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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小说提要”），自1996年12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后，颇受学界好评，被认为是“资料翔实、考辨精当”1、“有功学术、嘉惠士林”的“重大成果”2。然而该书正如编者自己在《前言》结尾处所云，尽管其“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但见闻所限，仍不能避免书中会有所遗漏，还会存在各种缺点和失误”3。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文言小说的整理研究正呈方兴未艾之势，通代总集性的作品集亦在积极编纂之中。作为第一部内容提要式的文言小说工具书，势必会或应该会经常被人们翻检使用。为免以讹传讹，笔者仅就个人知见所及和手头之书，对“小说提要”在作者史实方面的遗缺和失误，试予商兑和补苴。不当之处，敬请作者和读者赐教。 在进入正文之前，尚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本文所做的工作，力争严格针对“小说提要”有关作者的史实即人名、籍贯、事迹、传记等客观方面的遗缺、失误而下笔。诸如该书的体例、分类、作品分析、评价等牵涉到一家之言或见仁见智的内容，尽管笔者也或有个人看法（如体例上分正编书目和剔除书目，既然不能尽看原书，列入正编或剔除便均可怀疑；每编皆分志怪、传奇、杂俎、志人、谐谑，到集大成的清代，许多书目已很难非此即彼了；书后没有参考书目，既是对所引前人学术成果的不够尊重，也不便于他人对该书的订补等等），但皆不属本文的讨论范围。 二、本文所做的补正，只是针对“小说提要”明清两部分而言的。之所以选取这两部分，是笔者认为此前内容有早已出版的程毅中先生《古小说简目》、《唐代小说史话》，李剑国先生《唐前志怪小说史》、《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等书可供参考，加之作品多收入各种丛书，名家题跋也时有所见，建国后整理单行者亦甚夥，无论是编总目，还是写提要，应该差错较小。而明清之部作品单行者甚多——不易见，学界研究不足——少参考，书目数量又多——提要难，同样情况下差错率可能要高得多。换句话说，“小说提要”明代以前部分在前贤的有关著作中或多或少已有涉及，明清之部虽也有孙楷第先生《戏曲小说书录解题》、谢国桢先生《明清笔记谈丛》、张舜徽先生《清人笔记条辨》，但这些著作所涉明清之作的数字，与总数相比仍是极少的。 三、所谓仅用个人手头之书的意思是：对“小说提要”的补正基本上是用笔者手头现有之书（除了《千顷堂书目》虽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仍临时借来《四库全书》本和《适园丛书》本）和平时读书笔记。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本人懒于核查，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编者所云尽了很大努力仍存在的各种遗漏、缺点和失误，有多少是仅凭一己手头之书便可解决的。编者自谦“见闻有限”，其实见闻、学力、技术和态度，在工具类著作的编写过程中是缺一不可的。另外为了公平起见，凡在“小说提要”出版前三年（1993年12月) 后问世之书，皆不在本文征引之内。 一、人名讹误 这里所说的人名，主要是指“小说提要”中有关条目的作者，偶及提要正文中所涉的人名。对作者人名的准确著录，是对工具书的基本要求。人名一旦有错，既与史实不合，又从何查找事迹传记？首先在这一方面，书中就存在不少错误。例如，232页《钟情丽集》作者邱濬应作丘濬4, 254页张进[琎]，259页顷［项］乔，262页徐拭[栻]，265页《家儿私语》作者张献翼[徐复祚]，267页钱□□[体仁]，同页马[冯]时可，289页王绩[勣]，同页汪于止[沚]，同页兰[蓝]文炳，291页顷[项]鼎铉，292页刘铤[烶]，317页郑渲[瑄]，319页李文风[凤]，322页《聋观》序者陆士[陆世龙]，331页张无[元]赓，332页李王逋[王逋]，同页傅燮洞[詷]5，同页物[杨]式传，336页温如适[朱钧], 337页浮槎散人[张太复］, 338页徐氏[徐承烈], 339页邓暄[晅]，341页蒋知自[白]，同页彭希濂[涑], 345页梁绍壬[梁恭辰]《劝戒近录》，同页牛应之[朱克敬]，349页谢开龙[宠], 355页孟瑢樾[孟瑢], 378页纽[钮]琇，381页黄图泌[珌], 382页徐昆国[徐昆]，386页周生[周伯义]，389页肖[萧]秉信，390页郭麟[麐]，394页程[陈]世箴，同页魏祖[祝]亭，395页俞太[泰]琛，同页汪坤[堃]，409页雷缙[瑨]，415页无名氏[王家祯], 429页汉滨读易者[辜汤生]，同页缪荃荪[孙]，430页无名氏[雷瑨]，433页栖云野客[许桂林]，434页俞奉[泰]琛，445页伍[任]环，447页李衮[蓘]，448页程滑[涓]。