，其第一条为“校读必多备副本”。文中说： 要之既读古书，而欲用校对，则多备副本，其首务也。若恐别本难得，或一时无从购备，则读此书而不可通，疑其必有脱误，可随所见以校读，原不必萃聚多本，始行详校。盖今所重者在读，特惧义理难窥，故不能不用校读之法耳。若果能副本全备，则更善矣。 同时，文中也提出校读书应尽可能用好的版本，并可用相类之书，用实物（如有铭文之器物），用古类书，用古注以校读之，也可以综观原文之前后，并及上下文而以本书校本书。其中也谈到古人积累的校读经验，如以经校经，以子校子等。该文最后一段云：“夫校书为古者专家之学，字句诚不可忽。然只在字句，读一书而不明此书之意旨，是必不能窥其大也。”又云： 故古书而校读，要在得全书意旨，齗齗为字句之辨，所见者浅矣。今人读书，喜言校勘之法，卒之所尚者字句耳。余亦知字句之不可忽，然古书立言之旨，则尤贵探索也。故余既明校读之例，而论其要归如此。 由以上所引述可知，孙氏所提出的“校读法”并不完全等同于校雠或校勘。校雠校勘目的在于纠正原书的脱、误、衍、倒，尽可能地恢复原书的面貌，而校读则在于“读”，在于读书者自己能较顺畅地阅读古籍，故包括正确理解古籍的各个方面，理解原书之意。二者共同的地方都是要求尽可能多地搜集众本，以便比较，也都要求从事于此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素养，尤其对小学、韵学十分重视。孙氏这本书的其他章节，有些内容或论述也同校读法有关，如卷一的《事同义异例》、《文同意异例》，便列举了不少可供校读的材料（虽义异、意异，但事同、文同，有可比较者），《读书因彼见此例》也涉及到校读的道理。 可以说，校读法作为一种方法，孙德谦基本上同文献学、校勘学区别开来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余嘉锡先生为北京几所大学讲“古籍校读法”课程，是针对古籍中错乱很多，其形成过程、编著、体例、流传也同后代图书大不同等状况，为青年学生顺利阅读古籍而开设的。其所以不叫“读书法”或“读书指导”之类，因为他更侧重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讨论如何正确阅读古籍，而不误解原书，认为读古籍还应具备一些文献学常识。故1940年排印之时，名之曰《古书通例》。其书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案著录；二．明体例；三．论编次；四．辨附益。看来，叫做“古书通例”更合适一些。是不是原来余先生准备还讲些其他同“校”相关的内容，后来未讲，才冠以今名，不得而知，总之，由书中四大部分内容看，同“校”的关系不大。 1943年，张舜徵先生著《广校雠略》（有壮议轩自刊本），“是推广郑樵《通志•校雠略》的体例而写作的，主要谈到了学术流别、著述体例，以及目录、校勘、辨伪、辑佚等多方面问题……各相统摄，共一百篇”。 则是承袭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一书的基本看法。余先生之书后来本人既不称之为“校读法”，张舜徵先生的书也名之为“校雠”，则今日自可与校读划清界限。 张舜徵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又著《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为《通论——校读古代史籍的基本条件》，有《掌握一些阅读古籍的技能》和《熟悉古代书籍的一般情况》两章，前者谈了认识文字、辨明句读、分析篇章、钻研传注四个问题，后者谈了古书的流别、部类、传播、版本四个问题；第二编为《关于校书》，第三编为《关于读书》，是将校书与读书分别论述之。因而此书虽以“校读法”为名，但实际上并没有将校读法作为一种阅读与研究古籍的方法提出来，因而也与我们说的“校读法”关系不大。不过，第三编第四章第二节《把一些内容相同、相近的书，合拢来读》和第三章第二节《阅读时，注意篇与篇之间、书与书之间的联系》两节，实际上与校读法相近。 我以为，上承陈钟凡《古书校读法》、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书用校读例》创造性地加以发展，明确了校读法的概念，确定了校读法的范畴，对校读法的运用作出了示范的，是彭铎先生的《古籍校读法》、《古籍校读与语法学习》两文和他编的《文言文校读》一书。 彭先生的《古籍校读法》一文刊于1961年11月18日的《光明日报》。论文的开头说：“这里要介绍的一种方法，叫做古籍校读法，也就是篇章的比较分析。”接着说： 所谓古籍校读，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不过是汉代刘向、刘歆、扬雄等人古籍整理方法的推不是广应用。按照他们的方式，“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别录》）清代汉学家就学了前一种做法，并把范围扩大到校正误字、衍文、脱文、错简以外的词义、句式、古字通借等方面来。我们现在可以再拓广一些，什么虚字用法、成分省略、语序颠倒、说话的逻辑、文章的繁简，乃至表现的技巧，只要能比较的，都一一悉心比较。 以下分类举例，以明校读法之含义、范围、要求等。关于校读之范围，提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比较而掌握词义。如《战国策•魏策四》中《唐且不辱使命》一文中“岂直五百里哉？”