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记》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在西汉中后期，当时流行的礼类之“记”很多，刘向校书，整理出当时属于礼类的“记”就有《记》131篇、《明堂阴阳》33篇、《王史氏》21篇、《曲台后仓》9篇、《中庸说》2篇、《明堂阴阳说》5篇。这201篇排在《礼古经》和今文《经》后面，可见在刘向、班固眼中，它们属于对经的解释性著作，是“记”、“传”、“说”之类的作品。《汉书•艺文志》将《记》131篇作为一类，是有原因的。这些《记》或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或被编辑在别的丛书中，有篇名没有书名，大多属于对礼的论述和介绍，刘向就按照当时人的习惯叫法，称之为“记”，性质是同类文献的汇编。但《明堂阴阳》等五种都是以结集的形式流传，因此有书名。刘向校书，有条件收集到当时流行的绝大部分“记”，而当时在民间和学者中流传的“记”，不一定都有131篇，并且不一定都在这131篇或201篇之内。刘向父子和班固从目录学家角度考虑既有文献的归纳和整理；礼家则从实用角度收编相关文献。例如礼学名家戴德及其门下流传着85篇本的《记》，其取材范围相当广；戴圣及其门下也流传49篇本的《记》，取材也不限于上面的201篇。戴德、戴圣的传本就是大、小戴《礼记》。刘向所校定的《记》131篇本子已经完全遗失，而《小戴礼记》却完整地传下来，《大戴礼记》也传下来小半部。由于《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大、小戴《礼记》，加上《大戴礼记》残缺，后人对《两戴记》产生种种疑惑，例如《两戴记》编者、刘向与《两戴记》关系、《两戴记》之间的关系、《两戴记》的来源、马融与《小戴礼记》关系……由此产生种种误说，这些误说很容易将《两戴记》研究引向歧途。清人和近代学者对这些误说做过纠正工作。由于《两戴记》问题相当复杂，清人没有彻底完成纠偏；他们在纠偏的同时，自己也存在偏差。 近年来，由于传统文化研究逐渐趋热，关于《礼记》的研究也热闹起来，但是有相当一批文章继续沿袭前人误说，不注意吸收古今研究成果，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浪费了读者时间，浪费了资源，不利于关于《礼记》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对有关的说法作一次清理。本文讨论大、小戴《礼记》编者问题。 一 戴德和戴圣的确传授过大、小戴《礼记》，这一点文献记载历历在目，前代学者已经论证过，这里作一次总结。 第一，刘向亲眼见过《大戴礼记》。《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刘向《别录》说： 刘向《别录》云：“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为此《记》，故曰‘三朝’，凡七篇，并入《大戴记》。”[1](P4) 这条引文明确地提到《大戴记》。根据刘向校书的一贯做法，这一条引文应当出自《别录》中的《孔子三朝记叙录》。刘向每校勘成一本书，都要以上奏的形式撰一篇“上某某书”的“叙录”，如流传到今天的《上列子叙录》、《上管子叙录》等，这些《叙录》介绍校勘的大致情况、作者问题、书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篇目，有时还介绍一点辨伪情况。“并入《大戴记》”，是说七篇一同收在《大戴记》之内。可见刘向校书的也校勘了《大戴礼记》。《汉书•艺文志》有《孔子三朝记》，却没有《大戴礼记》，这是因为刘歆继承父业编撰《七略》时候将《大戴礼记》删去，而班固写《艺文志》，主要根据刘歆《七略》。 第二，刘歆也亲见《大戴礼记》。《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裴松之注引用一条刘歆《七略》的材料： 《七略》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臣松之案：《中经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录，余者所谓七篇。[2](P935) 刘歆的话与其父所说一致。从这条材料看，当时《孔子三朝记》单行本已经找不到，是刘向从《大戴礼记》中辑佚出来。刘向父子生活年代比较接近戴德、戴圣，他们的话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当时《大戴礼记》已经成编是确定无疑的。 