以上所误，绝大多数为文言小说作者之名；而有关讹误，除极个别为排错失校者外，绝大多数均为撰述者所认可的，这可以从卷首目录和卷末索引皆误得到证明。归纳错误类型，除了部分是因粗疏草率、随意下笔而导致的形近生讹外，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种： （一）以讹传讹。如把署名“古檇李 王逋”看作“古檇 李王逋”，其错始自《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提要”) ；将朱克敬视为牛应之，则是沿《笔记小说大观》（以下简称“大观” ）之误；“孟瑢 樾籁甫”理解为名“瑢樾”、字“籁甫”，始自《中国丛书综录》；蓝文炳误为兰文炳、任环误为伍环，沿袭的是《中国文言小说书目》6。前人多是纯目录的著录体之书，偶有差错，或可原谅；“小说提要”为提要之作，有此之错，让人费解。仅举一例： [山海漫谈]明伍环撰。《千顷堂书目》小说类著录，无卷数。《四库全书总目》入集部别集类，作三卷并有附录一卷。……书中皆记作者议论之语，故四库馆臣将其列入集部。7 上述引文，省略号之前者编者抄自《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并新增一处错误（一卷实为二卷之误）；省略号后虽出自编者之笔，并看似为查阅原书所得，其实仍是望题生义、臆测“漫谈”之语，且暴露出：1．不详四库集部所收为何物，“四库提要”明言“凡文二卷、诗词一卷，其后两卷则所附谕、祭文、本传、墓志及诸家题咏诗文也”8而非“议论之语”。2.不仅未看《四库全书》所收此书，连手头必有的“四库提要”也懒得翻检，否则怎会错“任”为“伍”并言“事迹史传未载”? （二）未娴查考。第386页周生实指周伯义，第337页浮槎散人实即张太复之号，此人又号秋坪，第429页《张文襄幕府见闻》作者汉滨读易者实即辜汤生（号鸿铭），第433页栖云野客即许桂林别号，后三条仅据“小说提要”反复征引的“杨廷福、杨同甫《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以下简称“清人字号索引”）即可基本解决问题9。周生名伯义和《咫闻录》作者为朱钧的考证，尚需征引多种史料方可说明，此处省略，容撰专文绍之。 （三）误改繁简。编纂目录类工具书，于古文字常识需有所了解。对所遇之繁体、异体字，应视其具体情况，始可决定能否改为简体、通行字。一般来说，为了便于检索，对人名中出现的此类字最好慎重处理。如唐代魏徵，于标准辞书中从无写成魏征者，便是这个道理。而“小说提要”将王勣写作王绩、郭麐写作郭麟、汪堃写作汪坤，固然方便排版了，但人物事迹也只能“未详”了。此外，“小说提要”对有些字的写法认识不准，如将明代“丘濬”写成邱濬。作为姓，清雍正以前仅有“丘”，雍正三年为避孔子讳，始谕令易“丘”为“邱”（于前代人名亦有用古体避讳者，见下文），故明人不当有姓邱者。将蓝写作兰、萧写作肖，则是不知兰不是蓝的简体、肖不是萧的简体（是其俗体）所致。 在人名讹错中，也有个别错误让人莫知所然。如第307至308页引《客座新闻》“桑民怿嘲富翁”条，“小说提要”云是“记桑民讥讽富户，颇觉辛辣”。民怿是明代著名狂士桑悦的字，此人不仅《明史》、《献征录》有传，而且“志人”小说如《皇明世说新语》、《舌华录》、《明语林》皆载其放诞言行，治文言小说者自应知之。撇开有关常识不说，将“桑民怿 嘲”理解为“桑民 怿嘲”，又将“怿”（意为高兴）与“嘲”相联，解释为“讥讽”，也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再如第341页著录《廿一史感应录》，云“彭希濂撰。未见著录及传本。梁恭辰《北东园笔录》自序称其书系仿……彭希濂《廿一史感应录》而作”，并说“彭氏事迹未详”。此人事迹详否此处不论，仅有关作者、版本、书名的著录即无一句可信：1．查“大观”本梁恭辰自序，所言为“读长洲彭氏所辑《二十一史感应录》，无书系彭“希濂”所撰云云；2．此书《中国丛书综录》子部杂学类“著录”, “传本”有四种，最常见者为《丛书集成初编》本（与梁氏所言稍异者书名为《二十二史感应录》）；3．作者不是彭希濂，而是彭希涑，事迹亦详（见后）。从据彭氏便云彭希濂，此条暴露的问题其实不少，暂不归纳。至于“小说提要”在有关书目存佚、版本异同方面存在的史实性错误，从《二十二史感应录》明有著录和版本甚多而云“未见”，即可见一斑，因已超出拙文评述范围，此处就略而不论了。 二、作者籍贯误注、失注 作者籍贯的准确、全面（尽可能的）著录，是书目提要体工具书的又一基本要求。