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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开科传》不分卷十二回，又名《虎丘花案逸史》，题“岐山左臣编次，蠡庵居士批评”，是清初一部较有特色的才子佳人小说。本文拟就《女开科传》本事、成书时间、各版本的刊刻年代和地点等问题进行考证，力图揭示《女开科传》写作与刊行的真实面貌，使《女开科传》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一、《女开科传》本事考 《女开科传》主要描写了清初南直隶苏州府秀才余丽卿名士风流，与青楼女子倚妆相交，并招集众妓女模仿科举，进行考试，以定高下，结果被告发，逃逸，后发愤读书，终于中举做官，与所选青楼女子团圆的故事。小说所写女子开科考试之事，是古往今来闻所未闻的一件新奇事，但作者却是以当时发生的实事为蓝本进行加工和创作的。 女开科事件确有其事其人。孟森《心史丛刊·王紫稼考》对女开科事件作了详细的考证，事件发生在苏州，时为顺治十三年。褚人获《坚瓠集》云： “顺治丙申（十三年）秋，云间沈某来吴，欲定花案，与下堡金又文重华，致两郡名姝五十余人，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来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彩旗锦幡，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直指李公森先闻而究治，沈某责放，又文枷责，游示六门，示许被害告理。下堡有严五，于鼎革时取又文饷，已而又文告官，置严五于狱。严妻顾氏，因赴诉，刎于直指前。李公杖毙又文于狱而释严。”[1]96-97 又据孟森考证，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亦记载此事，云：“又有一金姓者，为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势横甚，而家亦豪贵，为暴甚多。前有杀人事，未白。李公既来，复聚全吴名妓，考定上下，为胪传体，约于某日，亲赐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诸名妓将次第受赏。虎阜，其唱名处也，将倾城聚观。公廉得之，急收捕，并讯杀人事，决数十，不即死，再鞠，毙之。欢声如雷。”[1]99-100 《女开科传》所记“虎丘花案奇闻”无疑指的就是这件事。云间沈某即沈睿，金又文为明宰相金之俊之宗人，江南巡按李公森字琳枝，或作琳芝。山东掖县籍，平度人。崇祯庚辰进士，曾投降逆闯，任过伪职，入清以后，担任江南御史。此人素有铁面之称。《湛瑶述闻录》记载：“李森先，平度州人。顺治中，巡按江南，置奸胥之十一人于法，民大悦。”[3]98召集妓女开科考试、品定花案一事，本为金又文等文人的游戏行为，于装点太平未必无益，却因此而招来杀身大祸。李森先之所以将金又文等人重处，其性质实际是对苏州地区豪强势力的打击。孟森认为“据褚氏所记，森先之摧折豪士，可谓酷矣。”并认为“从杀风景而论，森先实有此嫌。”[1]99《研堂见闻杂记》则谓此事大快人心，可见，当时人对此事的看法并不一致。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三年，褚人获为苏州人，且记录于康熙间，于顺治丙申耳目相接，所记当确实无疑。 《女开科传》将“虎丘花案”写入小说中，将故事悲剧的结局改成了喜剧。主角余丽卿为苏州人，似影射金又文；被巡按杖毙者改成焦姓，其妻子后来前来寻仇，似影射严五。小说中花案的主角逃脱，后还中举做官，与所选青楼女子团圆，和金又文被杖毙狱中的结局大不相同。小说第十二回蠡庵评曰：“生者可死，死者可生，真者可假，假者可真。而奸尻节烈、风流苦恼、奇怪百出，人鬼集投，盖无一不于是说见之。”[2]8即指明了小说内容生死转移、真假颠倒的虚构性质，而作者进行虚构之目的不过是借小说寄予身世之感，反映社会人生，穷尽世态百相。小说认为李森先对花案一事的处理颇为得体，第十回《凭好梦鬼窟全生》云：“一日，偶凑一位过往大官府回京，路从江南苏州府经过。听得父老，歌颂前任巡方德政，遐迩合一，即汉之张炯、唐之李佑、宋之唐介，亦不过是，口碑载道，与论检同。诚当今圣朝之真御史也。这过往官府已是击节称叹，又闻拷问花案一宗，杖死首犯一名，其余都置不问，说道：只这一宗，可谓宽严得体，情法兼尽。雅不欲以书生妓女游戏之事，株累无辜。即此便已见铁面所为，不恶而严之妙政。”[2]8将李公比作清官一类，对森先颇有偏袒之意。作者谅也是一位官场中人物，自称“左臣”足以说明是已经去官的官僚。