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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志一：有关翠微宫历史的变迁 唐朝所营建的离宫中，初唐时最著名的除了骊山华清宫外，尚有终南山翠微宫、坊州宜君县凤凰谷玉华宫及凤翔府九成宫，高祖及太宗均曾数度临幸。翠微宫的历史在《新唐书‧地理志一》中云： （长安）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宫，武德八年置，贞观十年废，二十一年复置，曰翠微宫，笼山为苑，元和中以为翠微寺 。 按上说此宫曾有三变，一为武德八年（625）时初置，称太和宫；贞观十年（636）时废，贞观二十一年（647）复置，称为翠微宫，到元和时则改为翠微寺。翠微宫历史在《唐会要》中叙述较为详尽： 武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太和宫于终南山。贞观十年废，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上不豫，公卿上言，请修废太和宫，厥地清凉，可以清暑。…于是遣将作大匠阎立德，于顺阳王第取材瓦以建之。包山为苑，自裁木至于设幄，九日而毕功，因改为翠微宫。正门北开，谓之云霞门，视朝殿名翠微殿，寝名含风殿，并为皇太子构别宫，正门西开，名金华门，殿名喜安殿 。 以上二说大致相同，今翠微宫的遗址据李健超等《唐翠微宫遗址考古调查简报》确实位于今西安市南27公里的长安县滦镇皇峪寺村中的山间小台地，面积约0.47平方公里 。 但《新唐书》对于翠微宫历史叙述仍有二个疑问，第一，贞观十年时废太和宫，但废是何意思，不可能夷为平地，否则閰立德重修时不可能「九日而功毕」，因此「废」可能是移作其它用途。第二，如果迟至元和始废为寺，为何唐代只有高祖及太宗曾临幸此宫，唐朝其它帝王都没有到过翠微宫的记载，欲了解翠微宫的历史，对于这二个问题实有讨论之必要。 贞观十年废太和宫后是作为什么用途呢？唐代是宗教十分兴盛的时代，东晋南朝以来皇族与外戚自发心愿舍宅捐资营造寺院的情形十分普遍，称之为皇家功德寺，这种情形到唐代时更为普遍，而且扩及官僚及贵族，他们常将自己的住宅舍为佛寺，另唐代重视道教，宅第舍为道观的例子也很多。张弓据《长安志》统计隋唐二代皇家在京师所立之功德寺就有53所 ；至于道观如长安城中占一坊地之广的昊天观是高宗即位前的住宅，高宗即位后为太宗追福而立为昊天观 ；又如乾元观，是中唐时泾原节度使马璘的旧宅，屋宇华丽，冠绝当时，马璘临终时献出，代宗以其当王城形胜之地，墙宇新洁而立为观，以追远之福，所谓乾元正是肃宗的年号。 由上例可知，舍宅为寺观在唐代十分普遍，而翠微宫后来也舍为翠微寺，因此如果太和宫也舍为佛寺应是十分合理的推测。在唐代一般史料中我们看不到太和宫废后的用途，但在佛教史料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唐初追随释法琳的释彦琮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中有云：「贞观元年，文帝舍大和宫，奉为高祖置龙田寺。既而山泉胜美，栖心是寄。而法师雅好美之，乃徙居焉 」。又玄宗开元时期释智升所撰的《开元释教录》中《法琳传》亦有云：「贞观初，文帝舍终南山太和旧宫，置龙田寺，后却为翠微宫，即今翠微寺 」。因此，由上所引可知，贞观十年时废太和宫，并不是将其移为平地或废弃不用，而是依唐初最盛行的舍为寺观的方式改为龙田寺，当时驻锡寺中最有名的僧人即是以著《破邪论》及《辩正论》著名的佛教护教理论家释法琳。 至于翠微寺是否到元和时才废为寺呢？因为《新唐书》的说法，后世之人常加以沿用而不察，如明朝顾炎武的《历代帝王宅京记》、清由刘于义监修，沈清崖编纂的《陕西通志》及调查遗址的李健超等人均沿用旧说以为元和时废为翠微寺。其中《陕西通志》是引宋张礼《游城南记》中的说法，认为是在元和时改为翠微寺。但《陕西通志》虽引用张书却误读了《游城南记》中的意思，因为第一个提出翠微宫不是元和中废为寺的正是张礼，《游城南记》中云： 翠华（微）宫，元和元年废为翠微寺，杜甫诗「云薄翠微寺」，则元和之前固已谓之寺矣 。 