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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发展到明代，已成为白话小说兴盛的时代，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都产生了许多传世佳作，如长篇章回体的“四大奇书”和短篇拟话本的“三言”“二拍”，分别代表了明代白话长、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而文言小说的创作却相对并不景气，除瞿佑《剪灯新话》、李祯《剪灯余话》等少数几部集子及《钟情丽集》、《寻芳雅集》等中篇文言传奇小说外，其它较少有值得称道者。但文言小说总集的编选却出现了异常繁盛的局面，产生了数以百计的文言小说总集，不仅数量空前，而且编选中所体现的小说观念亦较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明清小说研究的兴趣多集中于白话小说，研究文言小说的，也多注重明代新创作的作品，如“剪灯”三话等，明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无人问津的状况，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所谓总集，是指汇编多人作品的书籍。它以汇编“多人”的作品而不是汇编“某个人”的作品与别集相区别，又以汇编多人的“作品”（包括单篇或多篇）为主而不是汇编“多种书籍”为主来与丛书相区别，还以专选属于小说内容或具有小说意味的作品按类编排而与广选各种体裁内容并按类编排、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的类书相区别。按照这样的概念，在明代，像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王兆云的《王氏青箱余》均属于别集；范钦的《范氏奇书》、袁褧的《金声玉振集》、钟人杰、张遂辰的《唐宋丛书》等均为丛书；而赵钱的《新刻古今原始》、杨慎的《谢华启秀》、解缙等人编纂的《永乐大典》等则属类书，它们自然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列。但佚名的《五朝小说》、陶[HT5,6]王[KG-*3]廷[HT]的《续说郛》、陆楫的《古今说海》等虽都属于丛书，但它们是专选小说的丛书；《太平广记钞》等虽属类书，但它是专辑小说的类书；为了全面研究明代文言小说总集的发展情况 ，本文将它们也纳入论述范围。至于范钦辑编的《范氏奇书》（丛书）、解缙等人编纂的《永乐大典》（类书），尽管书中收了大量的小说，但由于它们不是专辑小说的，故亦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因此，本文所谓的“明代文言小说总集”，既是指与别集、丛书、类书相区别的“小说总集”的概念，同时又包括一些专选小说内容的小说丛书和小说类书。 最早的文言小说总集当为唐陈翰所辑《异闻集》，经辑佚，已知录有唐传奇四十三篇。大型的文言小说总集则要首推宋代官修的“四大书”之一的《太平广记》，它的出现带动了宋代编选文言小说总集的热潮，形成文言小说总集编选的第一次兴盛期。到了明代，在经历了元代的衰微之后，文言小说总集的编选再度兴盛，明代便成为文言小说总集编纂史上的全盛期。 小说总集的编选再度兴盛,且出现大量专题总集，这与当时的社会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初，洪武皇帝为巩固其专制统治，取消宰相制，把权力收归到皇帝一人手中，又制定了法律，分封诸子于全国要地，禁中官不得干政，实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永乐皇帝为笼络知识分子，消除他们对建文帝之怀思，仿宋代修四大书的举动，命解缙等人修《永乐大典》，十六年诏修郡县志书，又遣官遍访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其主观目的是消耗文官的毕生精力，使之不能造反，但客观上对保存和播扬中国古代文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代刻书业很发达，内府、南北国子监及部院都刻书，地方官也好名出资刻书。清代王[HT5,6]礻[KG-*2]真[HT]《居易录》云：“明时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榷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他们还把刻书作为馈赠礼品，称为“书帕本”，至嘉靖、万历而极盛；且明代书籍皆可私刻，无元代逐级审核手续，只要有钱，就可任意刊刻，而刻字工资低廉，又纸墨易得，故刻书出版成为一时风尚。