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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杜诗学史上继宋代以后的第二次研杜高潮，也是杜诗学发展的集大成时代。这个时期许多重要杜诗评注本陆续刊刻，呈现出空前的盛况。那么清代作为整个杜诗学史上最为兴盛的阶段，杜诗学文献的总体情况如何?其中哪些尚存，哪些已经散佚?目前学界对这些文献的研究现状怎样?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充分的归纳、整理及反思。本文就目前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概括。 一、清代杜诗学文献目录的厘定整理 当今学界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了解，主要是援据以下几种书目，即郑庆笃等编《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9月版)、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马同俨、姜炳炘编《杜诗版本目录》(中华书局《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此外还有一些文化部门或个人自行编辑的杜集书目，如《成都杜甫纪念馆馆藏杜集目录》、《南京图书馆馆藏李白杜甫诗文集及研究两家的著作善本临时书目》、贺昌群《收藏杜诗书目》等。这些书目都对杜集的搜罗考证甚详，其筚路蓝缕之功，于杜学居功至伟。不过以上这些书目中所收清代杜诗学文献数字不一，互有异同，检索起来颇有不便。而且它们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一些失误，因而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甄别、考订和整理。据笔者统计，郑庆笃等编《杜集书目提要》中收录现存清代杜诗版本142种，散佚注本92种，集杜书目23种，共计257种。除去重收、误收的情况，《杜集书目提要》实际所收清代杜诗学文献约为240余种。马同俨、姜炳炘编《杜诗版本目录》相对较为简略，且所著录的都是见存文献。此目将同一版本中的不同名家批校本都另立一条予以著录，另外该书目中还存在一些同书异名的情况，如果除去这些情况之外，该目录实际收录清代杜诗学文献77种，这个数字远不足以反映现存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体情况。周采泉《杜集书录》一书巨细不遗，收录宏富，其中收录存佚清代杜诗学文献多达330余种。不过《杜集书录》中亦存在重收、误收现象，而且330这个数字当中还包括80余种名家批校本。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杜诗批注本并不能算作严格的著作，虽然这些杜诗批注本中却并不乏精彩绝伦的妙解和胜见，也构成了清代杜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那么若以较为严格的标准来统计的话，则《杜集书录》实际所收清代杜集版本约有230余种。当然，以上这些书目并不是对清代杜诗学文献已经囊括一空，在笔者长期的搜检过程中，就不断发现上述书目均未予收录的清代杜诗学文献几十种。这些被遗漏、忽略的杜诗学文献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搜采。 总之，以上这些书目只是大体上反映了清代杜诗学文献的一些基本情况，并且所收文献在数目上互有出入，亦存在许多失误，其中每一种书目都不能全面反映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体情况。也就是说，目前学界还缺乏一个相对完整、令人完全满意的书目，故极有必要全面整理研究这些存佚的杜诗学文献，先整理出一个相对完备的书目，做到摸清家底，为进一步研究清代杜诗学演进、发展的历史过程，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献基础。笔者综合诸家书目所载，并通过多年钩稽访求，初步整理出一个清代杜诗学文献总目，其数量目前已经超过400种以上，相信假以时日，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加，当俟异日，公诸学界。 二、清代杜诗学文献著者生平情况的考证 在上述权威的杜集书目中，一些清代杜诗学文献的著者生平情况并未得到深入的研究，有许多著者的生平我们目前还不甚了解。对这些著者缺乏了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由于资料匮乏，文献无征，其中很多著者的生平已经难以稽考，但还有许多情况是由于我们投入的研究力量不够造成的。