张礼据杜诗提出合理的怀疑，是十分正确的，事实上唐诗中不仅杜甫诗曾提到翠微寺，同时代孟浩然有《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诗，李白有《答长安崔少府叔封游终南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见寄》诗，均有提到翠微寺，因此显而易见的是起码在玄宗之时翠微宫已改为翠微寺。 但翠微宫是何时改为翠微寺？有没有可能比唐玄宗时期更早呢？史念海与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十分详尽，但也没有跳脱张礼的说法，如果再细加推究，《宝刻丛编》中录有于高宗咸亨五年（674年）时由张巨源所撰《唐翠微寺道莹法师塔记》 ，显见在高宗时即有翠微寺；又高宗总章元年（668年）由释道世所编写的《法苑珠林》中有更清楚的记载： （今上）恭膺宝位，祥祚惟新，思罔极于先皇，濡惠津于群品，鼎湖之驾，邈矣不追，长陵之魂，悠然滋永，聿与净业，标树福田，先帝所幸之宫，翠微、玉华并舍为寺，供施殷厚，縁设雕华 。 由以上二段记载可知，翠微宫及玉华宫均是在高宗时期依皇家功德寺的做法舍为佛寺，虽然以上二条记载并未载明舍寺的时间，但玉华宫废为佛寺的时间《册府元龟》中有明确的记载：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651年），废玉华殿以为佛寺，苑内及诸曹司，旧是百姓田宅，并还本主 。 因此综合以上三段记载可知，翠微及玉华两离宫的历史是十分接近的，二宫约在太宗晚年时先后兴建 ，而在高宗即位初同时舍为佛寺，只是在史料中仅记载玉华宫舍为佛寺，没有特别说明翠微宫也同时舍为佛寺，而且这两个离宫存在的时间也只有四年左右，这也难怪为何太宗以后就没有皇帝临幸翠微宫及玉华宫，反而因为这是由离宫捐舍而成的佛寺，在山区之中显得规模较大，成为唐代士人游历的最佳去处。 因此，《新唐书‧地理志一》中的这段记载可改为： 「（长安）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宫，武德八年置，贞观十年废（为龙田寺），二十一年复置，曰翠微宫，笼山为苑，永徽二年以为翠微寺。」 方为正确。 姜抚传：「牡蒙」非「杜蒙」 《新唐书‧姜抚传》记载一个故事，姜抚是一个江湖术士，得到玄宗的信任，以太湖产的长春藤做成药酒，终南山产的旱藕作成汤饼，自言有长生之效，玄宗相信他的说法，因而以汤饼赐大臣，但右骁卫将军甘守诚能詺药石，谏曰：「常春者，千岁藟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抚易名以神之。民间以酒渍藤，饮者多暴死 」，玄宗因为甘守诚的劝诫因而没有赐大臣汤饼，姜抚见机已泄乃逃去。《旧唐书》并没有这条记载，《册府元龟》中有类似的记载，但《册府》只有记载长春酒，并未记载以「杜蒙」做汤饼之事 。 有关「杜蒙」一词的正误，北宋人吴缜作《新唐书纠缪》时即有怀疑： 今案本草药中无杜蒙，疑是牡蒙。牡蒙，紫参也，见嘉𧙗本草第七卷沙参注中 。 吴缜这个说法在在古籍校勘上有几个意义，第一由于吴缜之说距《新唐书》成书不过三十年，因此《新唐书》在成书初刻时，可能已刻成「杜蒙」，因此如果「杜蒙」即是「牡蒙」之误，此条错误当是欧阳修及宋祈初修时即已犯下的错误，而非后世传刻之误。第二是宋朝时，「牡蒙」做为一种药材名称已是通称，后世所传之中药材名称中的确也没有「杜蒙」的药材名称。 吴缜的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个怀疑是否足以证明欧阳修在编纂《新唐书》时的错误？笔者以为仍有一些问题等待厘清。第一无论是「牡蒙」或是「杜蒙」，在医书中均已说明是十分罕用的药材，吴缜是一般文人并不专长于药性及药名，因此也仅是据宋朝时党禹锡所编的《嘉𧙗本草》中没有「杜蒙」这种药材，因此怀疑是另一种药材「牡蒙」，显见他也不是十分肯定。第二，吴缜说「牡蒙」即是「紫参」，但《新唐书》中很明确的记载「杜蒙」是「旱藕」，因此「牡蒙」、「紫参」与「旱藕」之间的对应关系为何，吴缜并未说明。因此笔者认为吴缜这个推论是值得重视，但是否定论，仍需再作推敲。 笔者窃以为如要解决此一问题，应有几点要厘清，第一，中药材中是否真有「杜蒙」这种药材，或是根本就是「牡蒙」；第二，「牡蒙」作为一种药材名称，它的根源来自于何时，「牡蒙」与「旱藕」、「紫参」的关系为何；第三，如能证明的确是有「牡蒙」这种药材，则辨其最原始名称究竟是「牡蒙」或是「杜蒙」。 