加上明代经济繁荣，新兴市民阶层大量出现，他们对娱乐消遣书刊需求量甚大，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卖典集不如卖时文，卖时文不如卖小说”的说法，书商们见刻小说有利可图，于是大量刻印小说，有的反复翻刻，多达几十版，故明代编选小说总集的风气特盛。同时也正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影响，知识分子的商业意识不断加强，编书渔利成为他们所乐为的事。而所编之书能否畅销，这主要取决于所选的内容。普通人的心理都对一些市民气息较浓的江湖侠客、奇闻艳遇、儿女私情以及调笑消遣的作品感兴趣，故明代诸如《剑侠传》、《女侠传》、《宫艳》、《艳异编》、《风流十传》、《古今笑》、《广滑稽》等专题性总集应运而生。 一、 明代专题性文言小说总集的兴盛及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如上所述，文言小说总集的编选至明代再起高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专题性文言小说总集的大量出现。专题小说总集在宋代曾出现过，但为数甚少。明代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也多，如艳情专题、剑侠专题、笑话专题等等，成为这一时代小说总集编选的一大特色，并与白话小说融合成这一时代的主流。 《艳异编》与明代艳情专题的文言小说总集《艳异编》是明王世贞辑编的一部艳情专题的小说总集，所辑两大内容，即艳情和怪异，故名。这两大内容之一的“异”是古已有之的老题材，如历代的“志怪”、“传奇”均记录奇异之事。“艳”则是王世贞的新创，尽管涉及艳情内容的作品亦历代有之，但没有人专拈出一个“艳”字来命题。王世贞率先将“艳情”作为小说总集的一大类型，并在书名中鲜明立题，这是对传统的突破。 《艳异编》是一部分类编排的小说总集，从其类目名称可知编选者既反对禁欲，提倡情欲解放，同时也反对纵欲。十六部类的名称依次为：星部、神部、水神部、龙神部、仙部、宫掖部、戚里部、幽期部、冥感部、梦游部、义侠部、徂异部、妓女部、男宠部、妖怪部、鬼部。其中“妓女”是古已有之，而“男宠”则是明代的产物。那些腐败昏庸的宦官宰相，其后宫佳丽已经玩腻，青楼妓馆也不觉新鲜，于是开始养“男宠”。清初戏曲理论家、小说家李渔曾在他的小说中描写过严嵩父子不仅好女色，而且还极好男色，常精选一些妙龄美男养在身边以供自己玩乐。《艳异编》中有“男宠”一部，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正由于此书的现实感和时代气息浓郁，因而对后世的影响也大。此书出版之后，编者本人仍觉未能尽选，继而又有续编问世，即《续艳异编》。此后有汤显祖的《摘评艳异编》、《批评续艳异编》，又有安雅堂重校《古艳异编》，还有吴大震的《广艳异编》以及清代俞达的《艳异新编》等相继问世。后来的“续作”、“广作”，基本上依《艳异编》原编旧类，或增或删，小异其趣。 明代的艳情小说总集特别兴盛，除《艳异编》及其续书外，尚有陆树声的《宫艳》、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冯梦龙的《情史》、作者不详的《花阵绮言》、《风流十传》，以及虽不属严格意义的文言小说总集，但却收有相当数量艳情小说的《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燕居笔记》（三种）等书。将这些艳情小说与《艳异编》及其续书相较，有一个非常明显而突出的变化，即它们减去了传统“异”的内容，而专选“艳”的故事，这更加增强了故事的现实感，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色。明代之前，虽也有写男女爱情的小说出现，但艳情并没有成为时代的主调。明代中叶以后，伴随着启蒙思潮对于自然人性的肯定和张扬，“好货好色”、情欲横流成为那个时代普遍的社会风气。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浸染和新思潮的激荡下，在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包括文言小说总集编选）两个方面，同时都出现了以“艳情”为主题的大量作品。艳情专题小说总集的大批出现，就是这一时代和社会的产物。 《剑侠传》与明代剑侠专题的文言小说总集 “侠”在中国古代几乎是“正义”的化身，它是伦理学和人类学的混合产物。从伦理学上看，其最早形体是“义”，故后世常常“侠义”连用。先秦的儒、墨都非常讲“义”，而“义”的最原始的意义是“宜”，孔子曰“义，宜也。”“宜”就是“应该”的意思，即做应该做的就是“义”，故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更是处处强调“义”，几乎是无义不开口，并要求人们做到“舍生取义”。墨子强调的“兼爱”、“非攻”，实际上也就是“义”的体现。后来，“义”便成了“正义”的代名词。