第三，郑玄明确指出二戴传授大、小戴《礼记》。由于以上两条只是片言只语，后人如洪业先生仍然可以辩驳说，“大戴记”之“大”乃是指篇幅多。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孔颖达《礼记正义》大题之下引郑玄《六艺论》说： 《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3](P1229) 这段话含义明确，表达准确。孔颖达是严谨的学者，他交待了材料的出处，他同时代的人或者后人没有指责这条材料有误，因此，这段话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是有些作者没有揣摩文气，却盯住个别词语，将“礼”和“记”从郑玄完整的叙述中割裂出来，以为戴德传的是“记”，戴圣传的是“礼”，因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郑玄这句话解决了两个问题：戴德、戴圣传授过《礼记》，一个85篇，一个49篇；他们所传《礼记》没有失传，其中《小戴礼记》49篇就是郑玄为之作注的《礼记》。郑玄注的《礼记》，由孔颖达作疏，一致流传到今天，因此今本49篇《礼记》，大体上仍然是戴圣的传本。“戴德传《记》85篇，则《大戴礼》是也”一句中，读者不要因为一般情况下“大戴礼”指大戴所传《仪礼》17篇而否定了《大戴礼记》为戴德所传，在这里“《记》85篇”和“则《大戴礼》是也”指的是同一件事情，郑玄行文追求完美，故有省文，有对文，有互文。同样，戴圣所传，前句说“《礼》49篇”，后句就说“此《礼记》是也”表明这里的“礼”指的是《礼记》，“记”也是指《礼记》。从郑玄这段话中，我们很容易推导出戴德所传的《记》就是《大戴礼》，《大戴礼》就是《大戴记》，合并起来，就是《大戴礼记》。因此郑玄的话可以变为这样的表述：大戴传85篇的《大戴礼记》；同理，从这一段可以推导出这样的表述：戴圣传《小戴礼记》。至于“大戴”、“小戴”是不是戴德、戴圣，可以从这一段推导出戴德就是“大戴”，戴圣就是“小戴”。而且还可与《汉书•儒林传》相佐证。《汉书•儒林传》指出： 孟卿，东海人，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4](P3615) 可见“大戴”就是戴德，“小戴”就是戴圣。至于“礼记”之名，司马迁就已经使用过。《史记•孔子世家》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1](P1936)这里的《礼记》，司马迁当是指他所见到的礼类之“记”。《汉书•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4](P2410)这里的《礼记》是指相当于收在131篇中的篇目。专指《小戴礼记》的“礼记”之名，就目前的材料看，是桥仁所作的《礼记章句》。《后汉书•桥玄传》说： 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成帝时为大鸿胪。[5](P1695) 桥仁是戴圣的弟子，可见至少在戴圣弟子时代，《小戴礼记》就被门人称为“礼记”了。后汉郑玄称戴圣所传49篇为“礼记”只是沿袭前人的称呼而已。 以上材料足以证明戴德、戴圣编大、小戴《礼记》是事实。要否定这三条材料，必须提供强有力的铁证。 两汉时期，刘向校订的131篇本《礼记》、大、小戴《礼记》俱在，传承明晰，谁是大、小戴《礼记》的编者，没有必要作为问题提出来。郑玄注《小戴礼记》，唯善是从，言简意赅，于是49篇本《礼记》大行于世，学者诵习不绝，并且历代都有学者为郑玄的注本作义疏，直到孔颖达作《礼记正义》时候，根据孔颖达的序言，还有皇侃、熊安生等的义疏本，学者的这些工作，更有利于《小戴礼记》的流传。《大戴礼记》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只在戴德门下流传，郑玄以后《大戴礼记》逐渐被人遗弃，到北周卢辨作注的时候，只剩下33篇 。由于《大戴礼记》的残缺，许多问题产生了，以至于《两戴记》编者是谁，到了宋代忽然成了问题。怀疑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根本上就否定大、小戴编过《礼记》；一种认为大、小戴所编已经遗失，今传本乃后人好事者为之。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二 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首先对流传到他那个时代的《大戴礼记》表示怀疑。