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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目录学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学术泥土之中，从公元前一世纪的《别录》、《七略》以来，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之处。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传统，不屑在传统的顶峰上纳凉，就需要有新的尝试、新的突破。 1改变各自为战，发挥群体力量 在古典目录学的入口处，我们首先就遇到“正名”的悬案:什么是目录学？征之文献，众说纷纭。近人姚名达先生参合众家之说，构造了一个“百衲衣”式的定义: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别异同”，“推闸大义”， “疏通伦类”， “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问也。按此定义，我们深究到理论的操作化层次，更会觉得眼花缭乱。史学家的目录学讲究考镜源流，藏书家的目录学精研鉴别旧籍，目录学家的目录学则务求纲纪群籍，而一般人的目录学则以指点迷津为要旨。很明显，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由于古代学术分支模糊，具有不同专业特长的文人学士对目录之学各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各有各的理由，而偏见里也不乏真知灼见。如果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历史的限制，那么问题在于当今的目录学研究者依然习惯于各自为战。你打你的，我说我的，东放一炮，西放一炮，没有围拢起来。这种被繁荣的假象掩盖的混乱给人的印象是:成果不少，但局面不容乐观。尽管目录学研究者在对经典目录学提出的基本概念的表述和理解方面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这至多是让我们倾听一群古圣先学的高足为捍卫师道而进行的论战。因此目录学自身的发展举步维艰。 要使古典目录学研究取得进展，恐怕要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小农生产方式。古典目录学研究应增强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这种协作，并不需要如古代学者那样，几十个人同编一套书目，而是就同一问题，有计划地组织“攻关”，促使各方面的研究人员展开争论，在争论中推进学术的发展。通过争论，意见不同者互相启发，意见相同者会互相补充，不同的学派可以在学术讨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现在，各地区各大学都汇集了一定的图书资料和研究力量，只要我们抛弃各自为战的研究方式，加强彼此间的联系，那么群体研究的力量一定会给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2由点成线，编织思路之网 古典目录学研究的另一个缺憾是，它的思路的起点和终点都只有一个，即历史。所谓“源流”，所谓“世袭”，均是史的观念，而最初的《汉书·艺文志》也一再称重在“探源”。研究者常满足于捕捉表象，而在一些潜在的很有价值的研究领域的入口处驻足不前。以研究书目的功能为例，目录学史向我们昭示的是:到了清代终于出现了几部影响很大的推荐性目录，如汤启瑞的《经籍举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我们知道，事物的尺寸决定于背景，那么这些书目出现的背景是怎样的？作者本人学科修养、学术信息资源、研究方法有何特点？书目所体现的不同价值取向的意义及其在文化冲突中的影响有何联系？又如，梁启超在“五四”之后又编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以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这两本书，对当时各种文化史的研究影响很大“，学者宗焉”。而从编西学书目到编国学要目，这是否隐含着作者思想历程的转变之迷呢？是否反映了当时士人一定的时尚和心态呢？目录学的研究对此岂止是“语焉不详”!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回答“，顾左右而言他”。本来，上述的每个问题都是一个疑点，也是一个研究的起点，但我们的思路仅仅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出发，静态地、一般地、抽象地谈论书目的功能，象征性地喻之为利器，结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完全漠视了到特定的文化机制中去追踪研究书目的功能，从而使把抽象的功能具体化，一般的功能特殊化，把静态的功能转变为动态的功能加以考察和研究的可能性得不到实现。 现在，自然科学界对世界的认识日益加深，人们越来越觉察到事物的多维性，不仅宏观方面是多维的，而且微观方面也是多维的。因此，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既应注意纵向，也要注意横向以及各个交叉点，使研究思路朝着尽可能多的方向发展，由点入面，必能如庖丁解牛一样地“批隙导窥”。 3正视“亚理论”流弊，走出理论困境 姚名达先生曾言，我们古代目录学的最大特色是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历代对编制目录的具体形式和方式、编制索引和检索用字的方法以及图书分类编号插架的方法素不讲究，所以靠目录来检索所需的书很不方便，“其优于西洋书目者，仅特解题一宗”。其评价中肯又精辟，而当今的目录学研究往往避开理论形态的落后而大谈乃至奢谈书目工作的巨大成就，但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就会发现，目录学虽然为治各门学术提供方便，但为治自身却贡献甚微，这岂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一个方法的悖论。