从人类学上看，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生存条件极差，生活异常艰难，便思有人来帮助、扶持，开始体现为物质的形态，后便由物质延伸到精神，希望在生活困顿时有人来救困扶贫，在精神失意时有人来安慰鼓励。伦理学是从施事者的角度来强调“义”，而人类学则是从受事者的角度来强调“义”，施、受的结合便产生“侠”。侠最突出的表现是蹈义轻生、为义舍生。“侠”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如徂泥、荆柯等；但“侠”的语义形体是到汉代才出现的，如太史公写《史记》有《游侠列传》，尔后便不绝于史传文学。“侠”首先是一种文化意象，然后才是文学形象。“侠”作为“义”或“正义”的代名词，它是贯穿于古今文化、文学之中的，体现出很强的“民族特征”；但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含义又有所不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代剑侠专题小说总集的出现，既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明代王世贞的《剑侠传》是收集唐宋（主要是唐代）侠客义士内容的文言小说总集。此集自产生之后，便有多种版本流传，如《艳异编》本、《古今逸史》本、《秘书廿一种》本、《重编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唐代丛书》本、《晋唐小说畅观》本等。它的影响，不仅表现为版本多，而且续作也多，如明周诗雅的《续剑侠传》，明徐广的《二侠传》，明邹之麟的《女侠传》，清郑官应的《续剑侠传》，清胡汝才的《剑侠》等，它们或全部蹈袭，或有所增删，尽管其“剑侠”的概念逐渐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是受王世贞《剑侠传》的启发而为之。 侠义故事早见于秦汉时代的史书，后世有许多剑侠故事是从《左传》、《史记》等史书中辑录出来。王世贞把散见于各书中的有关侠义故事汇集成编，不仅保存了诸多“侠义小说”文献，而且开创了“侠义小说”这一命题。它作为专题小说总集的流传，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尚义”的传统美德，也为文学之一的“小说”增添了一种新品种。 邹之麟的《女侠传》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此集是将王世贞《剑侠传》中的女性侠义故事抽出来再加以增益，成为专辑女性侠义故事的文言小说总集。女侠故事虽在史书及王世贞剑侠专题总集中已经出现，但为女性出专集，邹之麟《女侠传》是首创。从书中所列篇名看，多从史书中摘出，编者将这众多的女侠汇集一书，形成女侠集体群像。徐广编选的《二侠传》也是如此，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本徐广“自序”，称此书名“二侠”之由云：“盖取男子之磔然于忠孝，女子铮然于节义”。书中杂录历代正史与小说中男女侠烈人物事迹，自周至元，男录70人，女录108人，女子人数大大超过男子的人数。单从108的数字来看，亦可见编者的别具深意。众所周知，《水浒传》中有108个男性英雄好汉（其中三位女性英雄），而此书则辑108个女性英雄佳丽与之相对，这充分体现了编者对女性英雄的崇敬和赞美。不仅如此，他还在此书“凡例”中颇具深情地说：“古有男侠而未闻女侠。鸣呼！兹其捐生就义，杀生成仁者续于简后，殊见妾妇可为丈夫，丈夫可愧于妾妇乎？“这应是明代进步思潮影响的结果。 《古今谈概》与明代笑话专题的文言小说总集〓笑书早在明代以前就有了，如三国魏邯郸淳《笑林》、隋侯白《启颜录》、唐刘纳言《俳谐集》、宋高怿《群居解颐》、宋周文[HT5,6]王[KG-*3]已[HT]《开颜集》、元冁然子《拊掌录》等，只不过它们为数甚少，且多散失。上举几例除《启颜录》、《开颜集》尚能见到外，其它均佚存数条。到了明代，虽然仍有许多笑书亡佚，但由于它总量多，故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现存完整或较完整的有：冯梦龙的《古今谈概》、《笑府》、赵南星的《笑赞》、钟惺的《谐丛》、佚名的《雅谑》、浮白主人的《捧腹编》、郁履行的《谑浪》、徐常吉的《谐史》、陈禹谟的《广滑稽》、乐天大笑生的《解愠编》、潘游龙的《笑禅录》、王文禄的《与物传》、梁溪无名生的《游翰稗编》、刘元卿的《应谐录》等，形成大批笑话系列专题总集，其中影响较大的要算冯梦龙的《古今谈概》。 《古今谈概》是冯梦龙编辑的一部影响较大的笑话专题小说总集，书中多为采选历代公私史乘、稗官杂著以及民间流传的笑话故事。冯氏将搜集来的每一条资料加以整理，削其浮文，存其始末，加工提高，长的达千字，短的只有几字，然后分类编排，按条立题。可是此书编成后并没有多少读者，销路很不好。冯氏立即改名《古今笑》，并亲自为之作序再版。这一改，不久便成了畅销书，购买者惟恨不早。