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三大古本系统 宋人王安石（字介甫，1021~1086）的诗文集，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即已开始由政府集结，此后，公私递修，相沿不辍。其中，较早者是绍兴十年（1140）詹太和刻本（世称“临川本”），已佚。而现存的宋刻本，其一是绍兴二十一年（1151）之前在庐州舒城县（今属安徽省）刻印的“龙舒本”，共两套残卷：一藏于上海市博物馆；一见于日本宫厅书陵部，皆弥足珍贵。后来，北京图书馆合二为一，集此两套残篇，成就了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整理的《王文公文集》（简称“1962年本”，参见该本所载赵万里《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题记》）。其二是绍兴二十一年，王安石曾孙王珏汇合“临川本”、“龙舒本”之得失，刻印出的“杭本”，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三种“宋绍兴中刻本”及其校本的残卷，即是其类。总之，后世繁衍之本，多半不出于“龙舒本”，即源自“杭本”。 元明时期，虽则王安石的声誉颇受贬损，但递修之举，尤是不废。例如，元人危素校补以上诸宋刻原本，勒成“危素本”（已佚）。今日国内可得见的元明“递修本”，大体有：明嘉靖十三年（1534）刘氏安正堂据“危素本”整理的刻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应云鸑据“刘氏安世堂本”整理的重刻本和清人黄廷鉴对元明递修“杭本”的校订本，二者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现在各地流传甚广的明代“递修本”，乃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迁据“应云鸑重刻本”刻印的《临川先生文集》，全国总计存有四十部原刻本。民国《四部丛刊》初编本《临川先生文集》即据此修成（简称“丛刊本”），《四部备要》亦以其为底本排印（简称“备要本”）。此后，万历四十年（1612）王安石的二十二世裔孙王凤翔，更在“何迁本”的基础上，增补刻印出《王临川集》，颇胜前者，今尚有六十多部存世。不过，据学者考证，元明递修之书，多以“杭本”为祖。所以，宋世之后，“杭本”一统天下，“龙舒本”几近绝传（参见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王安石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页156~164）。 时下学界普遍使用之书，除以上所列“丛刊本”、“备要本”、“1962年本”之外，还包括：据“临川本”修订的清代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简称“四库本”）；被学人誉为“最佳整理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整理的排印本（简称“1959年本”）；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唐武标先生的校点本（简称“1974年本”）；1996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宁波等先生的点校本（简称“吉林本”，其“重版说明”对其底本未作详细交待）；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1974年本”为底本、秦军等先生的标点本（简称“1999年本”）。另外，1996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和诚成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共同推出《传世藏书》，在其“集库”之“别集”第5册中，也有由朱瑞煕先生主编和审阅、李国强先生整理的《王安石集》（简称“传世本”）。 “临川本”、“龙舒本”和“杭本”，各立系统，内涵自有分别，但取长补短，三本互校，亦是学术发展大势之所趋。