日人武内义雄、近人洪业、钱玄、王文锦也持同样观点。陈振孙说： 今考《礼察篇》“汤武秦定取舍”一则，尽出谊疏中，反若取谊语剿入其中者，《公符篇》全录汉昭帝冠辞，则此书殆后人好事者采获诸书为之，故驳杂不经，决非戴德本书也，题九江太守乃戴圣所历官，尤非是。[6](P46) 这是否定流传到宋代的《大戴礼记》为戴德当年编撰的旧本。他的论据有两条，第一，文中有内容与贾谊疏相同；第二，文中有汉昭帝冠辞。此两点被清人王聘珍所破。关于第一条，王聘珍认为，同于贾谊疏的一段是秦汉间人所作，贾谊取以入疏，《礼察篇》取以入文；从文体上看，文中有“为天下如何”，有“今子或言”，不是上疏体，可见不是直接取自贾谊疏。[7](P2)这是有说服力的，不过贾谊是汉初人物，即使《礼察》的作者引用了贾谊疏或者贾谊其它文章，也是可以在戴德之前的，陈振孙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他受陈邵以及《隋书•经籍志》的影响，以为真正的《两戴记》都源自《礼古文记》。 关于第二条，王聘珍找到了一条文献证据，认为汉昭帝冠辞是窜文。他引刘昭注《续汉书•礼仪志》： 《冠礼》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辞达而勿多。’祝雍曰：‘近于民，远于年，远于佞，近于义，啬于财，任贤使能。’《博物记》曰：“孝昭帝冠辞曰：‘陛下摛显先帝之光曜。’”[7](P9) 针对刘昭同一个问题引用两部书，王聘珍说： 所引《冠礼》即此经 之文也。文止于“任贤使能”，其下另引《博物记》中语，若果在此篇之中，刘氏安用加《博物记》以别之？其为后人窜入无疑矣！[7](P9) 王聘珍找到的这一条材料有说服力，同一个问题，刘昭先引用《大戴礼记》的《公冠篇》（按：即《公符篇》，“符”乃“冠”之误），然后引《博物志》中汉昭帝冠辞，证明刘昭当年看到的《公冠篇》是没有汉昭帝冠辞的。今本汉昭帝冠辞附在《公冠篇》中，显然是后人误入，王聘珍的解答是圆满的。 洪业是古今否定今本大、小戴《礼记》二戴所编说的集大成者，他的意见主要见于《礼记引得序》和《仪礼引得序》两篇文章中， 特别是前者，洋洋数万言，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于大、小戴《礼记》的怀疑。洪业先生针对《五经异义》称引二戴的情况说： 然观二戴之异称，不曰戴德、戴圣，不曰大戴、小戴，而仅曰“礼戴”与“大戴”之殊，颇使人疑其初先有《礼戴记》而后又《大戴记》。大之者，以其书中有所收辑者，较《戴记》为多耳。“大戴礼”者，犹云“增广戴礼”与？[8](P212) 前面笔者已经分析过“大戴”、“小戴”、“大戴礼”、“小戴礼”等概念，《汉书》、《后汉书》等经典史学名著以及郑玄等礼学名家已经有定论，而洪业所说“大”、“小”乃指篇幅大小，有关大、小戴《礼记》的文献一次也没有提到，仅仅是没有证据的推测，不足以推翻前人定论。但是洪业是严肃的学者，除了上面的泛论外，他也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值得别人思考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汉志》没有道及《两戴记》。 第二，《两戴记》今、古文不分。 第三，《小戴记》中经、记不分。 第四，许慎《说文解字》引用《礼记》其它篇目都说是《礼记》，唯独引用《月令》说是《明堂月令》，可见许慎所见《礼记》未收《月令》，则今本《礼记》非戴圣所编。 第五，《别录》没有《小戴记》中的《丧服四制》。 第六，《小戴记》中《乐记》11篇篇次与《别录》、郑玄《三礼目录》、《史记•乐书》等不一致。 第七，《大戴礼记•朝事篇》引用《周礼•大行人》文说“《礼•大行人》”，表明该篇编写在刘歆改《周官》为《周礼》之后。 洪业的观点得到王文锦、钱玄的呼应。王文锦说： 到了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形成和保留了85篇本和49篇本，前者篇数较多，遂称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较少，遂称为《小戴礼记》。后人又附会出大戴删《古记》为85篇、小戴删大戴为49篇的说法。其实这两部书只可以说是挂着西汉著作礼学大师戴德、戴圣牌子的两部儒学资料杂编，它们既不是大戴、小戴所分别传习的《士礼》，也不是二戴各自附《士礼》而传习的《记》的汇辑本的原貌。[9](P6) 钱玄也说： 东汉之季，提倡博古通今，古、今文界限已不森严，大、小戴两家的学者分别在原来两家散篇《记》的基础上，各收集《礼古经》及《古文记》之文，加以补充，而仍以大、小戴的名义称所辑之书，乃成《大戴礼记》85篇，《小戴礼记》49篇。