李渔对此异常感慨地说：“同一书也，始名《谈概》，而问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并嗜，购者惟恨不早。是人情畏谈而喜笑也明矣。”（李渔《古今笑史序》）可见冯氏将《古今谈概》改为《古今笑》，从内容到形式都迎合了读者。其余十多种明代笑话专题的小说总集，或讽刺官僚政治，或嘲谑世相人情，都具有一定的训诫警世意义。它们多取材子史稗官及民间笑料，取材于载籍的相对纯雅一些，取材民间的则多俚俗。民间俚俗之作更具文学性和生命力，但亦不乏庸俗无聊之篇。 若把明代的笑话总集与明以前的笑书作一比较，便不难发现，明以前的笑书多取自正史载籍，著作不多，影响不大，书目却多有记载。明代现存22种，除了《广滑稽》（《四库总目提要》著录三十六卷）、《捧腹编》（《千顷堂书目》小说类著录十卷）、《谐史》（《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小说类著录四卷）、《游翰稗编》（《千顷堂书目》小说类著录三卷）等少数几种有著录外，其余均未见著录。 同样都是笑话专题，为何唐宋都著录，而明代却不著录？这大概与作品的内容和文人的趋尚以及中国文学尚实等因素有关。唐宋时代的笑书多取自正史稗官，真人实事，格调高雅，目录学家将它著录，无损于文人学士的形象，还能让人想见其知识面广，识见非凡。而明代的笑话总集虽也有些取材于子史稗官，但其刺时刺政，锋芒犀利。其它取自民间的，或是无情的揭露，或是恶意的攻讦，抑或是些庸俗无聊之作，这些作品一旦著录目录，与时政有关碍者，易招惹祸患；那些格调不高者，则令人鄙弃，故此时期的笑话专题小说总集多不见诸书目著录。不仅书目不载，就连编者也诚惶诚恐，不敢题署真名。一般来说，文言小说的作者及编选者均题署真名，而此类书的编选者却多以笔名代之。如《解愠编》的编者署“乐天大笑生”，《精选雅笑》的编者署“醉月子”，《捧腹编》的编者署“浮白主人”，《雅谑》的编者题署“浮白斋主人”，《游翰稗编》的编者署“梁溪无名生”等等，这在明以前是不多见的。 从明代众多笑话专题小说总集的取材可以看出，笑话不仅属于民间俗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雅文学的一部分，且它产生较早，如早在先秦的《韩非子》、《晏子春秋》等书中就有不少笑话故事，司马迁在《史记》里还专列了《滑稽列传》，后世不少笑话故事便是从子、史载籍中辑录出来。因此，明代笑话专题小说总集的大量出现，其内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其形式则遵循着悠久的民族传统，它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产物。 二、多彩纷呈的明代其它文言小说总集 明代小说总集编选的兴盛，不仅体现在最具有特色意义的专题性总集上，而且也体现在杂彩纷呈的其它小说总集上。此期的总集，除了专题性总集外，还有众多的类型，既有丛书性质的总集，又有类书性质的总集；既有世说体，又有虞初体；既有大型的总集，又有众多中小型的总集。正是这众多类型的总集，构成了明代文言小说总集编选的繁盛局面。 《五朝小说》与明代丛书性质的文言小说总集 明代的文言小说总集还应包括部分专选小说的丛书在内，笔者把专选小说且以“说”或“小说”命名的丛书称之为丛书性质的小说总集。这类总集为数不少，计有十余种，如《五朝小说》、《五朝小说汇编》、《古今说海》、《续说郛》、《顾氏文房四十家小说》、《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四十家小说》、《后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烟霞小说》、《名贤小说》、《藏说小萃》、《稗海》等。丛书性质的文言小说总集与严格意义上的文言小说总集相较，它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收集整套的书籍为主，像我们称之为“文言小说总集”的书集，其中就有相当部分能在丛书性质的小说总集中找到，因此它容量更大，搜采更加宏富。在明代诸多丛书性质的文言小说总集中，容量最大、收载最宏富的要算佚名编纂的《五朝小说》。 《五朝小说》，据清代《汇刻书目》第十二册著录的共有469种，分成四个部分，即魏晋小说（113种）、唐人小说（104种）、宋人小说（143种）、明人小说（109种）。其中魏晋部分分为十家，唐人小说部分分两家，宋人小说部分只有“偏录家”，明人小说部分则不分家。现存明刻《五朝小说》魏晋部分只有九家，比《汇刻书目》少了“纪载家”一家，在顺序上，把《汇刻书目》中的“品藻”提到了“艺术”之前。1926年上海扫叶山房取《五朝小说》略加增删，石印出版，改题《五朝小说大观》。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据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影印。亦题为《五朝小说大观》，实际上只有魏晋部分，共117种，家数全同《汇刻书目》，只是顺序不同。 