比如郑庆笃《杜集书目提要》、周采泉《杜集书录》等书在文献著者生平考证方面，就存在很多不足，兹举几类如下： (一)著者生平失考 《杜集书目提要》、《杜集书录》中有许多杜诗注本的著者，编者都称生平事迹不详，其实这其中有许多著者的生平是可以考知的，甚至这些撰者中有好多还是当时的名人。如《杜诗字评》的著者董文涣，《提要》称其“生平未考”。据考，董文涣(1833—1877)，原名文焕，字尧章，号研秋、研樵、岘樵，山西洪洞人。咸丰六年(1856)进士，著有《岘樵山房诗集》、《藐姑射山房诗集》、《孟郊诗评点》、《声调四谱图说》、《集韵编雅》等。又如《红萼轩杜诗汇二种》的著者孔传铎，《提要》称其“生平不详”。据考，孔传铎(?—1735)字牖民，号振路，山东曲阜人。雍正元年袭衍圣公。著有《申椒》、《盟鸥》二诗集及《红萼词》。又如《杜诗培风读本》的著者、《杜解通元》的校录者席树馨，《提要》亦失考，《杜集书录》将著者误作“叶树馨”，称“始末待考”。据考，树馨，字枝山，又字鹤如，怀来(今属河北)人。道光十七年拔贡，咸丰三年(1853)进士，历任四川长宁知县，著有《古文文笔》、《金丹选注》。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此不备举。 (二)著者生卒年考证之失 《杜集书目提要》、《杜集书录》对清代一些杜诗学者的生卒年问题考证也存在许多问题，亟需加以订正修改。如《辟疆园杜诗注解》的作者顾宸，《提要》称其“生卒年不详”。据《锡山书目考》卷四，顾宸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六十八，当可据。又如《杜诗笺》的著者汤启祚，《提要》称其“生卒无考”，《杜集书录》据《重修宝应县志•文苑传》称其为“康雍间人”。而《疑年录汇编》卷九称汤启祚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卒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七十六，当可为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不一一。 (三)名号之误 《杜集书目提要》中还存在一些将著者的名号颠倒混淆的失误。如《杜园说诗》(书名应为《杜园说杜》)的著者署名为“江田”，实应为梁运昌，因其号江田，故致误。《杜诗补注汇》的著者沈元沧，误为沈名沧。周采泉《杜集书录》一书中人名、字号出现舛误的情况也比较多。如《杜诗评》的著者朱铨，误作“朱█”；《少陵诗选》的著者田国文，字荆阳，误作字“荆扬”；《集杜诗》的著者陈光龙，误作“陈龙光”；《杜诗疏义》的著者王家瓒，字端臣，误作字“瑞臣”；《杜诗正》的著者邵志谦，误作“姚志谦”；《读杜慎言》的著者赵█，误作“赵佃”，蒋寅《清诗话考》又误作“赵田”；《杜律含英》的著者任梦乾，误作“顾梦乾”；《集杜诗钞》的著者齐图南，误署为其兄“齐召南”等等。一些著者名号失误乃至及将文献名称致误的情形所在多是，兹不备举。 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目前对清代杜诗学文献著者生平情况的研究还远未臻于完备，不仅存在大量错误，甚至还存在着研究的真空和盲点，亟需学者们着力进行考证，细致准确地理清著者的基本情况。 三、清代杜诗学文献存佚情况的整理研究 清代虽然去今未远，但是由于天灾、战争、动乱等原因，大量清代杜诗学文献已经散佚。即使现存的许多文献也大都仅见于藏书家著录，它们或尘封于国内外各图书馆及一些文化单位，或收藏于私人藏书家手中，随着个人藏书的辗转迁移，直至不知所终。所以要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体概况，首先要清查文献的存佚情况。目前抢救性地保护整理一些面临散佚危险的文献，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一项首要任务。例如清初萧云从《杜律细》一书，至民初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尚著录有刘喜海道光抄本，然沅叔故后，藏园所收此抄本如今已经不知去向。方文的《杜诗举隅》一书，近人汪汝燮《江苏书征初稿》尚有著录，今也片羽难求。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另外，还有些清代杜诗学文献并未散佚，只是由于多系写本、抄本，流传绝少，或者虽曾刊刻，却流布甚罕，致使经多方稽访难睹其面的学者们误以为其书已经散佚。如应时《李杜诗纬》一书，《杜集书目提要》便将其归入“已佚或存佚不明”一类。其实该书并未散佚，成都杜甫草堂纪念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那么对这一部分杜诗学文献，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搜采和访稽。