[10](P55) 王、钱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但他们都是著名的学者，影响很大，信从者为数不少。下面针对洪业的观点作一些讨论。 前四条今人有所辩驳， 其中以杨天宇辩驳比较典型。杨天宇认为，《汉志》不载之书不仅仅只有《小戴礼记》；二戴生活在今、古文壁垒未成时代，大、小戴《礼记》中收有古文经、记不足为怪。杨氏还对上面第四条进行了无可辩驳的反证，通过具体的例子指出《说文》引用《礼记》、《月令》情况完全不是洪氏所说的那样，兹不赘述。[11](P8-11) 第五条观点对于戴圣编《礼记》说是一个挑战。问题起源于孔颖达的《疏》： 郑《目录》云：“名曰丧服四制者，以其记丧服之制取于仁义礼知也。此与《别录》旧说属丧服。”郑云“旧说”，案：《别录》无《丧服四制》之文，唯旧说称此丧服之篇属丧服。[3](P1694) 这一条证据似乎可以推导出今本《礼记》已经不是二戴时期的原貌，如果《丧服四制》为刘向以后学者所加，那么，小戴49篇《礼记》就不是今本《礼记》了。孔颖达见过《别录》，他明确指出《别录》没有《丧服四制》，语气不含糊。而孔颖达在《乐记疏》中又明明白白地说：“案《别录》，《礼记》49篇，《乐记》第19。”既然有49篇，为什么没有《丧服四制》？洪业因此否认《礼记》为戴圣所编。那些相信刘向编有49篇《礼记》的学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郑玄指出“此与《别录》属……”有两种情况，一是指该文在《别录•（礼）记》131篇中的类属；一种指该文属于《别录》所登录的其它著作中。《记》有131篇，汇集起来十分庞大，刘向于是将它们分成“通论”、“制度”、“子法”、“世子法”、“吉事”、“丧服”等，以类相从，井然有序。郑玄所引“旧说”不是刘向之说，《别录》既然没有《丧服四制》，刘向不可能提它在自己著作中的类别，刘向也不可能称自己的说法为“旧说”， 其它篇目引刘向说都没有用“旧说”指称。郑玄的“旧说”显然指的是他以前经师的看法。 郑玄引“旧说”，说明他没有看到《别录》中《丧服四制》的归属；孔颖达直接说《别录》“无《丧服四制》之文”，两相互证，《别录》中没有叫“丧服四制”的篇目无可怀疑。 郑玄引“旧说”表明在“旧说”时期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既然“旧说”说《丧服四制》属于《别录》中的丧服，那么《别录》中应当有相应的文章，文章篇名不同而内容相同。孔颖达解说也很谨慎，说《别录》“无《丧服四制》之文”，《别录》是一种文献学著作，不是丛书，不收录作品本身，因此这个“文”不是指《丧服四制》的内容，而是指其篇名或者有关信息。古书中内容相近而篇名不同的情况是存在的，不能因此认为《丧服四制》是刘向以后的学者所加。 《记》131篇是刘向所定，刘向每校勘完成一部书，都要上书报告情况，上书中都有“皆已定杀青，可缮写”，那么他的定本大都被缮写成新书。只是刘向为皇家校书，缮写的本子数量有限，一旦社会动荡，皇室图书被毁，校订本就可能永远消失，加上它篇幅宏大，不容易在民间流传，因此《记》131篇本很难说完全流传到郑玄时代。郑玄没有见过这个本子，不得不用“旧说”进行目录学考证。由此看来《记》131篇中应当有类似于《丧服四制》的文章，只是名称不同。这样，“旧说”肯定类似于《丧服四制》的有关文章就在在《别录》“丧服”类，只是郑玄引“旧说”太简略，致使今天不能了解“旧说”的根据。这个问题也从侧面表明，今本《小戴礼记》来自戴圣本。 《丧服四制》不是汉人所作。它开篇说：“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这是战国文风，富有论战性质。 《小戴礼记》篇目的编排没有什么规律，但《丧服四制》在《小戴礼记》中不可或缺。虽然它是最后一篇，从43篇《冠义》起，是一组性质相似的论文。前六篇均以“义”为篇名，都是泛论各礼的意义。这一篇是论述为什么丧服有四制，而且在编排上还有内在联系，符合先秦礼学家有所谓“九礼”、“五礼”说。《大戴礼记•本命篇》说：“礼义者恩之主也。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此之谓九礼。”《小戴礼记•经解》说：“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小戴礼记》最后七篇中，《冠义》属冠礼，《昏义》属婚礼，《乡饮酒义》属乡饮酒礼，《射义》属军礼，《燕义》属宾主礼，《聘义》属聘礼，《丧服四制》属丧礼，基本上符合《本命篇》九礼说，也与《经解》五类礼接近。《丧服四制》是其中的丧礼，联系紧密，不是可有可无的。 