例如，“1959年本”以明嘉靖三十九年抚州覆绍兴十年“临川本”为底本时，广泛参校了铁琴铜剑楼旧藏宋绍兴刊本；“1974年本”以影印“龙舒本”为底本，也参考了应云鸑等几个“杭本”的明代“递修本”（参见“1974年本”的《出版说明》，页一）；而以“丛刊本”为底本的“传世”本，更“校以‘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王荆文公李壁注》（简称‘朝活字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朝鲜活字本影印，1993年版）。”（参见“传世本”的《提要》，页一）近千年来，整理到这一程度，应该说，确已为研究提供了方便，颇能将学者的精力从“文献学”的层面中解放出来。但是，时下学人就此三个版本系统所开展的研究，因文献渊源不同，相互间仍多有出入，无终结的补证工作影响了学术创新的活力。故此，统一诸本，完善整理，求真求善，作一总结，实为研究之急务。 以下，我们对以上版本的相异处，略作归纳，以备21世纪里王安石诗文集的整理出新。 二、诸多新版的收录情况 比较王安石诗文集诸本的收录数量，因其分类标准不尽相同，故只能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总量比；一是相同类别上的对比。 首先，就总量而言，以上诸本皆为100卷本 ，但诗文总篇数不同：“四库本”3116篇，“丛刊本”2996篇，“备要本”3095篇，“1959年本”3308篇（外有补遗75篇），“1974年本”2306篇，“吉林本”2675篇，“1999年本”2313篇，“传世本”3093篇。可见，即便存在统计技术上的细微失误（比如，《庄周上下》一文，有时计为两篇），但差距仍然非常大。而且，由同一个版本系统繁衍出来的“1999年本”和“传世本”，总量也有很大不同。这说明，缺遗、重收、误收等多种情况，自亦难免。 其次，就所收神道碑、行状、墓表和墓志铭而言，情况也参差不齐：“吉林本”97篇，“1974年本”94篇，“1999年本”95篇，“四库本”129篇，“1959年本”、“丛刊本”、“备要本”、“传世本”皆为128篇。其中，值得指出的是，“1974年本”卷八九《秘阁校理张君（瑗，字君玉）墓志铭》与卷九六《张君玉墓志铭》明显就是重复之篇，但是，“吉林本”与“1999年本”相沿不改，一再错出，实在有失精审。 另外，王安石为泰州周氏一家三代四人写有《郎中周公（嘉正）墓志铭》、《侍禁周君（彥先）墓志铭》、《参军周君（茂先）墓志铭》、《员外郎周君（涛）墓志铭》，其文见载于“四库本”、“丛刊本”、“备要本”、“1959年本”、“传世本”之卷九六。但是，“1974年本”、“吉林本”、“1999年本”皆弃之不录。所以，若依了后者，那么它对于考察泰州周氏家族史、周王两家大姓的往来史，以及由此构建的与王安石个人学术思想形成发展的逻辑关系，学者都将无从谈起。 诗歌方面，重收之作，如“吉林本”卷一三就出现了两篇一模一样的《如归亭顺风》。失落之篇，如嘉祐年间（1056~1064）王安石写有《古诗二十八首》，“吉林本”卷八仅有26首，缺《青青西门槐》、《天下不用车》；“1974年本”和“1999年本”卷三九更遗漏了《前日石上松》，仅25首。另外，“朝活字本”为王安石的诗作注，多出原刻“临川本”72篇，而原见载于“临川本”的《车螯》、《信陵坊有笼山乐官》、《致仕邵少卿挽辞二首》4篇，又反为“朝活字本”所遗失，不见著录（参见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王荆公诗注• 略例》）；后来，“1974年本”和“1999年本”补足了多出的72篇，接着又忘却了“临川本”原有的以上4篇诗作，实为得此失彼！ 1992年由傅璇琮等先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卷五七五——五七七，除零碎之句以外，还收有王安石“集外诗”98首。其中，有些已被以上诸本收录，但仍有近40多篇未见载。特别是，《全宋诗》从元明清各代地方志中一共辑出新诗9首，对此，诸本尽弃之如絮。例如，《挽舜元胡著作郎》和《胡氏逢原堂》皆出自明代李士元嘉靖《铜陵县志》卷八，都是考察王安石早年“学侣”胡舜元的关键文献，诸本对此不作参考，实属不该。 