《说苑•奉使》篇作“岂独五百里哉？”则知“直”与“独”同义。 二．通过比较掌握语音转变的同义词。如《孔雀东南飞》“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之例，认为由之可知“报”与“赴”同义，并引《礼记•少仪》“毋报往”注：“报读赴疾之赴”等为证。 三．通过比较掌握古字的假借。 四．通过比较掌握语法规律。 五．通过比较看原文的省略。如《汉书•叔孙通传》中“我几不免虎口”，《史记》中作“我几不免于虎口”可知介词“于”一省一不省。介词“与”字的宾语省略，也可以比较而知。如《史记•刺客列传》中言田光深智而沉勇，“可与谋，”《战国策•燕第三》作“可与之谋”。《史记》用《燕策》，但省略了介词“与”字的代词宾语“之”。知道了原文是省略了句子成份，理解上就会更清楚而确定，语法分析上也就不存在什么疑难。 六．改正古书传写讹误。这篇文章并不长，但对校读法的概念、具体进行的方法、涉及的范围都有论述，其实是搭起了一部专著的架子，只是因为目的在于指导青年同志阅读古籍，对有关问题并未作更多的论述，举例也只明其大概而已。 彭铎先生于《中国语文》1979年第5期又刊有《古籍校读与语法学习》一文，对校读法的概念进一步加以论述： 古籍校读作为一种读书方法，是校勘学方法在古代汉语学习中的推广应用。罗列各种本子，比勘文字异同，正其讹误，以复古书之旧，这是校勘，其法创始于刘向。推寻本书句例，或参校群书相关相类篇章，通过对互文、异文等材料的分析，以求得一书的正确理解，这是校读，其法略见于郑玄《周礼注》、《诗笺》。宋代考异之学渐行，校书家的校勘走向读书家的校勘，清代继续发展，校读法的应用范围就更加扩大了。嘉庆中，王引之广搜书传异文，成功地分析了一百六十个文言虚字，成《经传释词》十卷，为古代语词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古今奇作，世有公评。 这里首先确定“校读法”一是一种读书的方法；二是校勘学在古汉语学习中的推广运用；三是举出了校读法用于古汉语研究产生的一部典范性著作。并上溯其源而下别其流，进一步同校勘相区别。然后就校读法本身的发展提出：“如果要把校读法扩大应用到语法研究的其他方面，就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 这就是他之所以说“古籍校读法是校勘学在古代汉语学习中的推广应用”的原因。以下对于校读法在古汉语语法学习中的运用，及注释古籍、编著工具书时运用校读法，发挥校读法的长处等问题，分几个方面加以说明。文中特别指出无论是注解古书，还是专讲虚字的书，除了概括注释和一般例句外，有时附上校例，则更能说明问题。比如《国语•齐语》“以饬其子弟”。韦注：“饬，教也。”但只此，读者可能会有所疑惑，如再举出《管子•小匡》正作“以教其子弟”，则可进一步加强可信程度。再如《词诠》中关于“以（一四）”，举《史记》五条以证“介词，表率领之义”，都很准确，但彭先生提出，如果改举校例，可能诠释的效果更好。《左传•僖公四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史记•齐世家》作“桓公率诸侯伐蔡”，改用了动词“率”，正证明了“以”作为介词表率领之义。彭先生只此字之此一义举出了五个校例，都很能说明问题。《吕氏春秋•慎人》“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掘地财，取水利”。毕沅注：“以、与同。”将率领之义误作并列连词，大误。说明只笼统解说和一般地举同类例句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而用校读法则可以使人一下明白。 关于古汉语的词序问题，介词“以”的宾语和副词“不、未、莫”等字的代词宾语，都是或提前或不提前。通过校例就可以看出，这决定于当时说话人意义上侧重什么。通过校读，可以明白古汉语不同的句式在情感表达和思想表达上的细微区别。 倒装句也可以通过校例看出，有时可还原为习见的句式。这些，彭先生文中都举出大量例证。 彭先生文中说：“解释形容词、名词的意动用法和形容词、名词、动词的使动用法，汉唐旧注材料虽多，但总不及校例启发性强。”文中也列举大量例证，此处不再繁引。 以修饰语概全词，或者说以定语代替中心词，往往令读者迷惑。只要留意比较，则定语后所省略中心词，便一望而知。如“深入不毛”，是指“深入不毛之地”，《公羊传•宣十二年》即有“锡之不毛之地”之语，“网漏吞舟”，是指“网漏吞舟之鱼”，《史记•酷吏列传》即作“网漏于吞舟之鱼”。而过去有的校勘学家昧于此，往往以为有脱文，甚至自我作古，加以填补，失古书之原貌，也抹杀了原文不同语境下用不同句式所传递的文情信息。状语下省中心词语的情形同此。 古书表示时间，通常不用“时”、“世”等字，即所谓“以事表时”，如《管子•小称》：“使公毋忘出如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今本《管子》的第一句有“时”字，后二句没有，说明后二句省“时”字，而意思同前。《群书治要》、《艺文聚类》所引则三句都无“时”字，并不妨于理解；而《太平御览》卷七三六引《尸子》“使臣无忘在莒时，管子无忘在鲁时，宁戚无忘车下时”，均有“时”，似更明确，其实并非原文，因原文的“莒”、“鲁”、“下”三字在模部，是押韵的，加上“时”字后，反而不押韵了。 论文中还谈到其他问题，不再缕述。