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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中的“天”应当训释为“大”，《天问》即“大问”，是屈原身处绝境的忧愤之作，其中带有一种强烈的怀疑和与世决绝的情绪。 《天问》题如何解？综述历代论者的意见，大凡有四种说法。 ①《天问》就是问天。王逸、洪兴祖持是说，以为天尊不可问，聊寄己意而已。《天问》是一个倒装的动宾短语，问是动词，作谓语，天是名词，作宾语。因而施动者是作者屈原自己，受动者是有意志的天。 ②《天问》就是天来问。柳宗元作《天对》、杨万里作《天问天对解》即暗持此说。王夫之亦支持是说：“举天之不测爽者以问……为天问，非问天。”屈原假天以发问，天是施动者，作主语，受动者不明确，阙宾语。 ③《天问》是屈原设为问难的形式来问天。戴震持是说。这是第一种说法的翻版变体，实际上没什么新义。 ④《天问》就是天的问题。当代学者聂恩彦、陈子展持是说。陈子展先生说：“《天问》不是问天的意思，只因为天道不可解，上帝之前有此一段疑情，就叫做天问。也就是说，此不是人对天道的疑问，而是上帝的疑问，天的问题。”（注：陈子展：《天问解题》，载《复旦大学学报》，1980（5））聂恩彦先生比陈子展先生更早发表这种见解，并坚信是符合屈原本意。这是将问作名词，天作问的限定词，天问就成了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 上述多种解说，孰是孰非，笔者无意来评骘。笔者更愿关注的是，已有的说法所引发的问题。如何来理解天？如何来理解问？这两个问题没弄清楚，《天问》题义就无法解释通达。笔者披阅先秦文籍，窃信对之稍有心解，兹疏解如下： 先疏解“天”字。天不当训为苍苍在上之天体，也不当训为有人格意志的天神，更不可直以天道来译之。第一种情况例以《庄子·逍遥游》云：“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庄周所问之浅近自不可与屈原《天问》之深邃同日而语。《天问》全篇处处都有屈原自我在，发问者当然是屈原而不是有人格意志的天神。至于说屈原设为天来问，假天发问，如此解说，终觉迂曲难通。故第二种情况也不会在《天问》中存在。第三种情况最为历代论者坚持，然亦最扞格不通。《天问》通篇全无天可训释为天道之义例。不惟如此，屈原所作全部篇章中亦不见其例证。只有《楚辞·七谏·自悲》一见其文：“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这是东方朔的用语，不可反推以例屈原。再者，战国中晚期，道的观念已出现分化，有天道、地道、人道之目。道家学派盛行南方，屈原博闻强识，道论之旨自是他研习的内容。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已显示，战国中期楚国墓葬已有道、儒两家文献合葬入墓的现象，说明楚国的诸子学说已有所融汇。屈原处此学术环境之中，道的观念不会不受其感染。考《天问》其文，首及天，次及地，后及人类社会、历史和自身，正合天道、地道、人道三目分流之旨。若硬将天训释为天道，则《天问》中所及之地道、人道就无所依附。屈原之作《天问》，用心不当如此偏废。 天之正解当训为大。《天问》即大问。考甲骨文、金文，天本义是大。天训为大之义例亦多见于先秦文籍中。如《荀子·序官》称大王为“天王”，《赋》篇称天宇为“大宇”；《管子·势篇》称大（太）极为“天极”；《尚书·大诰》称天命为“大命”，均是天大互训之显例。后来天之含义发生演变，而引申出多种新的意义，如本、始、道等等。《庄子·则阳》云：“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因其大以号而读之则可也。”此为大、道音义相通之最早解诂。因而《天问》又与本、始、道等义项发生联系。《史记·屈原列传》评述屈原之作《离骚》，云：“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借用以评《天问》之创作动机，未为不可。《天问》者，大问也，天、地、人之本为大，之始为大，是为道也。故《天问》就是对道的探问。而道在人类未萌生之前已经存在，实不可问，因而不名道问，而称《天问》。此亦深合《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旨。 再疏解“问”字。《天问》之为天下奇文，正奇在一“问”字。屈子所问者，远及天地神灵，近及山川奇异，以至世事人情，掌故历史，无一不疑，无一不问。这一“问”字如何理解？ 姜亮夫先生以为，《天问》是屈原的学术思想，是屈原对宇宙问题、人生问题、历史问题的学术性文章。此说有一定的道理。在我看来，理解《天问》，关键在于“问而无答”上。明代黄文焕《楚辞听直》曰：“凡原之所问者，皆无一可答焉。无一可答而后为难了之疑，难平之愤。使可以答，何疑何愤之有？子厚《天对》，大失其趣。……无可答之故有四：曰问所不必问，问所不肯问，问所不宜问，问所不敢问，是皆原之绝人于欲答也。”此说是触及到《天问》的实质的。《庄子·逍遥游》云：“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发问已在屈原之前。齐稷下学官邹衍之“谈天”、田骈有“天口”之称，实开“天问”先声。然“天问”之集大成者，则须推屈原。 从战国中晚期学术思想的背景来看，探本问道已是通行的思想进路，屈原作《天问》即感受时代风气而为。《庄子·秋水》有一则寓言，载庄子与惠子之问难。其中记庄子曰：“请循其本。”所谓“循本”，与《天问》旨义实同出一辙。如果说孔子弟子不闻老师语“性与天道”，是春秋末的学术思想实况的一种反映；而到战国中晚期，这种情况已完全变了。诸子讲学授徒，游说君侯，鲜不语性命与天道者。即奉行夫子言传身教的思孟学派和荀况师徒亦已侈言“道”了。