作者最后将团圆中举的希望寄予处理花案的御史，颇有为此事翻案的意思，只不过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罢了，反映了其世界观的局限性。 小说第五、六两回还提到和尚三茁和王子弥被杀始末，事发于顺治十二年，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王子弥即王紫稼，或作王子嘉，明末清初昆曲名角，与之相交的文人有吴伟业、尤侗、徐轨等。三茁即三折，或作三遮。褚人获《坚瓠集》记载：“顺治甲午（十二年），巡按李森先访拿三拙和尚及优人王子嘉，立枷于阊门，三日而死。”[1]98顾公燮《丹午日记·哭庙异闻》记载：“国初有三妖：金圣叹儒妖，三茁和尚僧妖，王子嘉戏妖，三人俱不得其死。”[3]王紫稼因为与胥吏勾结，参与不法勾当，所以招来杀身大祸。这件事实际上也是李森先对苏州地区胥吏豪强势力的一种打击。杀死王郎，实在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情。丙申（顺治十三年）之后，与王紫稼交好的龚芝麓有挽诗，因此，王紫稼死于顺治十二年的记载是可靠的。 小说对三茁、王子弥之死，似无微词，正如孟森所云：“森先之杀王郎，吴人似无冤词。”[1]99反映了当时一般人的观点，不过，作者对王子弥之死还是有些惋惜之意，对三茁之死则认为罪有应得，并借此对佛教之虚伪、骗人的本质进行了描写和批判。 《女开科传》记载的这两件事，均为实事，然而作者却充分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围绕“花案”一事，将各种人物串连起来，展示出广阔的社会场景，塑造出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使事件的意义得到大大的深化。 二、《女开科传》成书时间考 《女开科》成书时间究竟是在哪一年，由于书中没有明确的年月记载，所以给我们的判断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汪孝海《〈女开科传〉成书时间及版本梓行考略》（载《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作于康熙四十四年到四十五年间。这一判断似有滞后的情况。汪氏因书中第四回有“犹忆二十年前，盛作迎神赛会，必要争相搜索，妆扮一个绝奇绝幻的故事，出类拔萃，以惊耳目”之语，而迎神赛会在康熙二十四年汤斌颁布《禁赛会演戏告示》之后，就在江苏一带销声匿迹，遂谓书作于康熙四十四年左右。我认为仅凭这条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作品的刊刻究竟是在哪一年。迎神赛会的全盛时期在万历庚寅（三十八年）以后，截止到康熙二十四年为止，万历以降、康熙二十四年前的任何一年都可能有迎神赛会，作者所回忆的究竟是哪一年的迎神赛会，我们无法断定。他之所以描写二十年前的迎神赛会，是因为那时的迎神赛会较为盛行，而现在较为稀少，故有回忆一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种：1.他本来是居住于苏州的，但后来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而其他地区迎神赛会较为稀少，所以，他只记得苏州地区二十年前的迎神赛会。2.作者没有外迁，但苏州地区清初由于受到战火的影响，二十年间迎神赛会很少举行。所以，作者所回忆的二十年前的迎神赛会有可能是在清初回忆明末的情况。3.迎神赛会在康熙二十四年之后被汤斌禁止之后消失了。究竟是哪种情况我们无法断定，所以，我们无法凭这一段记录来断定小说的刊刻年代。再者，从避讳情况看，小说中“玄”字皆不缺笔，说明小说不可能晚至康熙中期，更不可能晚至康熙四十四年之后。汪孝海在古本小说集成本《女开科传》的前言中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书之出现在康熙中叶以前，这一判断大致接近实际的写作年代。 本人认为，《女开科传》成书时间约在顺治末至康熙初年，考证如下： 第一，森先之杀王郎、三茁在顺治十二年，杀金又文在顺治十三年，则小说之作最早不应早于顺治十三年。 第二，小说第五回云：“近又看《无声戏》中，有一秀才，以千金聘娶一个娈童，花烛合卺，俨然夫妇。后因此童，年纪渐大，欲窦盛开，恐怕相聚不久，又虑红颜衰落，日夜抱持涕泣，此童亦深体他怜爱，已到极处，无可表着自己的贞节，忽然想出一个妙计来，暗地里自加宫刑……”[2]这是李渔《无声戏小说》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迁》的故事，此处对小说内容叙述颇详细，显然是在看过小说后不久即写作的，所云“近看”也表明了这一点。