同一篇作品在不同的书中，其名称的详简可反映出编选家治学的严谨与否，而分类的不同、类目次序的不同以及所选内容的不同，则反映出编选家的艺术素养和小说观念的差异。明人收集小说，汇编成书，不全是从小说的角度出发，也有许多是从学问的角度出发，这在丛书性小说总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故苕上野客总结小说兴盛的原因时说：“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盖以博物家所珍，而亦洽闻者所睨也。”（《五朝小说大观·魏晋小说序》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他们以“博物”、“洽闻”相标榜，重视的是学术研究的价值。由此可见，虽然明人的小说观念比宋元时有了进步，但作为增广知识的目的是古今一贯的。 其它明代丛书性质的文言小说总集，从规模看虽不及《五朝小说》，但也各具特色。在编排方式上，有的分“家数”，有的则不分。即使是分“家数”的，也不是完全因袭前人，而是具有自己的特点。如《古今说海》的“部类”、“家数”比《五朝小说》相对集中，小说性质也比《五朝小说》要强。从所收篇名来看，基本上符合宽泛的“小说”概念，作为丛书性质的小说总集，可谓名副其实。特别是与《五朝小说》等书比较起来，其年代较早，选录小说多达百余种，且多为唐人小说名篇，这不仅对普及唐人小说和扩大文言小说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体现了“小说”观念的进步。诸如此类还有不少，如陆贻孙编的《烟霞小说》、飞来山人编的《名贤说海》、李如一编的《藏说小萃》、陶[HT5,6]王[KG-*3]廷[HT]编的《续说郛》以及商[HT5,5”]氵[KG-*2]睿[HT]的《稗海》等，它们均能称之为“小说”，且不乏名家之作。 《太平广记钞》与明代类书性质的文言小说总集 《太平广记钞》是冯梦龙删削《太平广记》，类钞而成的明代一部较大型的类书性文言小说总集。它的规模之大，是由《太平广记》原书所决定的。《太平广记》本为宋代官修的一部大型的类书性文言小说总集，但书成后不久，便有人说：“《广记》烦琐，不切世用，”并非“后学之急需”，于是印板被束之高阁，故此流传不广。到了明代，文治大兴，博雅辈出，选书刻书成风，而独《太平广记》未见受梓。冯梦龙“自少涉猎（《太平广记》），辄喜其博奥，厌其芜秽”，而每每见人们“用事不注出处，有问者辄大声曰‘出《广记》’。谓其卷帙浩漫，人莫之阅，以此欺人。”冯梦龙有感于此，于是“为之去同存异，芟繁就简，类可并者并之，事可合者合之，前后宜更置者更置之，大约削简什三，减字句复什二，所留才半，定为八十卷。”（引文均见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小引”） 《太平广记钞》虽然不能代替《太平广记》原书，其文献价值因内容削减了一半，自然也要比原书小。但由于冯氏的改编原则是“去同存异，芟繁就简，类可并者并之，事可合者合之，前后宜更置者更置之”，故改编本《太平广记钞》无论是在取类上，还是在编排顺序上，都要比原书更精当。如《太平广记》首排“神仙”类，共有五十五卷之多，而《太平广记钞》不仅从数量上由原来的五十五卷压缩至七卷，而且还将“神仙”改为“仙”，这就使得“仙”与后面的“女仙”在概念上取得一致。从所选的具体内容看，无论是原书的“神仙”，还是改编本的“仙”，所选人物如老子、木公、彭祖、鬼谷先生、徐福等，皆由人而后天成仙者，故《太平广记钞》用“仙”就比原书用“神仙”更为确切。但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他把原书中的酒与酒量，食与食量等类目的从属关系全改为并列关系，就不及原书准确。 《太平广记钞》之外较大型的类书性文言小说总集，就属王圻编辑的《稗史汇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稗史汇编》“搜采说部，分类编次，为纲者二十八，为目者三百二十。”所载引用书目凡808种，但实际上有许多属虚列其名，并无实例，实属明人恶习所及。不过此集作为类书性小说总集，倒是名副其实。一是所采皆为说部，一是按类书的编排法则进行编排。 文学性较强的明代类书性文言小说总集还有《闻见漫录》、《古今奇闻类记》等。《闻见漫录》陈槐编辑，此书取明代朝野轶事，稍附前代故事，分上下两卷。上卷分十类，下卷分九类，共十九类。《古今奇闻类记》是明代施显卿所辑，此集人神兼收，所选多奇人异事，故事性较强，书名取《古今奇闻类记》倒是名副其实的。与上述诸集相比，《说略》、《说类》、《益智编》的书名、类名，其小说性就弱一些，而其类书特征则更为突出，故《四库全书总目》将它们列在“子部类书类”。 总之，明代类书性文言小说总集，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小说的特征上，抑或是在“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上，都较宋元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对清代类编性文言小说 集的兴盛亦有着先导作用。 