除了体例原因外，其意义在于：其一，对那些正史、碑传未载其事迹者，沿着籍贯这一线索，或许（大多）可在有关方志、家谱中查得其生平概况；其二，尽力注明作者籍贯，可为编纂地方艺文志者提供“重要依据”。当代目录学大家王绍曾先生就曾通过编著《山东文献书目》而“深刻地体会到在书目中加注著者籍贯的重要性”10。然而标出籍贯、尤其是注明今属某地或今为某地，却是甚难措手之事。原因主要在于古今同名之地甚多，同城而治却分属两至三县而又时分时合的现象并不稀见。尤其是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撤县并市的普及和加快，便要求古代文史研究者不仅要有历史地理学的知识，而且要关注现代行政区划的变革，庶几才能不出大错。如果两者皆有缺陷，仅凭一部1931年臧励龢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此书因有1982年影印本而甚为普及），那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在对作者籍贯及今属、今地的著录上，“小说提要”尚不能差强人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一）对某些作者的籍贯在括注今名时而出错。如217页游潜籍贯丰城，括注“今属江苏”，实属江西11；218页王崇庆：开州（今贵州紫江）[今河南濮阳]；219页闵文振：浮梁（今属江西）[今景德镇]12；223页何宇度：德安（今属江西）[今属湖北]；225页余懋学：婺源（今属安徽）[今属江西]13； 226页蔡继善：乌程（今浙江绍兴）[今湖州]；239页吴大震：休宁[歙县]（今属安徽）; 250页马愈：嘉定（今属浙江）[今属上海]；同页陆容：昆山（今属浙江）[今属江苏]；254页张琎：泽州（今属山西）[今晋城]；262页姚弘谟：秀水（今属浙江）[今嘉兴]；275页赵世显：侯官（今属福建）[今闽侯]；276页马应龙：安兆（疑为安化，今属湖北）[安丘，今属山东]；278页王宇：闽县（今属福建）[今闽侯]；280页韩期维：酃[鄠]县（今属陕西）[今户县]；281页朱国祯：乌程（今浙江吴兴）[今湖州]14； 289页姜兆熊：归安（今浙江吴兴）[今湖州]；292页刘璞：吕州（今山东吕县）[今莒县]；306页宋雷：湖州（今浙江吴兴）[今属浙江]；328页张正茂：新安（今河北安新）[今安徽徽州]（近已改为黄山市）； 340页宋永岳：澧州（今湖南澧县）[今慈利]；342页段永源：滇南（今云南）[今晋宁]；357页焦循：江都（今江苏扬州）[今属扬州]；379页张贞：斟亭（今属山东潍坊）[安丘]（此错在以别号为地名）；382页鲍鉁：应州（今属山西）[今应县]；383页孙洙：金匮（或作无锡，均属江苏）[今无锡]；396页黄沐三：莲峰（今福建莲城）[今上海]；430页郑相如：泾川（今属甘肃）[今安徽泾县]；435页杨浚：晋江[侯官]（今属福建）[今闽侯]。 上述诸例中，由于知识（包括工具书的知识）的缺乏，导致括注作者籍贯的今地或今属时，出现不少差错。如旧之归安、乌程、吴兴、湖州与今浙江湖州市，旧之金匮、无锡（同城而治）与今之江苏无锡的建制沿革关系，及扬州、江都的古今异同，“小说提要”均多有误解。有的籍贯今属出错，则是因为不知查书。第276页马应龙，“小说提要”曰据《千顷堂书目》作者黄虞稷注“知其字伯光，安兆（疑为安化，今属湖北）人，万历壬辰进士”。《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据黄虞稷注，著录马应龙为“安北人”，“小说提要”记为安兆，说明此条是核过《适园丛书》本《千顷堂书目》的。该本此字作似北而不似兆，但实为“丘”字避讳的古体写法。北或兆是丘之误，还可用另一简便方式迅速加以证明：既为进士，何不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山东安丘，明万历20/3/44”15便分别注明其籍贯、榜次和排名。有的条目，反映的问题要更多一些。如第223页何宇度，既云所作有《湖北先正遗书》本，又知其父“何仙”（实为“迁”，笔者按）为“嘉靖间名儒”，注其籍贯德安却说是“今属江西”。首先，“湖北先正”怎会是今江西人？其次，何迁《明史》有传，记其为嘉靖二十年进士。经查“进士索引”，注其籍贯是“湖广德安”。此德安为府名，治所在今湖北安陆县（属孝感市），与今江西德安县风马牛不相及。 （二）某些作者籍贯其笔记本有交待而失注，或者它书本有明确记载而云未详。