第六条观点，关于《乐记》11篇篇次问题，不是洪业的首创，在他之前，日人武内义雄就已经提出。郑玄作《三礼目录》，按照常理，其中篇次应当和他的《三礼注》一致。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如果他的《三礼目录》与今本《礼记》不一致，只能说今本《礼记》或者被改动，或者不是戴圣的原书。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简单。武内义雄说： 孔疏引郑《目录》云郑玄注《乐记》篇次，《乐本》第一，《乐论》第二，《乐施》第三，《乐言》第四，《乐礼》第五，《乐情》第六，《乐化》第七，《乐象》第八，《宾牟贾》第九，《师乙》第十，《魏文侯》第十一，与刘向校定本《乐记》二十三篇之前列十一篇同。 疏又载熊安生之说：熊氏云：“十篇郑可具详，依《别录》十一篇，所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此《乐记》有《魏文侯》乃次《宾牟贾》，《师乙》为末。”是今之《乐记》十一篇之次，与《别录》不同。是则熊安生所见《乐记》之篇次，第八篇已上与郑《目录》及刘向《别录》本全同，仅第九、第十、第十一三篇次第与之异而而已。然今本《乐记》，《乐本》第一，《乐论》第二，《乐礼》第三，《乐施》第四，《乐言》第五，《乐象》第六，《乐情》第七，《魏文侯》第八，《宾牟贾》第九，《乐化》第十，《师乙》第十一，其篇次与郑《目录》不同。又与熊安生本不同，盖今本《乐记》之篇次从皇侃定本者，自郑玄至熊安生，又自熊安生至于皇侃，渐次而有改易，已非郑玄以前之旧第。郑玄以前之旧第，与刘向《别录》一致者也。褚少孙补《史记•乐书》之内容，虽与《礼记•乐记》篇同，其篇次则别为一家，乃刘向未校本以前之次第。盖郑《目录》之次第不合于褚少孙，而与刘向之顺序一致，则《乐记》篇乃在刘向校书之后，示从刘向新校本而截取者也。[12](P161－162) 武内义雄之说存在严重的误读，第一，孔疏所引郑玄《三礼目录》关于《乐记》的篇次，并没有说就是《礼记•乐记注》的篇次；第二，并不存在与今本《乐记》不一致的所谓熊安生本。孔颖达在疏中说： 案《郑目录》云：“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虽合此，略有分焉。”[3](P1527) 孔疏所引，是郑玄《礼记目录》中的话，只是对11篇《乐记》篇名作一个大概的介绍，故用“盖”、“有……”等插入语。《礼记目录》不是《礼记注》，怎么能说就是郑玄注《乐记》的次序？ 关于熊安生的话，孔疏是这样引用的： 皇氏云：“从王道备矣以上为《乐本》，从此以下为《乐论》。”今依用焉。此十一篇之说事不分明，郑《目录》十一篇略有分别，仔细不可悉知。 熊氏云：“十篇郑可具详。”依《别录》，十一篇所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此《乐记》有《魏文侯》，乃次《宾牟贾》，《师乙》为末，则是今之《乐记》十一篇之次与《别录》不同。推此而言，其《乐本》以下亦杂乱。故郑略有分别。案：熊氏此说不与皇氏同。[3](P1529) 当然，这里存在标点问题。如果将熊氏之语断在“十篇郑可具详”，则“今此《乐记》……”以下为孔氏说，无熊氏所见《乐记》问题；如果断在“故郑略有分别”，那么所谓“今本《乐记》”最后三篇是《宾牟贾》、《魏文侯》、《师乙》，正与今天通行本相同，不存在一个与今本不同的“熊氏所见本”。武内义雄的误说原因出在阅读不精上。 武内义雄、洪业都提到今本《礼记•乐记》11篇次序与《史记•乐书》不同。《史记•乐书》大部分内容相当于《礼记•乐记》，根据张守节《正义》，其篇次是： 《乐本》第一。《乐论》第二。《乐礼》第三。《乐施》第四，夹入《乐象法》第五段，缺《礼记•乐记》相应章节“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31字。[1]（P1201） 《乐情》第五，夹入《乐施》所缺31字，夹入之段与《礼记•乐记》相应段略有差别。[1]（1207） 以下是《乐言》第六，《乐象》第七，《乐化》第八，《魏文侯》第九，《宾牟贾》第十，《师乙》第十一。 张守节说：“以前刘向《别录》篇次与郑《目录》同，而《乐记》篇次又不依《目录》。今此文篇次颠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乱矣。今逐旧次第随段记之，使后略知也。”[1]（P1234） 张守节心目中的“旧次第”，根据他逐段所记，当为：《乐本》第一、《乐论》第二、《乐礼》第三、《乐施》第四、《乐言》第五、《乐象》第六、《乐情》第七、《魏文侯》第八、《宾牟贾》第九、《乐化》第十、《师乙》第十一。