书信方面，沈文倬校点的宋人王令（字逢原，1032~1059）《王令集》“附录”部分，收有王安石《与王逢原书》12篇（参见《王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次版，页三八七至三九六）。但是，这些书信见载于诸本的情况，更难以让人满意：“四库本”卷七五收有7道，其序次与《王令集》“附录”部分的对应关系分别是：一/二（“四库本”所收之第一书即为“附录”之第二书，下同）、二/一、三/三、四/六、五/十、六/十一、七/十二，多有不同。另外，“四库本”卷七八《答王逢原书》，虽则题名有异，但它即是“附录”中的第八书。所以，“四库本”总共缺少4篇《与王逢原书》，“丛刊本”、“备要本”和“传世本”与之同，“1959年本”的“补遗”中也未列出所缺之篇，而“吉林本”、“1974年本”和“1999年本”仅见《答王逢原书》1篇。王令卒于1059年，与王安石早年学术的生成演变至为关键，相与论学，未曾间隔。所以，《与王逢原十二书》作为一个完整系列，足资考证王安石此际的学术行踪、交游人物和趣向，不可偏废。 从补遗角度来看，罗振玉先生在宣统十年（1918）写有《临川集拾遗》一卷 ，其中，《首善自京师赋》出自《宋文鉴》卷一一《律赋》，《夏旼扇》出自《宋诗纪事》卷一五《王安石》（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一《记诗•荆公题夏旼扇》又记此诗见于《湟川集》），《性论》、《性命论》、《名实论上中下》、《荀卿论上》诸篇，又皆出自《宋文选》卷一○《王介甫文》。以上这些文献，特别是后面几篇有关“道德性命”学说的杂著、论议，对于探究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尤其重要，它们在“1959年本”中尚有收录，但后来就都未能补入他本。正是由于这种文献整理的缺失，后学对此类文献一直少有关注。同样，《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也收有王安石“经义式”多篇，其中，《里仁为美》、《五十以学易》、《参也鲁》、《浴乎沂》等篇，均不见于他书，理当汇入。 最后，除重复和遗缺之外，还存在他人诗文误入的情况。例如，七言绝句《蓬莱诗》，原本是王安石之女、吴安持之妻的诗作，前人方便地将它附在其父诗文集之后，但到了后来，先是罗振玉先生将它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的宋椠本《王文公集》中拈出来，接着“1959年本”收入“补遗”，而“1974年本”、“1999年本”卷六七更是不作详考，皆一并收载。这种他诗混入的现象，《全宋诗》已多有明揭，足资参考。又如，“四库本”卷七○所收《乞制置三司条例》一文，原本是吕惠卿（字吉甫，1032~1111）所拟的均输法条例（参见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一至三、四二之二○至二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二四六四、三二四四至三二四五），但是，先有清人顾栋高（1679~1759）作《王荆国文公年谱》将其归在王安石的名下（参见《王安石年谱三种》，裴汝诚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页七五）。接着，“1959年本”卷七○、“1974年本”卷三一都将其收入“杂著”。今人李德身先生作王安石的诗文系年，据此就将该文系于煕宁二年（1069）。其后，“1999年本”一如“1974年本”，也未作更改。 还有，一诗多名的情况也常见。“吉林本”卷一九《李君曰昆弟访别长芦至淮阴追寄》 ，“1974年本”和“1999年本”卷六○作《寄李秀才兄弟》。另外，两诗合于一名之下的情况，也当注意。“朝活字本”卷三九，以及“四库本”、“传世本”、“丛刊本”、“备要本”卷二五《初去临川》一诗，其文应有2种，其一即为“1974年本”、“1999年本”卷七○《西去》，而另一首即《全宋诗》卷五七七《皇祐庚寅自临川如钱塘过宿此嘉祐戊辰自番阳归临川再宿金峰》，但都只收其一。甚者，“吉林本”两篇尽缺，理当补入。 收录不全，历来是整理之大忌；对他人已有的辑佚之篇，不予理会和编录，更有失公正。所以，从以上诸例来看，查缺补漏，甄别真伪，去其重复，比较前人之得失，为王安石的诗文集作一“总结”，整理出一个新“足本”，今胜于昔，是其再度问世的首要前提。 