如“小说提要”未注明籍贯的笔记作者，253页陈霆为德清（今属浙江）人，279页吴亮为武进（今属江苏）人，400页程麟为南汇（今属上海）人，404页丁文策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而云籍贯未详的作者中，289页董鸣玮为闽县（今福建闽侯）人，291页项鼎铉为秀水（今浙江嘉兴）人，292页高道素为嘉兴（今属浙江）人，孙令弘为平湖（今属浙江嘉兴）人，339页邓晅为南城（今属江西）人，341页蒋知自[白]为铅山（今属江西）人，361页朱作霖为南汇（今属上海）人，376页田易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394页李元复为金溪（今属江西）人，魏祖[祝]亭为新化（今属湖南）人，398页张纯照为秀水（今嘉兴）人，448页程滑[涓]为歙县（今属安徽）人，450页张燧为潇湘（今湖南永州）人，455页周学浚为吴兴（今湖州）人，456页沈锡三为大兴（今属北京）人，唐毅斋为灌阳（今属广西）人，457页路采五为宜兴（今属江苏）人。 在上例中，“小说提要”言作者籍贯“未详”而其籍贯实际可查者约占三分之一，笔者所据书目主要有三种：1．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千顷堂书目》，此本文字较四库本和《适园丛书》本皆丰富，“小说提要”不详此情，故使许多线索坐失其遇；2．《贩书偶记》，该书于作者名前多标明籍贯（亦有少量误将字号视作籍贯者，如“白沙王大枢”)，“小说提要”在记载有关书目版本时既言“《贩书偶记》小说家类著录”，就应据此注出籍贯；3．作者籍贯在“清人字号索引”中有记载，如最后一条路采五即是。 有的作者籍贯未注或错注，则或是因为未能细读小说原书，如第361页朱作霖，“小说提要”云“据《墨馀录》卷十知其号雨苍，同治间南邑（其地不详）人”。《墨馀录》作者毛祥麟为上海县人，南邑必指南汇（地在上海东南）。第400页程麟，据小说可知其为今南汇县新场镇（旧名石笋里）人。或是因知识未到而致误 ，如既曰 “结衔署‘ 海上漠鸿氏随笔’”16, 而不知“海上”于晚清犹言沪上，即为上海；此外如不知虞山在今常熟境内，《泾川丛书》所收皆安徽泾县人之作等皆是。或是将字号视为籍贯，如第343页戴莲芬、396页黄沐三等。 此节文字最后，只想举一例来说明准确注出籍贯对考察作者生平的重要性：为“小说提要”误署为“蒋知自”并不明籍贯的蒋知白，据《贩书偶记》知其为铅山（今属江西）人。稍知文学史者皆知清代蒋士铨为该邑文学大家，其八子皆是“知”字辈。试检手头《忠雅堂集校笺》，于附录一《清容居士行年录》中果然查得知白为其第五子，生于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775.2.25）17。如再翻检一下同治《铅山县志》，于其人事迹很可能就不再是“不详”了。 三、作者“事迹”、“史传”缺失 提要类目录性工具书，于各书目作者的生卒、字号、籍贯、功名、仕历等事迹考证，既是此类著作科学性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显示编著者学术功力的重要方面；在“小说提要”的编写过程中，更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因该书体例是将各种书目“按作者生年顺序排列。生年不清者则据有关材料按朝代排列”18。故摸清作者生卒、功名或生活时代等基本事迹，必为编著者下大力之所在。因为不如此，不仅在撰写每一条提要时难以做到释名解题、知人论世，在各条写好之后也无法准确或大致准确按时代先后编排成书。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这一关系到全书质量的重要方面，“小说提要”同样是做得十分不够。在有关作者介绍的文字中，我们看到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这样两个词组，即“事迹未详”和“史传未载”。但实际如何，请看下列“作者事迹、史传补正表”（以下各栏中有关内容，凡“小说提要”已有交待者，表中皆省略为空白。另因版面宽度所限，所著小说书目皆略去19）: 图标见附件。 [1] 这一生卒推论有误差，参见笔者有关文章——上网补注。 [2] 周伯义卒于1895年，岁贡生，官职候选教谕，参见笔者有关文章——上网补注。 [3] 谢堃生平事迹，参见刘世德：《谢堃和春草堂四种曲》，赵景深主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本表事迹史传主要参考书目： 1.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 2.1987年中华书局影印《明人传记资料索引》; 3.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千顷堂书目》; 4.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明遗民传记索引》； 5.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6.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明清江苏文人年表》; 7.