其中却包含着一个令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古典目录学理论的贫乏与落后。 虽然说我国古典目录学“没有原理可循，没有规则可循”， “既无专书，又无定则”不免有点危言耸听，但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古典目录学研究的理论形态大多尚未成熟，是一种“亚理论”形态，所谓目录学思想（有一些是很精辟的）大都是那种受着重实践而理论的民族特点支配的，在编制目录的实践基础上集中起来的经验之谈。而许多书目的序言中也常常可见作者片言只语的精华。如现存梁朝阮孝绪的《七录序》、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序》、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序》、乃至隋书、汉书等书目的总序、小序。这些“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之作，虽然不合惊人之笔，但与书目相比却太不相称了。 由于古典目录学理论的薄弱，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书目工作的实践。古典目录学经典之作的全部意义不在于指导书目工作如何从根本上去完善自身的组织和功能，为书目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而是旨在建立一种范式，故汉志以下，百代效仿，竟造成多少部“准汉志”呢!只有正视从理论的困境而带来的目录学的畸形发展，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评价全部古典目录学的价值和意义。 4溯本求源，展开多学科追踪研究 是否我们过去的研究，在综合和分析的方法上还不够深化？回答是肯定的。歌德说过，望远镜有两头，一头是放大，一头是缩小。笔者认为放大有助于广，缩小有助于深。我们过去的研究不是没有广，从最初的《兵录》到压轴的《四库全书总目》，统统在研究视野之内；我们过去的研究不是没有深，从刘氏父子到章学诚乃至姚名达，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贡献。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都是局限在纯粹的目录学范围内研究目录学，在为目录学研究开拓新领域，探索新课题方面贡献甚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我国古典目录学研究视野狭窄，天地极小。 如果，我们把研究目光沿着两个方向追溯:追溯到目录学发端之初，展望它的最终归宿，就能发现，“滥觞于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唐宋，显赫于明清”的古典目录学的历史折射着中国文化发展的风风雨雨。这正如概念的深层是客体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目录的背后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事业的状态。目录学奠基之作《七略》就被范文澜先生誉为“是一种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发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它“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返诸历史，史志目录、官修目录、私家目录，再加上独树一帜的佛藏目录，林林总总，各具特色，质量上乘者又何止《七略》一部，单从这些目录的分类中就可以看出，目录所记录的书籍的涵盖面包括经、史、子、集各个方面，涉及哲学、经学、宗教、文字学、风俗、考古、科技等几乎古代文化史的各个领域。据记载，单是最初的汉志所记载的书，有大略38种、596家、13269卷，这就使目录学的研究不仅具有目录学的价值研究，而且也为研究各专科史提供了富有史料价值的历史价值。目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各专科的横向和纵向的坐标式联系。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目录中往往保存着人们易忽视的零星史料的线索，一经“钩沉”，便可为我所用。 我们知道，在物理学中一个点的绝对位置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相对于一个参照系来定。因此，我们的目录学研究必须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大的参照系，从历史的文化背景中去确定目录学在学术之林中的坐标，通过多层次多视角的立体透视重新观照目录学演化、发展的轨迹。 5革新研究方法，从“自在”走向“自为” 自刘氏父子开目录学之先河，悠悠一千八百年，目录学一直是“有其实而无其名”的无名氏，直到清代它才名正言顺地挂起了招牌。 自宋朝的郑樵以《通志·校雠略》奠下目录学理论的基石，六百年后，才有清代的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与之遥相呼应。换句话说，为什么古典目录学起源极早而学科意识却久久不全？为什么历代以来的书目巨制车载斗量而有关目录学自身理论建设的成果却寥若星辰？在目录学领域此类矛盾俯拾皆是，然而却是研究的盲点。其原因，笔者以为是由于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常常因袭一条“考证—注释—六经注我”的传统之路，其底蕴是相信古典之中自有一个“自在”的体系，其特点是重描述，轻视科学分析，多零碎而少系统，演绎性、逻辑不足。以目录学史的研究为例。一部目录学史往往被描述成一道加法算题的答案，即目录学家之贡献的罗列及一大堆赞语加上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的书目价值评价。读这样的目录学史著作或许能得到许多零星的知识，但绝少有什么启示。