三、错字滥文与记载格式 校正诸本所有错别字句，本文在此自然无法全部涵盖。不过，单从目录中的题名入手，亦可得见一斑。 首先，在诸本中，错字最多者当属“吉林本”，有些错误简直匪夷所思！今与他本通校后可以肯定的错误，例如，其卷二《白鹤吟未[示]觉海元公》、《未[示]安大师》，卷七《西凤[风]》、卷一三《吴王猪[猎]场》，卷一九《送质夫人[之]陕府》，卷四二《进二经札字[子]》，卷五二“内[外]制”，卷六九《讲[进]说》，卷八八《虞部郎中赠卫尉卿李公社[神]道碑》，卷八九《赠礼部尚书安惠周公社[神]道碑》、《赠右[左]屯卫大将军李公墓碑》，等等，皆因形近致误。出现这种技术错误，整理者的学术态度的确有问题。 另外，涉及地名之误者，可见其卷一《与望之至八功德永[水]》、卷七《出巩具[县]》，卷九《寄岳[鄂]州张使君》、《送文学士倅巧[邛]州》，卷一五《长坦[垣]北》，卷二五《钟山西阉[庵]白莲亭》，卷三○《马[乌]石》，卷七六《上折[浙]漕孙司谏荐人书》，卷八三《杨[扬]州龙兴讲院记》，等等。人名之误者，又有卷九《杨[扬]雄三首》，卷一一《同杜史[使]君饮城南》，卷一三《自府中归寄西庵行洋[详]》、《送张生[甥]（张奎之子）赴青州幕》，卷一六《见远亭上五[王]郎中》，卷一八《寄题程公癖[辟]物华楼》，卷二五《和铁[钱]学士喜雪》，卷二七《叶致元[远]置洲田以诗言志次其韵二首》，卷二八《寄葵[蔡]天启》，卷七三《与赵呙[卨]龙图书》，卷七六《与不[孙]莘老书》，卷七九《谢皇帝[亲]叔敖启》，卷八五《祭杆[杜]庆州杞文》，卷九五《秘阁校理张群[君]墓志铭》、《兵部员外郎骊[马]君墓志铭》，卷一○○《宋右千牛卫将军促[仲]焉故妻永嘉县君武氏墓志铭》，等等。 其它几个版本的错误相对要少些，当指出的有，“1959年本”卷一八《答张奉仪[议]》、卷二○《狄梁公陶渊明俱为彭泽令至今有庙在焉刁景纯作诗见示继以一篇嘉祐中题[提]点江东刑狱时作》、卷二六《题定林壁怀李时叔[李叔时]》、卷二九《重过佘[余]婆冈市》、卷三八《潭州新学诗序并[并序]》；“1999年本”卷五四《次韵答端州丁元真[珍]》；“丛刊本”卷一四《次韵昌叔岁莫[暮]》、卷七五《答段逢[缝]书》；“备要本”卷二九《重过佘[余]婆冈市》、卷三六《烝[丞]然来思并序》；“朝活字本”卷二三《次韵朱昌叔岁莫[暮]》，等等。 其中，关于宋人沈季长（字道原，1017~1087）、王令的名字，诸本从来都没有一个统一，“源”、“原”前后互见，已成常例。例如，“1959年本”、“传世本”卷四《同沈道源游八功德水》与卷三一《寄沈道原》，“四库本”卷七《思王逢源》与《寄王逢原》，皆是明证，即便是“朝活字本”也不例外（参见卷五《同沈道源游八功德水》和卷四五《寄沈道原》）。这种情况，虽则古人“原”、“源”通用，无多大区分，但今人校点古籍，理当遵循现代文法的统一原则。一人之名出现两种表达，容易引起解读之误。更何况，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宋人中，取字“道原[源]”且有往来者，还有刘恕（1032~1078）等人，设若一旦省去了姓氏，以名论人，则必将出现多人混淆不清的情况。 更何况有些字须予以甄别。比如，“扬”、“杨”两字，用于人名，“扬子”指扬雄（字子云，公元前53~公元18），“杨子”为杨朱（字子居，战国初期人），这有质的差别，马虎不得。“丛刊本”卷六四以《杨孟》为题名，但在具体行文中又记载“扬子之言性善恶混”等言辞，显然文不对题，已将两人混成一人。而“1959年本”卷六四，“1974年本”、“1999年本”卷二七，题名与行文又都记为“杨孟”（又如，“丛刊本”、“备要本”卷二八《招扬[杨]德逢》与卷七八《与杨蟠推官书》）。另外，作地名时，也仅有“扬子”、“扬州”而无“杨子”、“杨州”之称。因为，唐代永淳元年（682）始置“扬子县”，入南宋后，初属真州，后又升其为“扬子军”，治所大约在今江苏仪征市。诸本《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致尧）墓志铭》所言“杨允恭督杨子运”一句，当作“督扬子运”。“1974年本”卷八七《主客郎中叔祖（王贯之）墓志铭》所言“合葬于真州杨子县万宁乡铜山之原”、卷九五《尚书屯田郎中刘君（牧，字先之）墓志铭》所言“葬真州杨子县蜀冈”，也当是“真州扬子县”。在此两处，作为“1974年本”的“递修本”，“1999年本”卷八七仍记为“真州杨子县”，而卷九五又改作“真州扬子县”，改其一不改其二，相互牴牾，自见其陋。