两种特殊体载的明代文言小说总集——“世说体”和“虞初体” “世说体”和“虞初体”是小说文献编辑的两种体裁。“世说体”侧重形式上的分类，以篇幅短小为其特征，而“虞初体”则以采选情文并茂的人物传记和传奇作品为其特征。“世说体”小说总集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至明代盛极；“虞初体”则是明代新出现的。这两种特殊的小说文献体裁，在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世说体”小说总集虽早在宋代已出现了，但在数量上还不很多，“世说体”总集也仅两个。明代是各类小说总集编选的繁盛时代，“世说体”的编选亦甚盛。除去大量散失的，现存可见到的有李绍文的《皇明世说新语》、曹臣之的《舌华录》、赵瑜的《儿世说》、郑渲的《昨非庵日纂》、焦竑的《玉堂丛语》、周应治的《霞外麈谈》、李本固的《汝南遗事》、丁元荐的《西山日记》、郭良翰的《问奇类林》、宋凤祥的《秋泾笔乘》、郑仲夔的《兰畹居清言》、李贽的《初潭集》等。这些“世说体”总集在范围和量上扩大了明前“世说体”的影响，在类型上既有通代的，亦有断代的；既有地方性的，亦有专题性的；既有一次分类的，亦有两次分类的，可见其品种之多。这是明代“世说体”小说总集对前代“世说体”的发展。 明代“世说体”小说总集的突出特点是小说的现实性、时代感大大加强。在思想内容上或借故事来进行传统的道德说教，或借故事来阐发自己的人生理想。无论是对传统道德的张扬，还是作新观念新道德的阐释，总体上是突出作品的思想性，故此类总集表现出极强的思想性和时代感。如丁元荐的《西山日记》，此集是杂录自洪武至万历的朝野事迹，亦即当代人选当代人的作品，也就是用“世说体”写时事者。再如《初潭集》为李贽初落发龙潭时所作，故曰《初潭集》。李贽为明代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反对宋明理学扼制个性情感之说，主张尊重人的个性，提倡个性解放，他纂辑此书即意在体现这一思想，如所分类目，虽说是模仿《世说新语》，但从其类目的排列顺序上，则与《世说新语》的顺序明显不同。《世说》是首列孔门四科目，而《初潭集》全书则仅分五大类，即以儒家的五常作为其类名。这看似强化儒家观念，实则不然。因为传统的五伦顺序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李贽则完全打乱，以“夫妇”居首，其顺序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君臣则由首位降到了倒数第二的位置，表现出极强的“异端”色彩。李贽所辑的故事是前代的，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当代的，这叫做旧瓶装新酒。另一个旧瓶装新酒的是丁元荐的《西山日记》，此集杂录自洪武至万历的朝野事迹，亦是当代人选当代人的作品。其它如郭良翰的《问奇类林》、郑渲的《昨非庵日纂》、郑仲夔的《兰畹居清言》等均属传统的道德说教，但他们在艺术上都对作品的文学性有一定的要求。 “虞初体”是指以我国小说之祖“虞初”命名的古代文言小说总集，在内容上多以辑录情文并茂的传记文学名篇于一编。“虞初体”的出现是在明代。明代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编纂的鼎盛时期，不但作品数量空前，而且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选家及其有价值的选著，“虞初体”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出现的。作为“虞初体”开山之作的《虞初志》由于书中所选主要是唐代传奇志怪名篇，特别是传奇名篇，类似于鲁迅编选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选的《唐人小说》等传奇集，其文学价值高，于是仿作、续作不断涌现，形成《虞初志》系列。由于这些集子都是采用《虞初志》的选文标准和风格体例，故《虞初志》便成为一种小说选集的标准和范式，亦即我们所说的“虞初体”。 “虞初体”系列的选刻也是社会时代的产物。明代经济发展，市民生活水平提高，因而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各类通俗读物，尤其是消遗性读物的需求日益增大。当代作家所创作的白话小说和戏曲还难以完全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这就促使选家从前人的旧作中（亦有从当代人的作品中），去选取一些好的作品刊刻出来，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虞初体”系列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有了《虞初志》还不够，于是又有《续虞初志》（汤氏续作）的选刻，续之不够，又进行“广选博采”，故有《广虞初志》的出现（广汤氏之作）。