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 8.1959年中华书局排印本《清代碑传文通检》; 9.1986年台北明文书局排印本《〈清代传记丛刊〉索引》; 10.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清代碑传全集》； 11.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 12.1992年中华书局排印本《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 13.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排印本《中国近代史词典》； 14.1993 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本《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 15.199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排印本《民国人物大辞典》。 尽管上表仍不能将“小说提要”中“事迹未详”、“史传未载”而实际上可查可考者补充无遗（笔者毕竟不是著书人，并且受着仅用手头之书且不用1993 年底以后所出者的自律）, 反映出的问题似已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了。明明事迹可知或史传有载而曰不详、未载，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端： （一）疏于查书。有些史传类工具书编者是使用过的，从该书中作者有传的叙述文字中，可知拙文上表所附“事迹史传主要参考书目”中，1 、2 、6 、7、11号工具书是其常加翻检的，只是有时查，有时不查，随意性很大。如果能始终坚持翻检以上五种工具书，上表序号起码可减少30个数字。在漫长（据说是“面壁十年”）的著述过程中，有时可能会有所懈怠、有所疲惫；查阅多书一无所获时的心灰意懒而导致的漏检，亦属常有现象。但问题在于：如果不查起码之书，便下诸如“未载”、“不详”之类的结论，而且数量是如此之多（有时一页就是六七人），这只能说是治学态度问题了。 （二）失于知书。从“小说提要”的行文看，有许多工具书是从没有使用过的，如4 、5 、8 、9 、10 、12 、13 、14 、15 号，或极少使用过的（如3 号书目，惟第327页《滑稽杂编》作者小传似据此独家著录征引）。此处所谓“不知”书，不敢断定编者不知道有关书目的存在（即出版情况），而只是认为因不知其价值、特点而未使用它。应该说每个人的知见都是有限的，图书的流通亦总有区域的限制，但既然要从事通代小说提要的著述，有些工具书就不能不知、不能不用。如因不知“进士索引”，多少小说作者的功名、籍贯会失于著录，已知进士的榜次、籍贯亦会有失误现象；更重要的是仅凭此书所注籍贯，大多数可在方志中找到事迹（进士在县志中一般都有事迹记载），有时还可结合小说原文去迅速考证作者的未知籍贯23。再如不知使用《清代碑传全集》和著名文史学家陈乃乾先生于1950年代出版的碑传通检，不仅“史传未载”可信度几等于零，许多“小说提要”已写其小传而未及生卒者也使有关著录失之交臂。对某些工具书的不知使用，固然可以用术业有专攻、研究有侧重来开脱，但问题是有些书目只要是学术界中人便很难不知道。如在学习近代史全国性热潮中铺天盖地而来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笔者所有者为第3 次印刷本，时已累计印刷40万册），何以全不知晓或知而不用？研究作者事迹如不首先根据这些工具书予以网罗穷尽式地检索，而仅“据书中所题及自序”云云，是很难不挂一漏万的。 （三）亏于读书。此处所云亏于读书，一是指对那些已知“史传有载”的作者不去阅读有关史传以注明其生卒、交待其简历，而只是根据手头现成材料支吾成文、敷衍了事。未列入上表的史传有载的作者，许多人的生卒在有关史传中已有明确标出而“小说提要”均未著录，便是明证。为省篇幅，此处略去《史传有载作者生卒未注补足表》，仅以已列入上表者为例，说明其不读自己征引史传的事实。限于篇幅，只举一典型例证：严有禧，“小说提要”仅言其“字厚载，常熟（今属江苏）人。乾隆间曾任莱州观察。……事迹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七一”。此传无生卒、无别号、无功名，著录官职既错，又无最终仕履，必非据“类征”原传而写者。有禧（1694—1766）号韦川，榜姓戴，雍正元年进士，历官莱州知府、登莱青道（观察是道员的别称，故云莱州，只能称知府；如称观察，只能是登莱青，没有莱州道或莱州观察之说24），官至湖南按察使。