所以，“扬”、“扬”二字，古人多混用，今者若一仍其例，实为不经。 又如，“1974年本”是竖排简体标点本，但其卷六《答王逢[逢]原书》、卷八《答姚[辟]书》，显属繁简不分；“1999年本”是横排简体标点本，其卷一○《尚书户部郎中张瓌[环]知制诰》，卷四九《馀[余]寒》，也与体例不协；“传世本”卷七七《答张幾[几]》、卷八五《祭周幾[几]道文》，也当更改。另外，“甫”、“父”，“修”、“脩”、“”等字，也不可小视。例如，“备要本”、“1959年本”卷二四《送刘贡父赴秦州清水》和卷七《和刘贡甫燕集之作》；“1959年本”卷三一《平甫如通州寄之》与《和平父寄道光法师》；“备要本”卷一三《杭州脩广师法喜堂》和卷二七《修然》，“1959年本”、“传世本”卷二七《然》；“朝活字本”卷三六《和平甫寄陈正叔》和《寄阙下诸父兄兼示平父兄弟》，等等。 其次，原诗题名与附在题名之下的作者自注文，在记载格式上也要予以明确。但是，多数版本题注不分。《双庙张巡许远》一诗，“吉林本”卷一六记为《双庙、张巡、许远》，“传世本”卷一六为《双庙（张巡、许远）》。“四库本”卷九《相送行效张籍》，“备要本”、“1959年本”、“传世本”卷九皆作《相送行效张籍》，混在一起。“1974年本”、“1999年本”卷三八《老景装古人名》一诗，“四库本”、“丛刊本”、“备要本”卷四改作《老景哀古人名》，“吉林本”卷四又为《老景衰古人名》，“传世本”卷四记作《老景（哀古人名）》，“1959年本”卷四、“朝活字本”卷五又仅记为《老景》，各有千秋。宋人叶梦得（字少蕴，1077~1148）《石林诗话》载：“荆公有‘老景春可惜’诗，以古人姓名藏句中，盖以文为戏。”（参见《能改斋漫录》卷二《事始•柳浑青李太白》）所以，此诗的规范记录当是《老景装古人名》，诗文酬唱，全诗也并无“哀”、“衰”之意。 混乱的记载格式对研究很不利。例如，“朝活字本”卷八《寄二弟（公）时在临川》一诗， “丛刊本”、“四库本”、“1959年本”、“传世本”卷六，“四库本”《王荆公诗注》卷八，都记为《寄二弟时往临川》。据此，台湾已故学者范长汲先生就认为，该诗作于王安石由扬州回临川老家的途中 。“1974年本”和“1999年本”卷四三又记作《寄二弟时在临川》，依此，“时在临川”者是作者本人还是“二弟”，也颇有些模糊。所以，这直接关系到当时作者的行踪史事。现据“朝活字本”所记该诗的内容可知，此诗是王安石扬州校书郎淮南判官3年任满（1042年八月~1045年），回临川老家与亲人小聚后，秋冬之际启程赴阙时，因与故乡离别在眼，未能携“二弟”王安国一道宦学相游，于其“举业”有所砥励，故有所感伤而作。该诗应当作于庆历五年（1045）秋冬时分，且是王安石由临川赴京的明证，估计年底他已抵达开封，也非如有些学者所言，王安石是次年才“赴京师” 。 同样，“1974年本”、“1999年本”卷四六《冲卿席上得昨字》，“吉林本”卷五、“朝活字本”卷七改为《冲卿席上得昨字》，“四库本”、“丛刊本”、“备要本”卷五和“传世本”卷六又改作《冲卿席上得作字》，“1959年本”卷五又省为《冲卿席上》。该诗首章曰：“咨予乏时才，始愿乃丘壑；强走十五年，朱颜已非昨。”末章又云：“别离宽后悲，笑语尽今乐；论诗知不如，兴至亦同作。”诗文前后皆嵌有“昨”、“作”两字，作何选择，整理者都须涉足宋人分韵成诗的一般格式，要以“诗学”去辅证“文献学”，而不仅仅是对古刻本的简单勘校。 可见，错字和记载格式上的不统一等问题，对研究也很不利，重新整理，有其必要性。 四、编次分类中的文本观念 诸本在编次方面，各有所据，也各有所长。“以类相从，则浑者划；复统于一，则散者聚。”所以，归并合一，方能彰显整理之功。总体而论，在整理思路上，“临川本”、“杭本”，先“诗”后“文”；“龙舒本”，先“文”后“诗”。对这些特征，前人已作研究，无庸重复。例如，“吉林本”、“四库本”、“丛刊本”、“备要本”、“传世本”卷三八“四言诗”收有《新田诗并序》一篇，但是，“龙舒本”系统中的“1974年本”、“1999年本”，却将它列入卷三六“序”，理由就是“文”重于“诗”，先“文”后“诗”，在题名中将序文与诗作的地位倒置，改成《新田诗序并诗》。看来，整理者对待“文”、“诗”的轻重态度，都在不经意间更改了原有的文本属性，编排起来也就确有距离，这应当引起注意。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一种编次体例都在于方便研究，不能自乱其例。