由《虞初志》到《广虞初志》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虞初体”小说也就越选越多，这对保存和传播中国古代小说均有积极的作用。 三、明代文言小说总集与明人的小说观念 小说观念在明代的成熟，表现在诸多方面。总体上说，小说的概念范围缩小了，小说的特质和文学特征日益受到文士的重视，小说已作为一种文体从其它文体中分离出来,采选的小说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标准。 首先从选材上来看，它由宋元的广征博采以补正史之不足，转向从正史中选出具有故事性、文学性的作品，作为小说文体剥离出来。这说明明人小说观念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了一步。如汪云程所辑的《逸史搜奇》，是一部属传奇丛抄性的文言小说总集，从书名便可推知其文学性和故事性。今检其书，所采自汉至明的传奇小说达百家之多，按甲乙丙丁天干的顺序排列，由甲及癸共十集。此书的小说性较突出，其序云：“昔者尚父识方神之名，宣尼察GC182羊之怪，石言旁通叔向鬼，万中止于侨童，彼物异神妖不可诬也，则稗官小说讵能废之？是故方技虽微，志在列传，博雅可称，归之君子。余兹托迹湖山，恣情谈啸，入耳不凡，乃追寻千古，触目有得，遂裒集百家求其故，斯纪载足征核其实而纤细具备，非徒资谲一瞬，抑亦作诫数端，爰命搜奇，用补逸史。”以往诸多总集皆声称为“补正史”，“广见闻”，而此集则要为“补逸史”而“搜奇”。“逸史”大多虚实相间，奇奇怪怪，纯属娱情遣兴之作，汪云程为补逸史而搜奇，已把小说从补正史的附庸地位分离出来，说明汪云程小说观念的转变。 明代小说观念的转变不仅体现在《逸史搜奇》个别的文言小说总集中，而是带有一种普遍的倾向性，如上文所及的剑侠专题、笑话专题就多从正史中选出。再如佚名编辑的《文苑楂橘》，选自唐以来传奇小说十九种，《虬髯客》、《红线》、《昆仑奴》、《韦十一娘》、《负情侬》、《崔莺莺》、《赵飞燕》、《柳毅》、《淳于芬》、《东郭先生》等名篇都在其中；又如王炜的《嗒史》，收明末隐逸游侠故事六篇，其中多为有名的人物传记；李默《孤树裒谈》，亦多为君臣遗闻轶事，所选皆为小说佳品；洪应明的《仙佛奇踪》也多为历史上脍炙人口、广泛流传的仙佛故事，这都充分反映出编者的艺术眼光和鉴赏水平。即使是正统说教故事，诸如义关风教，有益劝惩之作，也选取生动有文采者，如宋凤祥的《秋泾笔乘》、陈继儒的《读书镜》、胡侍的《真珠船》等。还有许多集子具有较突出的消遣功能，如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胡侍的《野谈》中有不少怪异传说，焦周的《说[HT5,6]木[KG-*3]苦[HT]》、梅鼎祚的《才鬼记》均有娱目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此类总集“多及怪异之语，未免失实”，这正好从反面说明它们的虚构性特征，体现出它们的小说特质。不仅所选故事具有虚构性特征，而且还作为“主张”公开提出，如孙能传在其《益智编》“凡例”中宣称：“所采事多断章取义，其始末应述，不及致详”，“是编雅俗并收，事多舛驳，但取益人意智，真赝勿问之矣”。所谓“断章取义”、“事多舛驳”、“真赝勿问之”，强调的就是小说的虚构性。 其次从总集的外部形式上看，表现出“趋新”的倾向。“新”是小说生命的根基，明代小说总集普遍体现出追求新奇的特点。如在编排形式上，艳情类小说总集或收有艳情小说的几种书籍多半采用上下两层的编排方式，即每页分上下两栏，上栏刻一种小说，下栏刻另一种小说，如余象斗的《万锦情林》、吴敬所的《国色天香》、赤心子的《绣谷春容》、三种《燕居笔记》、以及《风流十传》等都是如此。这样分上下层的编排方式在明以前几乎未曾见过，给人一种新奇的印象。再如在小说的分类上，亦体现出明人的标新立异。小说的分类始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小说总集的分类，则始于宋李[HT5,6]日[KG-*3]方[HT]等人编纂的《太平广记》。而明代小说总集的分类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更多的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有的分“家”，有的分“部”，有的分“类”，还有的“部”和“家”或“部”和“类”在一部作品中同时出现，如《五朝小说》分“家”，魏晋部分分十家，唐人小说分两家，宋人小说只有“偏录家”，明人小说则不分家。冯梦龙的《古今谈概》分三十六部，三十六部之外又有附部，这实际上用的是二次分类法，即仿《太平广记》的分类层次。《古今说海》分四部七家，如“说选部”有“小录家”、“偏记家”；“说渊部”有“别传家”；“说略部”有“纪载家”；“说纂部”有“逸事家”、“散录家”和“杂纂家”。