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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前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陆续编印了九辑《清代文字狱档》，受到读书界高度重视。书中的材料来源于该馆所藏三个方面的文档：军机处档案、宫中所存缴回的朱批奏折和实录，都是外人无从得见的秘籍。鲁迅很重视这一套书，他先是得到朋友所赠的前六辑，后来又托人在北京购买续出的部分，到手后立即细读，很快写出了有关文章。《鲁迅日记》1934年6月1日载：“紫佩寄来重修之《芥子园画传》四集一函，又代买之《清文字狱档》七及八各一本。”到6月10日，他就写出了《隔膜》，此文重点分析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冯起炎案，而所根据的材料正是《清代文字狱档》第八辑中的《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鲁迅在这篇后来被引用频率很高的著名杂文中说：“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后来鲁迅又参据这本档案选编中的资料写了《买〈小学大全〉记》等重要文章。其时他一度注意搜购清代的禁书，同他读了这部档案资料集显然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书店出版社将九辑《清代文字狱档》合并影印出版，极受欢迎，但印数无多，很快售尽。我当时就想买此书，得到消息稍晚，没有能够弄到，怅然若失者久之，只好在图书馆借阅，这总是不那么方便。最近看到该社新出了一种标点本的《清代文字狱档》，且惊且喜，赶紧买下，又立即有选择地重温了部分案卷，又有了若干新的心得。 这回新出版的标点本《清代文字狱档》，底本当然还是原来的那九辑，但已有四点值得一提的进步： 第一，增加了五份档案，这就是《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王锡侯〈字贯〉案》、《王沅〈爱竹轩诗〉案》、《戎英献书案》和《伪孙嘉淦奏稿案》。这几份档案先前也曾公开过，但比校分散，寻找不易，现在一网打尽，汇印在书末作为“补辑”这样处理非常之好，阅读起来很方便。 第二，30年代的原刊本和80年代的影印本都是繁体字竖排，现在全书改用简化字横排，精装一册，印订甚佳，便于不习惯读竖排繁体字书籍的读者使用。 第三，原本及影印本都有些错字(原本《编辑略例》的第六条说“军机处存档系当时移录之副本，字句每有讹夺，兹为慎重起见，姑仍其旧，不擅加改订，遇有虫蚀残缺之处则以□符代之”)，没有标点，现在加以校正，《出版说明》中有一条道：“凡在整理中发现的讹夺字句，将改补的字加［〓］随注其后。”这样更为负责，对读者帮助很大；又将原件根据内容进行分段，全部加了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读起来更为疏朗流畅。 第四，将原来各辑的目录加以修订整理，逐一标明日期，置于全书之首，案内各件的顺序偶有调整，完全按时间先后排列。书末还附有《编年索引》，便于读者检索。 经过这样一番辛勤的劳动，新版大大增加了信息量和学术含量，嘉惠士林，实在功德不浅。目前新的清史之编撰正在进行，有关清代文字狱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之中，相信此书的出版一定是多有贡献的。 如果说本书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也许就是校勘和标点还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准确一些，现在偶尔还有些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姑从笔者此次选读的部分取材，各举二例，供同好者参考，并请原书编校者指正。 校勘方面： 补辑《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中《萨载等奏查办蔡嘉树等呈控案失职人员折》：“将江宁布政使陶易、扬州府知府谢启昆、东台县知县涂跃龙一并革职以便提集究办。”(第609页)按，东台县知县的姓名，据前录《杨魁奏查缴逆书并搜查审讯案犯折》，作“徐跃龙”(第607页)。以下文档中或作“徐”或作“涂”，必有一误，按当改作一律才好。即使整理者一时难以确认，也应作出说明。 同上，《高晋奏遵旨沥陈办理疏玩请从重治罪折》：“……而奴才于所属地方有此悖逆诗文不能早为查出，办理疏玩无罪可逭。”(第614页)按最后四字当作“罪无可逭”。 标点方面： 第八辑《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中《袁守侗奏拿获形迹可疑人犯并搜出呈词折》：“除飞咨山西抚臣委员前赴该犯家内严密搜查并饬大、宛两县查传伊戚杜月伊、弟冯兆荣到案讯明照例办理外，谨缮折具奏……”(第520页)按有关字句当作“伊戚杜月、伊弟冯兆荣”。“伊”是第三人称代词。杜月、冯兆荣二人在文档中曾多次出现。 补辑《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中《萨载等奏查抄陶易任所情形折》引署扬州府事淮安府通判奎光禀称：“今于十月初八日回署，闻陶参司任所资财现奉旨查抄理，合据实禀缴等情”(第627页)；按“理”字当属下，作“理合据实禀缴等情”。 诸如此类，虽为个别的局部细节，无碍大局，仍应细加斟酌，处理得更加细致周到一些。因为说起来很琐碎，不复一一了。 最后不妨顺便说说，本书第九辑《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材料，涉及雍正时期的一件惊天大案。雍正六年(1728)，深受吕留良(1629—1683)思想影响的反清文人曾静派弟子张熙(化名张倬)投书陕西总督岳钟琪进行策反，其中提到若干宫廷内幕，涉及一些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于是立即被捕下狱，并很快酿成大狱。十月十日雍正皇帝谕旨要求一网打尽全部人犯，稍后他亲自撰文反驳对他本人以及清王朝的攻击，密切过问此案的审理，并安排专人详细记录。据说曾静、张熙等作了彻底交代，承认自己的滔天大罪，并对雍正皇帝大加歌颂。其记录稿及有关档案文件在雍正直接指导下编为《大义觉迷录》，刻印成书，颁行全国，要求全体知识分子必读。在雍正皇帝的安排下，早已死去的主犯吕留良被戮尸枭首，其著作作为反面教材留存；现行犯曾静、张熙则免罪释放，被派往各地去宣讲自己的罪行，歌颂“今上”的德政。这些很特别的举措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是等到乾隆即位后，却迅即采取断然措施，重新逮捕曾静、张熙，立即凌迟处死，又将《大义觉迷录》一书彻底禁毁。必读书一夜之间忽然成了禁书，这又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怪事。 《大义觉迷录》一书是经过深度加工精心制作的档案文献，原始材料有很大一部分在《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之中，只有把这二者加起来读，才能看出其中种种奥妙。现在已经有了新版排印本的《清代文字狱档》，最好也将《大义觉迷录》重新整理出版，这样就配套成龙了。《大义觉迷录》前几年有过印本，我见过一种某出版社1999年的编译本(附有白话译文)，可惜比较粗糙，错误太多，几乎不堪卒读；建议上海书店出版社或其他有意者重做一下，在校勘标点等方面一定要做得认真些，白话文今译倒是可有可无。 原载：《古籍整理情况简报》2007年第9期总第43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