其传记资料除“小说提要”著录者外，常见者尚有《清代碑传文通检》所载邵齐焘《玉芝堂文集》卷六《墓志铭》、1980年版《清代职官年表》附录人名录、1992年版《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等。 “亏于读书”在“小说提要”中的另一表现，是未细读有关小说原文。平心而论，有相当多的文言小说作者确实属于名不见经传（史传未载）的普通文人，甚至连方志对其事迹和著述都不予记载。考察其身世的唯一线索或根据，往往就是其小说（包括友人序跋）本身。笔者因所阅有限，不知未入上表且被“小说提要”声称是事迹未详的作者有多少是事迹基本可考的，仅就上表所列曾经涉猎过的有关作品而言，第338页徐承烈、340页宋永岳和386页周伯义（周生）的生年和籍贯，便在各自小说《听雨轩笔记》卷一卷二、《亦复如是》卷五和《扬州梦》卷三有着明确记载。第343页《鹂砭轩质言》作者戴莲芬，“小说提要”错注其籍贯，不知其生年，且云其“未经科试”。首先看籍贯：申报馆本和民国石印本均在各卷大题下署“南通州霨峰戴莲芬著”；小说多次言及该地名人，如卷二、三所记“吾通胡殿元长龄”（乾隆五十四年状元）、“吾通王文慎公广荫”（道光三年榜眼），均是史传有载的著名“江苏通州”（《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人。其次看生年：卷三《姻缘有定》自述曰：“予屡遭家难，年弱冠……同学孙生为执柯，将聘于里中袁氏。……光绪改元，礼闱被放归，距聘袁时已十易春秋矣。”从光绪元年（1875）上推十年，便是其二十左右时（当然，如不详“改元”、“弱冠”所指，便难以推考了）。最后看科试：小说中不仅自记科举所历“补博士弟子员”、“省试”、“秋试”、“会试”、“礼闱”等词不绝于篇，卷三《孟先生》更有明确表述：“乙丑……试童子军，…… 置予第三，……。明年入郡庠……庚午始侥幸一第。”不知编者于此类有关“科试”的典型字眼，为何没有引起丝毫注意。至于第362页潘纶恩，其堂弟申恩光绪元年（1875）所撰序明言“计苇渔先余殁者且二十年”，故纶恩至迟咸丰六年（1856）已卒；而“小说提要”言其为“咸丰、同治间人”，则完全失考。 “亏于读书”的第三种表现是，研究作者的事迹并未遍读有关小说的不同版本或选读其主要版本，而是仅就最易寻觅、最为常见的本子下笔。如对宋永岳生年的失察，便是因为唯一线索“荆抚军道乾公，初在湖南为县令时，尝署理吾邑事数月……余时年十九”，载于八卷本《亦复如是》或《志异续编》的卷五，而编者所用为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重印的“大观”本，所收仅为第三 、四、六、八卷，且又认为八卷本与四卷本并无不同，仅是“分卷不同而已”，有所失误当然在所难免。再如《听雨轩笔记》的作者，“小说提要”仅言为“清凉道人徐氏”，名、字都未知。其实在该书嘉庆原刻本卷一有作者女婿程梦麟所撰跋语一则，明言“先生讳承烈，字绍家，一字悔堂，晚年又号清凉道人”。 除了在查书、知书、读书等方面有较大缺陷外，造成作者生平事迹考查或著录上的频频失误，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即缺乏文史常识。如云《幼于生志》作者张献翼“以作戏曲著名”，实乃将其兄凤翼所为硬性移植；于《墨卿谈乘》作者张懋修“事迹未详”, 则是忘记了（抑或不知）汤显祖第四次春闱不第，便是因为拒绝了此人的结纳——张懋修者，张居正之子也。又如《此中人语》作者程麟，撰于光绪八年（1882）的吴再福序云其“年甫弱冠”，“小说提要”据此而推其“约生于同治八年（1869) ”，何以明知“弱冠”之词而仅上推十三年，令人一头雾水。再如丁文策，既云“与同郡陆丽京诸人创立坛坫”而又将所撰《江樵杂录》置于清末，实因不知丽京为清初陆圻（1614—？）之字所致。至于《续剑侠传》辑者郑观应，是近代史上何等有名的人物，在新时期以来的思想界和出版界又有着何等显赫的地位（不仅《郑观应集》早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所撰《盛世危言》更有多家出版社翻印），于此等人亦无事迹介绍，真让人无奈。此外，于陈忱、李宝嘉均未提及事迹名号或以字为名，明显有乖体例，实让人怀疑是否不知此二人分别是通俗小说《水浒后传》和《官场现形记》的作者？考虑到“小说提要”连张文虎（《儒林外史》著名的“天目山樵”本批评者）皆云“事迹未详”，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作为文言小说的第一部小说提要，且以个人独力完成，该书的贡献和不易，应是给予充分肯定和体谅的。笔者正是以此为前提，才耗时一月写此旁岔之文，旨在供“小说提要”的著书者和使用者参考，并不惜将一些尚未成文的独家发现予以披露，希望能为文言小说的文献研究推波助澜。效果不知如何，初衷却无恶意。此外，学术界近来时常就理论与文献、研究风气与学术规范等问题进行讨论，然而世皆仁者，盛行恕道，务虚泛论者多，坐实点明者少。