此书的“家数”比《五朝小说》相对集中，小说性质也比《五朝小说》要强。 再次，从所选作品的艺术性来看，明代小说总集特别注重小说的故事性、文学性，“虞初体”所选篇目充分体现出这一点。“小说”的概念已逐渐由广义向狭义转变，所选作品偏向于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选家与作家不一样，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自发的活动，或是一种情感发泄的方式。而选家的评选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目的的、自始至终处于自觉的理性状态的编选活动。明代的选家们在难以数计的各种广义小说概念的书籍中选出具有较高文学特性的名篇佳作来加以编辑评点，这是小说观念的一大进步。不仅选家是如此，就是刻书家亦如此，如凌性德翻刻《虞初志》就注意将所有评点过此书的评点大师们的评语和序文都汇刻于一编，成为汇校汇评本，尽管也有些张冠李戴，但这种张冠李戴正好反映了凌氏的艺术眼光。书中附评、序，尤其是名家的评、序，不仅可以抬高此选刻的价值，而且也能为读者进行合适的导读。如凌刻《虞初志》“例言”中说：“批评遂遵石公遗本，复采之诸名家，以集众美，使观览者一展卷，而《虞初》之精彩，焕然在目矣。”这就把读者带入了“虞初”的艺术殿堂，让读者跟随着评点家一起去领略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无穷趣味。冯梦龙评选的《太平广记钞》也是如此。他在《仙部·老子》中评曰：“安息国者，喻身心休息处。黄金还汝，欲以金丹度之，非顽金也。‘不能忍’三字，极中道学者之膏肓。所以不能忍者，由贪财好色故。阅神仙传等书，须知借文垂训，若认作事实，失之千里。”即指编造故事以垂诫世人，不能“认作事实”，涉及小说虚构性特征。还有吴大震的《广艳异编》也是将艺术标准放在首位，他在“凡例”中说：“是编覆以新裁，准其故例，微函殊旨，特著其凡”，“男宠、戚里，彼既已尽撷其芳”，“瑕不掩瑜，亦微加郢削”。其中“微函殊旨，特著其凡”是求“全”；“男宠、戚里，彼既已尽撷其芳”，不愿拾人牙慧，是求“新”；“瑕不掩瑜，亦微加郢削”是求“精”，可见明人对小说艺术的追求是很高的。 此外，以“小说”名书，在明代已很普遍。如《五朝小说》、《五朝小说汇编》、《顾氏文房四十家小说》、《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四十家小说》、《后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烟霞小说》、《名贤小说》、《藏说小萃》、《稗海》等十余种丛书性小说总集，都明标“说”或“小说”，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小说”在中国古代向来没有地位，被称之为“小道”。明人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公然以“小说”名书，这是明人小说观念进步和小说地位提高的表现。以“小说”名书，这对小说的保存、传播，对小说观念的发展、演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现存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二百种，而明代就占一半，这在中国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史上是空前的。明代文言小说总集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也大。明代所开辟的众多的总集专题和类型，如艳情专题、剑侠专题、笑话专题等各个专题，以及类书类、丛书类、世说体、虞初体等不同类型，都对清代小说总集的编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明代选家小说观念的转变和对小说艺术的重视，不仅对小说地位的提高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对明清文言小说的创作也提供了一定的艺术借鉴，甚至对明清白话小说和戏曲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大量前人的优秀作品，正是依赖总集的形式得以保存并在当时和后世社会上广泛传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明人编选的文言小说总集，也就没有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魏晋志怪志人小说、唐宋传奇小说和明代文言小说。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