那么，作者是什么时候看到《无声戏小说》的呢？《无声戏小说》由张缙彦在浙江任浙布时为李渔刊刻，张系顺治十一年始任浙布，十五年二月迁工部右侍郎，此书当刻于离任之前。小说于顺治十七年被禁，作者看到《无声戏小说》必然在被禁之前。作者如此大胆、详细叙述《无声戏小说》的故事内容，如果此时《无声戏小说》已被禁，作者势必不可能在书中大书特书小说的内容。 第三，小说第十回提到袁于令《西楼记》、卢次楩《想当然》：“不料满城尽数晓得花案奇闻，无不盛传新异，既奇其事，又奇其人，殊不知袁令昭之《西楼记》中有品曲，卢次楩之《想当然》内有评花，何往非才人美女之佳致。”[2]《西楼记》流行于崇祯、顺治间，顺治二年袁于令还在家中演出《西楼湖》。《想当然》为周亮工门人王光鲁托名卢次楩作。卢次楩为嘉靖时人，《想当然》为明末作品，因书中卷首有谭元春《批点想当然序》，则此剧当成于天启崇祯间。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云：“予门人邗江王汉恭，名光鲁，所作《想当然》……托名卢次楩之名以行，实出汉恭手。”[4]小说将《想当然》仍看作是卢次楩的作品，显然是在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出版之前，也即康熙三年之前，否则，对戏曲颇为熟悉的作者不会犯这样贻笑大方的错误。因此，《女开科传》的写作时间应在顺治末至康熙间，且不会晚于康熙三年。 第四，名山聚刊本《女开科传》“玄”字不避讳，如第二回：“强对管弦收涕泪。”第四回：“管弦中夜几家炉”、第十回“二人听了，泫然不止。”“弘”字亦不避讳，如第九回“公孙弘”，此为书刊刻于顺治、康熙初年之明证。 第五，从刻工来看，此本刻工题“黄顺吉刻”，黄顺吉顺治十七年刻《续金瓶梅》插图，康熙元年刻《赛花铃》插图，康熙十九年刻《后三国石珠演义》插图，明末清初人。因此，其生活年代主要是在顺治末、康熙初年。此书的刊刻时间大致也应在这一时期内。 所以，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女开科传》之成书不应早于顺治十三年，不晚于康熙中期以后，大约成书于顺治末、康熙初年。 三、《女开科传》版本梓行考略 《女开科传》现存版本三个：哈佛本、名山聚刊本和何必居梓行本，分别介绍如下。 1.《新采奇文小说全编万斛泉》，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藏，封面佚，缺第5、6回，评语亦残缺。“晓铃谨按：撰者佚名，署：岐山左臣编次，蠡庵居士批评。序文末署：江表蠡庵，下钤朱文椭圆印章‘章矦’……单叶图六幅，末叶署：古越马云生写。”[5]300齐如山考证：“《万斛泉逸史》考系唐寅托名作此，概在弱冠前后所出，可谓一部烟粉的自述。”[5]299-300唐寅于顺治十三年早已作古，所以，唐寅托名作之说当然是不正确的。刊本内容与名山聚刊本同，实为一书。 2.《女开科传》，名山聚刊本，大连市图书馆藏。半叶八行，行十八字，写刻，图6叶，末叶署：“古越马云生写”。目录题：“岐山左臣编次，蠡庵居士批评”。首《引》，题：“江表蠡庵”，下刻椭圆印章“章矦”。此本版式、序、题署、插图、内容均同于哈佛本，但评语有所不同，书名也不同，可见并非同版。 3.何必居梓行本，日本宝历甲戌（乾隆十九年）《舶载书目》著录，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与名山聚刊本应同属一源，残缺改纂不少，当系晚出。 这三个版本刊刻时间之先后，学界看法颇不一致。辜美高先生认为“应以哈佛本为最早，大连本次之，庆大本最晚。”[6]而汪孝海则认为：“大连本印于前，当在康熙年间；哈佛本印于后，时为雍正年间；庆大本则可能是据大连本梓行，又在哈佛本之后。”[7] 本人趋向于辜美高先生的意见，以哈佛本为最早。哈佛本为原刻本我们可以从小说中找到内证。大连本末回蠡庵跋曰：“读《万斛泉》竟，不觉拍案大叫曰：‘游戏三昧，已成劝惩全书，愤世绝俗，半多诙谐笑话。’”[1]可见，此书原名《万斛泉》，名山聚刊本将书名改换成《女开科》，正文及目录都改了名，跋中则忘记改正，从而留下了书的原名的痕迹。哈佛本序后的图章为朱红色，当即首刊时所钤，亦可以说明哈佛本为原刻本，名山聚刊本有可能是哈佛本的翻刻本。由此可知，《女开科传》原名《万斛泉》，现存三个刊本中，最早的刊本为哈佛本，其次是大连本，最晚是庆应本。哈佛本与大连本“玄”字不避讳，当是在康熙中期之前所刊。何必居刊本则在康熙初期以后了。 至于《女开科传》的刊刻地点，我们从作者可以大致推定哈佛本《万斛泉》刊刻于苏州地区。作者“岐山左臣”，又名“逸史”，苏州人。 首先，小说第十一回《陡题名喜联待诏》中店主人打着苏州乡谈说了一大段的苏州话，这段说话非苏人莫办，说明作者习用苏州方言。 