做为药材的名称，「杜蒙」是否在传统医方书中出现呢？如证之于中国医药书籍，除了明朝朱橚所编的《普济方‧诸疮肿门》中记载「五参丸」时曾提「杜蒙」之名外，其余诸书均未见著录 。而所谓「五参丸」是以人参、杜参、玄参、苦参、沙参等五种参材所炼制的丸药，其中「杜参」，《普济方》云：「本草无杜参，一方用紫参，即沙参之紫花者，亦名杜蒙」，显见朱绣所谓的「杜蒙」，其实是「紫参」。而明朝李时珍所编《本草纲目》中也数度提到五参丸，其中云：「五参是以五色配五脏，其中牡蒙入肝曰紫参 」。由上知，「紫参」本就有「牡蒙」之称，因此《普济方》中的「杜蒙」其实是「牡蒙」传刻之误，中药材中的确没有「杜蒙」这种药材。 至于牡蒙名称的根源如何，「牡蒙」在历史记载中有「王孙」、「紫参」、「旱藕」、「黄昏」等异称，《本草纲目·草部·王孙》中对「牡蒙」的辩证十分详尽，兹引全段说明： [别录曰]王孙生海西川谷，及汝南城郭垣下。[普曰]蔓延赤，茎叶相当。[弘景曰]今方家皆呼为黄昏，云牡蒙，市人少识者。[恭曰]按陈延之小品方，述本草牡蒙一名王孙。徐之才药对有牡蒙无王孙。此则一物明矣。牡蒙叶似及己而大，根长尺余，皮肉皆紫色。[藏器曰]旱藕生太行山中，状如藕。[时珍曰]王孙叶生颠顶，似紫河东叶。按神农及吴普本草，紫参一名牡蒙。陶弘景亦曰，今方家呼紫参为牡蒙。其王孙并无牡蒙之名，而陶氏于王孙下乃云，又名牡蒙，且无形状。唐苏恭始以紫参、牡蒙为二物，谓紫参叶似羊蹄，王孙叶似及己。但古方所用牡蒙，皆为紫参；后人所用牡蒙，乃王孙非紫参也。不可不辨。唐玄宗时隐民姜抚上言：终南山有旱藕，饵之延年，状类葛粉。帝取作汤饼，赐大臣。右骁骑将军甘守诚曰：旱藕者，牡蒙也，方家久不用，抚易名以神之尔。据此牡蒙乃王孙也。盖紫参止治血证积聚疟痢，而王孙主五脏邪气痹痛疗百病之文，自可推也。苏恭引小品方牡蒙所主之证，乃紫参，非王孙 。 虽然上说十分复杂，但根据以上李时珍之辩证约可得结论如下：「王孙」及「紫参」因为形近在唐前都可称为「牡蒙」，何者为是略见混乱。编《唐本草》的苏恭辨其叶形不同，王孙叶似羊蹄，而紫参叶形似及已而大，因此认为「牡蒙」即是「王孙」而不是「紫参」。李时珍则以「王孙」与「紫参」二者疗效不同，前者主五脏邪气痹痛疗百病之文，而后者主止治血证积聚疟痢，因此《新唐书‧姜抚传》中所言的「牡蒙」是「王孙」而不是「紫参」。 至于「旱藕」，除了前引《新唐书》中姜抚的例证外，中医药书籍中只有《本草纲目》主治须发的内服药中有用到「旱藕」，服之对须发有益，也是长生的象征 。因此也应是「王孙」的异称。由上知，在中药材中「旱藕」之名不是主要的药材名称，因此在医方书中很少使用，而「旱藕」、「王孙」及「牡蒙」三者之间的确是有对应关系的，反而与「紫参」的关系较小。 由上分析可知，「牡蒙」之名确为所有中医药典籍的通称，现今所有刻本亦均称为「牡蒙」。但如再加以细究，现存医书刻本都是成于宋代以后，宋代以后称为「牡蒙」当然没有问题，但在宋代以前究竟如何称谓，如果可以找到唐代或唐代以前的写本已称作「牡蒙」，则更可以证明在唐以前「牡蒙」之称已然确定。 敦煌出土写本可言是中国史上一大宝藏，其中也有许多医药典籍出土，其中目前保存在日本龙谷大学中六朝陶宏景所撰的《本草经集注甲本残卷》（编号：龙530）现存721行，是目前敦煌医书中保存内容最多者，其中第612行即有「牡蒙」一词。虽然有关此本的抄写年代有二说，罗振玉以为此卷子是唐开元六年之写本，但日人小川琢治据其书中不避北齐废帝及唐前三代君主讳，及「常山」一药的药名仍沿用其古称「恒山」，而以为此是南北朝时期的写本①。但无论是唐朝或更早的南北朝二说何者正确，均可见「牡蒙」作为一种药材的名称，在宋朝以前已经确定，「杜蒙」是「牡蒙」的误称更是显而易见。 欧阳修及宋祈都是文人出身，对于药性及药物名称不见得熟悉，而这种药材本就使用得很少，再加上「牡」、「杜」二字形状十似，因此在编写《新唐书》时将「牡蒙」误为「杜蒙」，吴缜虽察觉到可能有误，但他对药材也不熟悉，因此只是粗略的怀疑错误。相反传统编写医药书籍的人本身对于药物及药性均十分熟悉，不会发生如欧阳修编着《新唐书》时的错误，甚至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虽引用《新唐书》中之例证，但直接改为「牡蒙」，而不随从《新唐书》用「杜蒙」②。 因此《新唐书》中之「杜蒙」为误，应改为「牡蒙」。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