这个次序正是今本《礼记》的次序。 张守节《正义》在《乐书》大题下说： 《乐书》者，犹《乐记》也。郑玄云：“以其记乐之义也。此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十一篇者，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虽合此，亦略有分焉。”[1]（1175） 张守节见过刘向《别录》中的《乐记》以及郑玄的《三礼目录》，因此说“以前刘向《别录》篇次与郑《目录》同。”严格说，应当是郑《目录》同《别录》，因刘向作《别录》在前。考虑到刘向校书情况，他校订《乐记》的篇次不一定与《礼记•乐记》一致。就孔颖达、张守节所引郑《目录》篇次来说，刘向最大的变动是将《乐化篇》前移，这样，前八篇在文体上是论述体，后三篇则为问答体；《宾牟贾》放在《魏文侯》前面，是因为该篇记录宾牟贾与孔子对话，人物时代早于魏文侯，这样的编排反映了编者在编排时考虑到了文体和时间先后；反观今本《乐记》和《史记•乐书》，的确比较杂乱，说明今本《礼记•乐记》的确在刘向之前就已经编入《小戴礼记》。 为什么郑玄作《三礼目录》，不根据自己所注《乐记》篇次排列？其实这个问题郑玄自己已经做了回答：“盖十一篇为一篇……今虽合此，略有分焉。”也就是说因为是十一篇合成一篇，现在只能大致上作一点区分。“略有分焉”就是不作精确区分。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三礼目录》著作性质上看。《三礼目录》不是“三礼注”，只是关于著作目录的提纲，其中《礼记目录》是按照《礼记》49篇来编排的，由于《乐记》是11篇合成1篇，只是49篇中的1篇，因此只引用现成的《别录》作了简要的介绍，而且郑玄用语严谨，“有《乐言》”、“有《乐情》”的“有”字，表示只是从中列举，并不严格按照次序来。“今虽合此，略有分别”，不是指他的《礼记注》，而是说11篇《乐记》被编入《礼记》的现状，虽然是一篇，大致上各篇还是有所分别的。郑玄在作《礼记•乐记注》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再对11篇原来的篇名作介绍，只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文字训诂。 至于《礼记•别录》篇次不同于《史记•乐书》，更是理所当然。如果《乐书》为司马迁编入《史记》，司马迁依据的是太史所掌握的书，时间在刘向之前；如果为褚少孙补入，则少孙在二戴之后，《礼记•乐记》更不可能抄褚少孙。当然，褚少孙补《史记•乐书》，当时《礼记•乐记》、刘向所校《乐记》31篇、河间献王所献《乐记》都在，他不一定就依据《礼记•乐记》补入。 洪业的第七条理由也是不坚实的。由于他所处时代，《周礼》“刘歆伪造”说占上风，这一条“证据”似乎很有说服力；今天，“刘歆伪造”说已经被学界所抛弃，学者中最保守的看法也以为《周礼》成书不迟于汉初。[13](P247)据《汉书》记载，汉文帝时候有人献上魏文侯乐人所传乐书《窦公篇》，经校勘发现就是《周礼•大司乐》章。[4](P1712)可见《周礼》中部分内容在汉初就已经流传，时代早于二戴的老师后仓；相当于《周礼•大行人》部分的内容在二戴以前流传不是没有可能。《朝事篇》将有关内容视为“礼”，符合礼学精神。《大戴礼记•本命篇》历数“九礼”，朝聘礼就是其中之一，《朝事篇》说的就是诸侯朝觐礼。 洪业注意到《朝事篇》将《周官》称为“礼”，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刘歆之前只有《周官》称呼，没有《周礼》称呼。陆德明说：“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14](P11)实际上古人“礼”的概念广大，例如《左传》记载，韩宣子在鲁国见到《易》与《鲁春秋》后赞叹说：“周礼尽在鲁矣！”可见在韩宣子心中，《周易》、《春秋》这一类文献都可以属于“周礼”；刘歆将《周官》改为《周礼》，也不是空穴来风，是有相当的学术基础。 三 与上面四位学者不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当年大、小戴根本就没有编过大、小戴《礼记》。清人毛奇龄是其中的代表，他说： 《礼记》无戴圣集成之事。戴圣受《仪礼》，立戴氏一学，且立一戴氏博士而于《礼记》似无与焉…… 若《礼记》则前志祗云“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礼记》未成书时底本，然并不名《礼记》，亦并无二戴传《礼记》之说，惟《后汉•儒林》有郑玄所注49篇之目，则与今《礼记》篇数相合，故郑玄作《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此《仪礼》也。