其次，作者“逸史”和评者“江表蠡庵”又分别见于清初刊本《金粉惜》，题“梵香阁逸史搜辑、湖上客蠡庵评润”，《金粉惜》扉页题：“古吴梵香阁”，可见，这位“梵香阁逸史”当是苏州人，“湖上客蠡庵”则是寓居杭州者。《金粉惜》与《女开科传》同时而稍前，同样由“逸史”搜辑、蠡庵评论当不是巧合，显然这两人分别就是作《女开科传》的“岐山左臣”和“蠡庵居士”。因此，“岐山左臣”就是古吴梵香阁逸史，苏州人。也有人认为两人实际上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姑置不论。《金粉惜》刊刻于苏州地区，《女开科传》的初刊本哈佛本也有可能是在苏州刊刻的。 《女开科传》第二个刊本为名山聚刊本，名山聚书坊在绍兴地区。名山聚康熙十三年刊《梁昭明文选越裁》，［清］洪若皋辑评，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7册收，首作者自序，末署：“康熙岁次甲寅（十三年）腊月天台洪若皋虞邻氏题于会稽旅舍”，序云：“今岁罹闽寇之变，避地越城，家园邱墟，室庐倾荡……书成，汇为十有一卷，命之曰《梁昭明文选越裁》，裁者何？志删也。越者何？志地也，亦志僭也。”序写于绍兴，序中交代此书是作者在绍兴避兵灾时写作与刊刻的，书名“越裁”，正点明了刊刻地。所以，名山聚显系绍兴书坊，活动于清初。则名山聚刊本《女开科传》当刊刻于绍兴地区，此本最后一叶插图记绘工曰：“古越马云生写”，“古越”指绍兴地区，则马云生为绍兴人，从画工可进一步证明名山聚是绍兴地区书坊。 何必居刊本，现藏日本，究竟为何地书坊，由于缺乏可靠证据，有待于考证。 四、关于“章矦”印章 大连本和哈佛本都有《引》，末署：“江表蠡庵”，下钤椭圆形“章矦”印。章矦即陈洪绶。此印章是陈洪绶的，还是伪作的，有必要进行一番考证。 陈洪绶，字章矦，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小净名。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与崔子忠齐名，世称“南陈北崔”。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清顺治九年病逝。从《引》的字体来看，书法风格与陈洪绶书法《行草手札》颇为一致，使人对《引》出自陈洪绶之手深信不疑。但从《女开科》刊刻时间来看，陈洪绶又不大可能为《女开科》写序和作评。陈洪绶卒于顺治九年，《女开科》之作至少在顺治十三年以后，所以，此印章显然是假冒的，冒用者不仅用了陈洪绶“章矦”印，而且连《引》的字体、版画风格也极为接近陈洪绶，可谓用心良苦。陈洪绶在清初版画界名气颇著，绘有《西厢记》、《娇红记》等戏曲名著版刻插图，醉耕堂刊本《王望如评论水浒传》四十叶插图也由他捉笔，十分生动传神，风靡一时。江表蠡庵冒名陈洪绶，可能是借以促销吧，这对于书坊来说，是惯用的伎俩，不足为奇。在清初找到一位书法风格类似于陈洪绶的书画家还是颇容易的，因为模仿、师法他的人不在少数。据《陈洪绶年谱》等资料可知其妾胡净缦、女陈道韫、子陈字，均善书画，其子之画绰有父风。其他如来吕禧、陆曾熙、罗坤、弟子严湛、陆薪、司马集、魏湘、沈五集均师法陈洪绶。既然印章是假冒的，那么，为《女开科》作评和写序的江表蠡庵自也不是陈洪绶，而是另有其人。 【参考文献】 [1] 孟森.心史丛刊（外一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 古本小说集成委员会.女开科传[M].古本小说集成[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本书据大连图书馆藏名山聚刊本影印. [3] 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163. [4]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M].康熙三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5] 齐如山撰，吴晓铃辑.哈佛大学所藏高阳齐氏百舍斋善本小说跋尾[A].《明清小说论丛》第一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300. [6] 辜美高著.明清小说研究集丛[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9. [7] 汪孝海.《女开科传》成书时间及版本梓行考略[J].明清小说研究，1991,(3). 原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