比如，“1999年本”属于“龙舒本”系统的先“文”后“诗”结构，但它又将与《新田诗序并诗》相类的《潭州新学并序》，置入卷四八“古诗”而不入“序”。另外，王安石《上富相公书》共有2篇，文献性质相同，“吉林本”、“传世本”、“丛刊本”、“备要本”、“1959年本”将其分别收入卷七四和卷七六，“1974年本”、“1999年本”收入卷二和卷三。这都有失公允，最好能将其归于同一题名之下。“吉林本”、“1974年本”、“1999年本”卷八六为“墓表”，然而，又将《长安县太君（安石之妹、张若谷之妇）墓表》却又列入卷九九“墓志”，显然就是归类失误。 同样，“1999年本”之“记”比“吉林本”、“四库本”、“丛刊本”、“备要本”、“传世本”多出《伍子胥庙记[铭]》、《明州新修刻漏铭》2篇，原因就是后者都将其归入卷三八“铭”。“记”、“铭”的文本属性不同，故而改动一字，归属自然有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时政疏》2篇，“丛刊本”、“备要本”、“1959年本”、“吉林本”、“传世本”皆入卷三九“书疏”，且将《上五事书》划入卷四一“札子”，皆不入“书”，这与“1974年本”、“1999年本”大异，其用心之处就在于，“书疏”、“札子”是京官上朝言事的重要文献，不同于私人间的书信和各部门间的公文互答，所以，在归类上要有所区分。可见，“书”、“札子”、“书疏”的文本属性及相互间的文献关系，也是重新整理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在处理《请秀长老疏》2篇时，诸本就不以“疏”名定其类，而将其排弃在“书疏”、“书”、“札子”之外，“吉林本”将其收入卷八○“启”（按，“丛刊本”、“备要本”、“传世本”皆缺此《请秀长老疏》2篇），“1974年本”和“1999年本”也收入卷二四“启”，皆不入“书”。 就“制诰”而言，“四库本”、“丛刊本”、“备要本”、“1959年本”、“传世本”都设有“内制”、“外制”两目，“内制”之下包含“册文、表本、青词、密词、祝文、斋文、诏书、批答、口宣”等小项。然而，“1974年本”和“1999年本”只设置“宣诏”、“制诰”两目，且没有小项。究竟哪一种分类更为合理，可暂且不论，但显然的事实是，这两种不同的分割状况皆源于诸家对“制诰”文献特性的不同理解， 对研究也很不利。 又如，“吉林本”卷三六“集句诗”《哭慈照大师》，“1974年本”、“1999年本”卷七八皆入“挽辞”，“四库本”、“丛刊本”、“备要本”、“1959年本”卷二七，“四库本”《王荆公诗注》卷四一，改题名为《长干释普济坐化》，入“律诗”之“七言绝句”，“朝活字本”卷五○又改为《哭慈昭大师》入“律诗”。这说明，重新整理诗歌时，对“诗”的再分类也有待深入。 还有，“传世本”卷九○专门辟出“行状”一目，收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绛，字希深）行状》等3篇，但是，“吉林本”将其附入卷九○“墓表”，“1974年本”、“1999年本”又皆置入卷八五“神道碑”，“丛刊本”、“备要本”又合“墓表”、“行状”同为一卷。《广西转运使孙君（抗，字和叔）墓碑》一文，“吉林本”、“传世本”、“丛刊本”、“备要本”、“1959年本”入卷八九“神道碑”，“1974年本”、“1999年本”又入卷八九“墓志”。所有这些，无一不在说明，对此类文献的原生性质和“以类相附”的原则，都亟待作出统一的约定。 同样，“1974年本”、“1999年本”卷二五设有“传”，专门放置王安石的《洪范传》此篇长文，然而，“四库本”、“丛刊本”、“备要本”、“传世本”、“1959年本”皆将其归入卷六五“论议”。而且，前两者只设“杂著”一目，始终没有“论议”与“杂著”对峙的分类格局。所以，关于《洪范传》、《礼乐论》这些文献，究竟是“杂著”还是“论议”，整理者依据不同的古本渊源，尊崇古意，但也决不可沉迷于古人不完善的文献观念里，对古代整理大家的失误处，不作任何纠正就机械地复写。再者，“1974年本”、“1999年本”一概不设“札子”类目，也与它本大异，这也需从分析文本的内在属性处重新予以确定。 总之，在新世纪里，依赖以上诸多版本，兼并三大宋刻系统，整理出一个全新的《王安石全集》，这对于将“文献学”的基础性研究提升到相关重大课题，大有裨益。 本文的立意、定稿都幸获何忠礼、王菡两位专家的指点，特此致谢！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