又云“戴德传《记》85篇，则今《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49篇，则《礼记》是也。”然其说究无所考。及观《隋经籍志》则明云“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所记131篇，至刘向校经籍，检得130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凡五种，共214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85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46篇，谓之《小戴记》。”则二戴为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较之书，荒唐甚矣。且二戴何人？以向、歆所校定214篇骤删去135篇，世无是理，况《前汉•儒林》并不载删礼之文，而《东汉•儒林》又无其事，则哀、平无几，陡值莽变，安从删之？又且《大戴礼》见在，并非与今《礼记》为一书者，且戴圣所删止46篇，相传三篇为马融增入，则与《后汉儒林》所称49篇之目又复不合，凡此皆当阙之，以俟后此之论定者。故曰戴圣集《礼记》，未敢信也。[15](P703) 毛西河这里表现出一种学术的武断态度。他说两汉“戴礼”指《仪礼》学，这是对的，但说二戴与《礼记》无关，完全是凭感觉说话，提不出任何证据。《礼记》在两汉没有立为博士，但二戴传大、小戴《礼记》，史籍有明文，更不能没有证据就说郑玄“其说究无所考”。后一段驳斥《隋书•经籍志》大戴删刘向古文《记》是个贡献；否定小戴删大戴也是正确的，而这些正确的观点只能推倒《隋书•经籍志》说法，不能作为否定郑玄说的根据。 另有一些学者在否定戴德、戴圣编撰权之外，还认定其他人为大、小戴《礼记》的编撰人。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后仓编撰说”。 唐人徐坚的《初学记》最早提出这个观点，以为后仓传《曲台记》即为《礼记》： 至汉宣帝世，东海后仓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180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仓传于梁国戴德及德从子圣，乃删《后氏记》为85篇，名《大戴记》，圣又删《大戴礼》为46篇，名《小戴礼》。其后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乐记》，凡49篇，则今《礼记》也。[16](P499) 徐坚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而且说后仓作《后氏曲台记》180篇，与《汉书•艺文志》记载《后氏曲台记》九篇矛盾，前人大多不信。但今人黄怀信却申张徐说，提出新证据： 《后汉书•桥玄传》载：“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49篇，号曰桥君学。”从戴德学而著《礼记章句》49篇说明戴德原传亦必49篇与小戴同。[17](P18) 黄氏在这里利用《后汉书•儒林传》来说明戴德原来也传49篇《礼记》，但是这条材料前人早已经指出有误。《汉书•儒林传》说桥仁师从的是戴圣,不是戴德： 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4](P3615) 《汉书》成书离前汉不远，早于《后汉书》，可信度更高。因此黄氏依据《后汉书•儒林传》推倒出来的这个观点不可信。黄氏又说： 庆氏、小戴所传及大戴原传皆49篇，则其所从受之《后氏曲台记》又必为49篇，今《汉志》“《曲台后仓》九篇”，“九”上盖脱“四十”二字，因为九篇文字,必不能有“数万言”(见前节引《汉书•儒林传》)之多[17](P18) 黄氏精于校勘，古籍中数字脱落是有的，但是前人关于后仓《曲台记》的一些零星记载与黄氏的猜想明显抵触。王应麟在所著《汉书艺文志考证》中说： 本《传》：“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大、小戴。”服虔曰：“在曲台校书著《记》，因以为名。《七略》曰：‘宣皇帝时行射礼，博士后仓为之辞，至今记之曰《曲台记》’”[18](P1397) 朱彝尊《经义考》也引孙惠慰说： 曲台之《记》，戴氏所述，然多载尸灌之义，牲献之数。