故屈原作《天问》并没有超出时代提供的思想精神空间，只是他的问更有独特之处和多一重深情殷忧在焉。 那么，同是探究、质疑，屈原之“问”独特之处在那里呢？我认为，屈原《天问》与一般哲学探讨的不同点，就在于屈原是由自身而反问于“外”的。在历史上常常存在这种情况，它主要表现在有理想的杰出人物身上，即当杰出人物遵循理想而行，却屡遭阻碍，郁闷不堪之时，在他们身上便会产生出一种反弹，从而对固有的一切发生怀疑。如果不是我的错，那么就是这个世界颠倒了。所以这类人的思考总是先返及自身，然而自身往往是无咎的，故此怀疑便将转向自身之外的一切。且这个人物越伟大，他所承受的痛苦越深，反向而生的质疑也就越深刻。 屈原作《天问》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以他作品的自身脉络来找寻依据。考《天问》之作，当在顷襄王十三年，屈原被放逐以后。姜亮夫《〈史记·屈原列传〉疏证》：“怀王疏原，不过夺其在朝之位，而未废其族姓世守之职，此时原固为三闾大夫如故也。……即谗害者为子兰，得罪国亲，欲排斥诛杀，则世守宗祧之职，亦且不保。故流窜之，使远离其宗，此史公之所谓迁也……此为屈子见逐之始，此后永废不用矣！”屈原内心的愤懑，莫大于此时。与此时间非常接近的作品还有《涉江》。试比较一下这两篇作品所反映的情绪特征。《涉江》一开篇，即是“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如果说在《离骚》等篇里，屈原还流露出对离别君王的伤感、痛苦和矛盾，并且总试图找借口能留下来以挽回怀王对自己的感情，那么在《涉江》里我们看到的屈原则是一个高傲而忿恨，不愿从俗的狂人，“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为什么会有此极大变化？当一对怀王，一对顷襄王，一疏一迁，境况全然不一样。屈原对怀王，总希冀其明白自己之真心，返而顾之；而对顷襄王和子兰，屈原更多的是鄙夷和仇恨。回头看《天问》开篇，屈原接连发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情绪与《涉江》相近，一目了然。作此桀骜不驯之文，必当有极郁闷之情欲发，必临如此绝望之坎坷，方可为之，非常人语。 另外，所言处境，《涉江》亦与《天问》相近。“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涉江》）“伏匿穴处，爰何云？”（《天问》）都反映出屈原被放逐荒僻野地之处境。《天问》的创作达到他思想的中间阶段，其早期的意气风发，远大理想因中途遭谗，屡受挫折，至此时已荡然无存。怀王既死，顷襄、子兰执政，自身被逐，国事危亡，真所谓“痛极而呼天”也。但屈原并不止于呼天，他却从压抑之底谷反观自己曾经绝对相信的一切。故其问句带有对固有价值与权威的极大怀疑。“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夜光何德，死则又育？”“伯强何处？惠气安在？”“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这一连串的追问，直问得天底下自拟天命之“胜者王”们心里发悚，直问得天底下作伪之史官下笔不畅。而屈原仍有其问：“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如此之问，决非安享荣华，意气风发，扬扬得志者所能发。屈原的生命已脱落浮华，故能问得如此深邃、冷静。 《天问》还可与《九歌》比较。《九歌》是屈原被放逐沅湘之后的一部回忆性作品。其内心痛苦和哀怨，皆有屈原所处境况的表征。“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悱恻。”（《湘君》）“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山鬼》）与《涉江》、《天问》所写情境相似。王逸《楚辞章句》云：“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南郢之邑，沅湘之间），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旨，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与《离骚》比，《九歌》中讽谏的意味已大大减弱，更多流露的是屈原对与怀王交往的回忆。黄文焕称“作《九歌》之年，当在《天问》之后”。就是觉察到了其中信息。大凡人之愤懑，当在灾难初至之时表现最强烈、最深；而愤闷之欲求表达、发泄的欲望也最强。所以我们通观屈赋，《涉江》、《天问》所表达出的强烈的傲然之气与程度才最深，范围才最广泛。可以说愤懑愈深，问得也愈强烈。越到晚期作品，屈原之痛切难以形容，但怀王已死，顷襄已定，屈原自己被流放多年，永废不用，空有报国之志，已归徒然。所以朱熹说：“《抽思》以下，死期渐迫。”屈原在此痛苦的争斗中，心境渐由激荡转入平静，《怀沙》：“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无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证之于《涉江》，可知其情感变化轨迹。 总观全文，屈原之作《天问》正因其处于人生最大绝境，故能发此大问，其中自带有一种强烈的怀疑和与世决绝的情绪。这正是屈子与一般哲学家的根本不同。屈原在史评中始终被定位为爱国主义诗人，其中深意自然可解。黄文焕评《天问》：“此问不必问，令人无语可答也。”无语可答，正是终极关怀之表现，即探究极至——道。屈原《天问》虽较同时的诸子论学激烈，但毕竟殊途同归了。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9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