因为只留恋于表面现象的陈述，杂乱纷呈，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黑格尔主张“将哲学史认作一个有机的进展的全体，一个理性的联系，惟有这样，哲学史才会达到科学的尊严”。目录学应该由众多的目录学家和目录构成，离开这些个体就无所谓整体。但目录学的历史不仅仅是目录学家、目录的积累，它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透过一个个单独的分子，进一步探索分子间的组合关系，向我们展示一幅目录学观念之链进化的鸟瞰图，并揭示这种进化序列的逻辑必然性。即对从《七略》的六分法、《中经新簿》的四分法到《七志》的七分法的创立，这整个过程的变化以及对从刘向的“条其篇目”、 “撮其指意”、郑樵之“泛释大义”到章学诚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的前后相承作更为深刻的阐述。 研究方法亟需改进以适应新时代下的研究水准的要求，革新之路则为在充分把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理、演绎，去构建一个“自为”的体系。 6跨越学术鸿沟，创造新的生机 像《山海经》这样一部保留了大量宗教、神话内容的作品在历代的分类体系中不仅没有经典的地位，而且往往分在地理类、小说类中。 中国小说起源较早，但直到《隋书》才在子部设立小说家一类。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只有跳出目录的圈子才能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因“子不语怪、力、神”，目录学因此没有例外地冷落了宗教、神话学；而民间文学一向被视为贩夫走卒趣味，言不齿于缙绅，故“名不列于四部”。 有许多时候，目录学提出的问题它自身无法解答，是就此悬起问题还是跨过学术的鸿沟，越俎代庖呢？笔者以为目录学研究不应再拘于一囿，而正好由此为切口，把研究的触须伸向有关学科，去完成研究的另一半。（有人说一个好的提问即是成功的一半）这不仅可能，而且也很现实。因为中国古代重伦理、重人事的特点，尊经的传统，均在目录学中有所反映；而历代的大规模的献书、毁书，史学的突破以及西汉经学的盛衰，清代朴学的鼎盛都给目录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只是以往的目录学研究强调目录学研究的任务在“周知一代一学，于夫一家一书之宗旨”，这种“目录学本位”的研究态度有其很大的局限性，造成的不良结果是“内部方法表面上的自主性从根本上就引错了方向，而且这种时常消耗于答辩的热情也模糊了主要问题”。我们把各门的相关学科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不仅是一些专业的简单凑合。目录学的发达固然对其他学科大有裨益，反之亦然，相关学科的发育史也是它们对目录学不断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过程，目录学的发展需要不断从中吸收养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双程的反馈式联系。故此，目录学研究如果单从目录学来研究其他相关学科，而不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那它就丢掉了“半壁江山”。而二者的完美结合却可以解决许多目前尚悬而未决的疑问，也能够给目录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 7展望未来，发挥当代研究者的优势 中国传统“尚通学”，“重通人”， “通”字正与目录学的横断性暗暗契合，再看那班在目录学研究上成就斐然者也非等闲的文人学士。刘向集经学家、文学家于一身；郑樵是著作等身的史学家；章学诚更是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可见，做出突出贡献的均是造诣深厚的通儒。但是，由于当代知识量飞速增长，人们要像古典大师那样皓首穷经几乎是不可能了。那么如何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并深化目录学研究呢？当代研究者自有自己的独特优势:第一，合理的知识结构。目录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自然要以校勘学、版本学、文字学、书史学为核心知识，要具备这方面的坚实的基本功，此外，当代研究者可以充分利用前人、他人或其他学科的成果，及时地针对课题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增大有效的知识面，使核心知识得到充分利用。第二，科学的方法。目录学研究本来就是十八般武艺样样多用的，诸如考证、比较等等。当今各种学说诸如诠释学、语义学、符号学等不断涌现，而且有人在史学研究中运用系统论方法。这些都为目录学研究尝试新方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有益的借鉴，使古典目录学研究在利用新方法方面可望进入一个新的“殖民时代”，凡是有利于正确分析和评价目录学的一切方法都在可取之列，以此为突破口，定能结出丰硕的研究成果。 总之，我们有必要重视方法论的问题，从而把古典目录学研究这门古老的学问置于更加科学化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2]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两种 [3]汪辟.目录学 [4]伍蔚兰.中国古典目录学体系探微.益阳师专学报，1999（1） [5]薛文，王娟.1998年以来目录学史研究综述.图书馆，2004（3） [6]傅荣贤.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之我见.图书与情报，2001（4） [7]彭斐章，付先华.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回眸与思考.图书馆论坛，2004（6） 林霞：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原载：《图书馆学刊》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