另一方面，目前除了对存佚未明的清代杜诗学文献进一步搜集整理之外，笔者认为，通过现存杜诗学文献的征引，对散佚文献进行辑佚，亦不失为杜诗文献蒐集的另一可行途径。比如清初申涵光《说杜》一卷，约在乾隆朝以后就已经散佚了，不过仇兆鳌《杜诗详注》、张溍《读书堂杜诗注解》、杨伦《杜诗镜铨》、刘濬《杜诗集评》等书征引颇多，近年杜诗学界又发现《说杜》的韩█过录本，虽非全帙，却与上述文献具有极大的互补性。若对仅为一卷的申涵光《说杜》进行辑佚，那么依据以上文献，采用细致的校勘方法，恢复该书的大略，当不是难事。 四、清代杜诗学文献版本的整理研究 当今学界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版本的研究用力最勤，成果卓著，许多杜诗注本都陆续得到研究和关注。然而这些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研究对象过于单一，研究只是局限于某个注本本身，而较少注意同时前后杜诗学文献之间的承继关系等等。即使对杜诗注本本身的研究也未臻完备，所得的一些结论还有待于商榷。如清初张笃行《杜律注例》一书，《杜集书目提要》认为张笃行生前未曾刻印，所据为该书卷四末张笃行玄孙张道存跋文： 是编予童时即得见之，不解读也。久藏箧中，迄今二十馀年，始知先高祖一生精力苦心具见于此。幸逢盛世，诗学昌明，四方相与力追风雅。则是编也，或不宜私之一家云。乾隆己卯季夏月中浣，元孙道存谨书。 “乾隆己卯”，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提要》编写者据此认为该书实刻于是年。其实此书在笃行生前即已刻印，只是由于系家刻本，流布未广，才让后人生此疑窦。《杜律注例》前有张笃行《题词》，署为“顺治己亥荷月”，即顺治十六年(1659)。孙殿起《贩书偶记》、《北京图书馆杜集书目》、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都著录有顺治己亥(1659)刻本。可见确有《杜律注例》顺治己亥(1659)的原刊本，而乾隆己卯(1759)为重刊本。《提要》据重刊本判断该书的刊刻年代，比初刻本整整晚了一百年。又如清初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一书，本与钱谦益《钱注杜诗》共为清代杜诗注本的奠基之作，然而作为一部对清代杜诗学影响深远的巨著，该本为学界所关注的程度远远逊色于《钱注杜诗》，甚至关于该书初刻本的刊刻时间，现在学术界尚未能确定。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该书的最早刻本是康熙间叶永茹万卷楼刻本，该本卷后附《杜诗补注》五十馀条，其中朱鹤龄屡引顾炎武《日知录》之“杜诗注”，而《日知录》初刻本刊于康熙十一年(1672)，洪业先生据之推断，朱注成书当在此之后。后来的一些杜诗学书目，遂定该本为康熙十一年刻。其实《日知录》本身的成书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朱鹤龄与顾炎武过从甚密，他当有机会于《日知录》刊刻前阅读过顾炎武的手稿。当时顾炎武的许多友人都曾在《日知录》未刊前抄借此书，顾炎武自己称《日知录》在刻印前炙手可热的情况，竟达到“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初刻〈日知录〉自序》)的地步。可见，不宜以《日知录》的初刻时间来定朱注的刊刻时间。笔者通过考辨后认为，该本最早的刊刻时间应是康熙九年。由上述论析可见，当今学界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版本的研究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而这些问题的最终澄清，都需要学者们作出更多的努力。 总之，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还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要做，由于有了前贤时修所奠定的相当坚实的基础，彻底整理有清一代杜诗学文献的条件可以说已经完全成熟。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将前修未密之处补充订正，全面细致地考索增补清代杜诗学文献目录；另一方面尽最大限度地搜访相关文献，将其版本情况、流传递藏过程、注释特色、产生的影响及其在杜诗学史上的地位等多个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对已经散佚的杜诗学文献著述则提供著录线索，以备进一步访稽。 原载：《古籍整理情况简报》2007年第8期总第43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