总之，《古籍校读与语法学习》一文对于古籍校读在古汉语语法学习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指出用对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书、不同篇章对同一事的记述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些虚词在句中的作用，弄清它的义项；可以对一些难以捉摸，不好把握的词义、语法现象作出确定的解说。 联系彭铎先生的两篇论文可以看出，他对校读法的界定同此前一些学者所说的不完全相同： 一．他说的校读法不完全是指同一书不同版本的校勘，而主要是指不同书中记载同一件事的文字，尤其是一种书据另一种而重写的文字二者间的比较研究。 二．他说的校读法不只是指对个别词语的校勘、阐释，因而不是指就一个词语引述很多例证加以阐释，而是就全篇、全章的比较而言，所以也包括语法、修辞、表现手法，甚至文章风格等方面。 三．他所说的校读是一种读书的方法，但阅读古籍是研究古籍、古代汉语的准备，所以也用于古汉语的研究。 我以为，彭铎先生继承陈种凡、孙德谦两先生之说而加以发展，确定了校读法的基本形式，使校读法作为一种学习与研究古代文献、古代汉语的方法同校勘学、文献学相辅相成，鼎足而三。 彭先生本着他对“校读法”的这种理解，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编成《文言文校读》一书，选先秦至西汉之文28篇，每篇后附以可资校读的相关文字，大部分附有1篇，也有附两篇、三篇者，均记同一件事，文字也大体相同，有的是后者由前者来，有的是出于共同的来源。由于移写和改编，文字上有所变化，但意思没有变，故可用以对照解释那些难于解释的文句。这本书于1978年由甘肃师大（今西北师大）印刷厂印刷，分发学生作为学习古代汉语的辅助教材，效果很好。他的这两篇论文和一本《文言文校读》，使古籍校读法从理论到实践完全得以确立。 近见到宋子然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书校读法》（巴蜀书社1995年初版，2004年8月第三版），《绪论》之外正文八章：《辨认文字》、《审度声音》、《训解词义》、《分析语法》、《探究修辞》、《考证名物》、《断句 标点》、《推求义理》，各章论述，都很精到，举例也很多，甚有益于青年同志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但我觉得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此书仍然是校勘学与文献学的基本理论，重点并不在“读”上。该书《绪论》中首先谈“什么是校读法”，认为前人所提到的“校读”，其名义上的分歧有三种情况：一是将“校读”二字分而释之；二是实质上视为“校勘”；三是以“校”字为名，行“校读”之实，举于鬯《香草校书》为例，认为这本书，虽然名为“校书”，实际上是在比对材料、训解词义，与《读书杂志》相类似。该书所说的“校读”，即指王念孙《读书杂志》一类推理校勘的工作。书中对校勘与校读的概念加以界说： 第一，校勘的目的，在于订正古书的一字一句；校读的目的，在于辨正古书的一字一句，以恢复古书之真义。第二，校勘重在校，而校读重在读。第三，校勘发现的是错字、脱字、衍文、错简等现象，而校读发现的是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问题。第四，校勘出校记，重在指出异同，或者认定结论，而校读出札记，重在指出致误之由，刊改错误，尤需引据论证，发前人所未发。第五，校勘成果一般名为“校”或“校勘”，而校读成果的命名多为“杂志”、“考异”、“考正”、“校笺”、“匡补”之类。 这里所谈，实际上是指校释，是兼及校勘学、训诂学两方面。其中虽然说到“校读重点在读”，但就以上界说及所论校读的过程而言，看不出这一点。尽管指出了校读学涉及的范围同校勘学不同，它包括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问题，同上面谈彭铎先生所论一致，但作者欲使校读法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的论述，并不是十分清楚。 宋先生书中未提到彭铎先生的两篇文章，可能未能见到。故以上对“校读法”名义之形成、发展和各家看法之分歧重加梳理，对彭铎先生校读学的理论加以介绍。希望彭先生两文和他的《文言文校读》能为学习古代汉语和研究古代汉语的同志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也为“校读法”的确立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框架。 同时，由于校读法在学习古汉语和古典文献学方面的有效作用，建议高校古典文献专业和汉语史专业开设“古籍读法”这门课程。这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很多理论问题都可带入其中，也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独立思考、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能力。 (说明：本文为宋子然《中国古书校读法》撰写之序)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