[19](P729) 从这两条看，后仓《曲台记》有相当的篇幅讲吉礼中的尸祼、牲献，其次是射礼的内容比较突出。可是今本无论《礼记》还是《大戴礼记》，这方面的内容并不突出。 从《礼记》内容看，黄氏这一说法更站不住脚。考察大、小戴礼记所收篇目，绝大多数来自先秦著作，而后仓的《后氏曲台记》是后仓自己的作品。例如《乐记》来自河间献王所献，《缁衣》也出现在郭店楚简中，《投壶》属于《礼古经》……《汉书•儒林传》说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可见《后氏曲台记》是后仓解说礼的著作；服虔说“在曲台校书、著《记》，因以为名。”用的是“著”；《七略》说“为之辞”，三条材料都表明《后氏曲台记》是后仓自己的作品。黄怀信提出的两条证据都不能支持《小戴礼记》49篇就是后仓的《后氏曲台记》。 另一些人认为，49篇《礼记》不是后仓创作的，而是后仓编辑的。其实从战国时代开始，恐怕就有解说礼经的“礼记”，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肯定都收集有这一类“礼记”。如果说49篇《礼记》为后仓所传，那么，作为同是后仓弟子的闻人通汉对这个传本应当是熟悉的。请看《石渠礼论》中的一段： 闻人通汉曰：“孤者，师傅曰：‘因殇而见孤也’。男二十冠而不为殇，亦不为孤，故因殇而见之。” 戴圣曰：“凡为宗子者无父乃得为宗子。然为人后者父犹在，得为宗子，故称孤。” 圣又问通汉曰：“因殇而见孤，冠则不为孤者，《曲礼》曰：‘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此孤而言冠者，何？” 对曰：“孝子未曾忘亲，有父母、无父母衣服则异。《记》曰：‘父母在，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故言孤。”[20](P655) 戴圣所引“《曲礼》曰”一句，今在《小戴礼记•曲礼》中；而闻人通汉所引《记》中的两句话，不见于今本大、小戴《礼记》。也就是说，闻人通汉当时掌握的礼类之《记》，数量超过了《小戴礼记》。而且这些超出部分，他们师兄弟二人都熟悉，因此闻人通汉不说具体篇名。这个现象表明，后仓传的《礼记》超过了49篇。因此就目前的材料看，后仓编《小戴礼记》的说法还不能成立，戴圣编《小戴礼记》说不能推翻。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陈寿.三国志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十三经注疏二卷本，1980.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865. [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中华书局，1983. [8]洪业.洪业论学集[C].中华书局，1981. [9]王文锦.大戴礼记解诂•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钱玄.三礼通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1]杨天宇.礼记注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2](日)武内义雄.两戴记考[A].江侠庵.先秦经籍考[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13]彭林.周礼主题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4]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毛奇龄.经问[A].清经解第一册[C].上海：上海书店，1988. [16]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黄怀信.关于大戴礼记源流的几个问题[J].齐鲁学刊2005,(1) [18]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M].二十五史补编[C],上海:开明书店,1936. [19]朱彝尊.经义考[M].四部备要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8 [20]丁晏. 佚礼扶微[A]. 续修四库全书110卷[C],上海：上海古籍.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