予撰此文，只是想探讨一下在纯粹的文学工具书编撰中，如果不具备起码的文献修养和基本的文史知识，其结果会离开史实多远，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注释： 1《资料翔实，考辨精当——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2期。 2《文言小说研究的新成果——〈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评价》，《中国图书评论》1997年第11期。 3《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前言第10页，齐鲁书社1996年版。 4 为省篇幅，以下书名多略去，并用方括号于误字、误名后注出正字、正名。 5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史异纂》条，将作者改为傅燮调，不知调、詷非一字，复被学者指正。参见任明华：《〈中国古代小说总目〉补正》，《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上网补注。 6《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第333、2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7《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第445页，齐鲁书社1996年版。 8《四库全书总目》第150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9 1991年版《民国人物大辞典》第1140页更明言辜氏“1885年入张之洞幕府”，并著有《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 10 王绍曾：《山东文献书目》“代序”第12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11 以下直接用方括号注出正确今地、今属，如省籍不误则略去，并省去“籍贯”二字；此外为省篇幅，凡同一失误，如“乌程（今浙江绍兴）”等，只记首次出现的作者。 12 此条最能反映注明今地今属之不易：1989 年《辞海》注此为“旧县名”，“1960年撤消，并入景德镇市”，故地图出版社1986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册》已无浮梁之名；而1998年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于该市名下，又有“浮梁县”之名，分分合合，最易出错。另，浮梁今再出，并不能说明编者写书时尚有其名；且笔者已声明不用1994年始出书，故只能云浮梁为今景德镇矣。 13 婺源1934年即划归江西，云属安徽，必据臧励龢书而来。 14 吴兴县1981年撤消，置为湖州市郊区。 15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19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6《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第396页，[小家语]条作者黄沐三。 17 [清]蒋士铨著，邵海清校、李梦生笺：《忠雅堂集校笺》第24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8《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凡例之二。 19 现因改为32开书版，故又略去“序号”和“传记资料出处”两栏，并将“功名”栏内朝代减去“明”、“清”，纪年改为阿拉伯数字——上网补注。 20 这一生卒推论有误差，参见笔者有关文章——上网补注。 21 周伯义卒于1895年，岁贡生，官职候选教谕，参见笔者有关文章——上网补注。 22 谢堃生平事迹，参见刘世德：《谢堃和春草堂四种曲》，赵景深主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3 例如，据《听雨轩笔记》卷二《杨莘野》“吾邑先辈杨莘野先生名鼎……康熙癸丑进士”，三分钟即可判定作者徐承烈为浙江德清人——此即笔者开篇语中所云之“技术”。 24 此说不确。顺治时设莱州道；康熙五年裁登州道，并为登莱道；三十九年裁青州道，并为登莱青道——上网补注。 原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