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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雪域高原的那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西藏的历史文化蕴含着巨大的魅力，令人神往。正像巍峨的喜马拉雅山有时会掩映于茫茫云海中间一样，在学术研究（当然包括西藏研究）方面，有些具有厚重学术含量的研究著作，也可能由于一些种种原因而未能突现在世人面前，没有产生出应有的广泛学术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我的导师杨公骥先生的《西藏古史考》，就是这样一部不该被遗忘的著作。今年春天发生在拉萨街头的骚乱事件，再次让人们将目光投向西藏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去深思那里发生的一切及其深层根源，以及西方世界在此问题上经常怀有的傲慢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重读杨著《西藏古史考》，有助于获取消除误解、驱退曲解的事实认知和逻辑力量，自然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杨公骥（1921—1989），河北正定人。曾就读于武汉中华大学。1946年起，任东北大学（后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研室主任。1953年任国家研究生导师。1981年任首批文科博士生导师，后又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其学术著作，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1957）和《唐代民歌考释与变文考论》（1962）为代表。重要论文有《西团山史前文化遗址初步发掘报告》（1949）、《汉巾舞歌词句读和研究》（1950）、《周代诗歌研究》（1956）、《漫谈桢干——学习哲学与语言学的札记》（1978）、《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1980）等等，涉及到历史文化研究的诸多方面。他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并培养了八名文学博士。1 杨公骥先生的《西藏古史考》，著于1958年，原题为《西藏古史、古地、古俗考》。但因作者在当年秋冬之际，出现严重的脑血栓、心脏病等病症，未能完成《古地考》和《古俗考》两部分，所以这部著作从未公开发表过。1998年，在作者逝世将近十年之后，他的女儿杨若木选编出版了《杨公骥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将《西藏古史考》的遗稿加以必要整理后，收入文集中（第615—684页）。但由于该文集印数甚少（仅仅印了500册），流传不广（甚至许多高校图书馆也未存此书），所以这部《西藏古史考》几乎不为人知，远远谈不上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反响，而不像作者的其他已经发表的论文那样，几乎每一篇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此，现在确是到了提请学者们和社会各界来重新回顾这部重要学术著作的时候了。 《西藏古史考》，全篇约七十页，将近六万字。 这部著作是针对英国人查利·伯尔（英属印度政府高级官员）所著《西藏史》和《西藏之生活》两书而写的。查利·伯尔曾参与一九○四年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也是一九一三年希拉姆会议的主持者之一，他还作为英国外交官居留西藏十九年。其所著《西藏史》和《西藏之生活》被西方誉为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但就是这样所谓权威性的著作，在解读西藏历史的时候，却明显违背了科学的精神和原则。其中的要害，就是他试图用宗教活动代替西藏历史，进而切断藏民族与汉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所形成血脉关系，否认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成员的地位。 针对上述情况，杨公骥先生在前言中明确指出：“查利·伯尔虽然承认西藏是古吐蕃人的后代，‘图伯特’是‘吐蕃’的音转，但谈到西藏古史时，却避而不谈吐蕃人的种属和由来。对于西藏历史，他只肯从公元七、八世纪谈起，其故何也？为什么故意割断吐蕃的历史连续？原来，正是在七世纪前期（唐太宗市），佛教方始传入西藏。在查利·伯尔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是以‘佛教之传入’作为西藏史的开端。有时甚至先介绍释迦牟尼及其教义，然后由‘佛教之传布’转而介绍西藏古史。”于是，按照这种历史描述，源远流长的西藏古史被拦腰切断了，藏民族与汉民族自古以来血脉相连的关系不见了踪影，丰富多彩的西藏历史就变成了一部西藏佛教演变史，宗教仪节成为西藏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针对这种充满偏见的历史观，杨公骥先生指出：“藏族传入佛教，乃是七世纪和九世纪之间的事情，‘观世音菩萨为始祖’的故事，丝毫不能说明吐蕃的由来，不能成为西藏古史的材料。如果凭这些就可以形成查理·伯尔所说的‘宗教民族’，那是十分荒唐的。” 因此，实事求是地阐发历史真相，科学地考察西藏古史，说明吐蕃的由来，真实地评价西藏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就成为作者撰写这部著作的根本原因。为此，《西藏古史考》从《吐蕃考》、《古羌人考》、《古羌地考》三部分开展了全面的论述。 吐蕃，是我国古代与唐王朝同时存在的奴隶主集团王朝，其所据的地区，就是后人所说的西藏。藏族是吐蕃的后裔，藏族又名“图伯特”族，“图伯特”其实就是“吐蕃”的音转。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在《吐蕃考》中，作者通过广泛发掘《逸周书》、《国语》、《管子》、《史记》等重要典籍中的有关载述，梳理了作为吐蕃来源之一的鲜卑的发展过程，他指出：“作为吐蕃种属来源之一的鲜卑，原是古时的东胡（音为‘通古斯’），周时又称为‘山戎’。……鲜卑（古读作‘西卑’〔‘西伯利亚’即‘西卑利亚’〕）部族是由鲜卑山而得名的。古鲜卑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兴安岭一代。……古鲜卑人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汉民族的种属来源之一。”与此同时，他又结合与吐蕃同时代的唐代大量文献诗文，揭示出“吐蕃主要是由羌人构成的”这一历史情况。他指出：“吐蕃虽然是以鲜卑族秃发部的姓氏为名号，但主要是由羌人部落集结而成。……唐代的吐蕃人，乃是前代西凉人的后裔。这就是说，吐蕃人并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子孙。西羌是我国古代显赫的大部族，从有史以来便有记载，而且从未间断。……吐蕃人是羌人这一事实，甚至用不到历史文献作证，语言本身更能说明一切：今天藏族所用语言（藏语），就是自‘羌语’发展成的。” 既然吐蕃的主体是来源于羌人部落，作者在《羌人考》中结合丰富史料，对羌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了深入考索的同时，特别交待了在此过程中所呈现的民族融合的情况。他指出：“吐蕃主要是由羌人诸部落集结而成。羌，是古代中国最著名的部族之一，它和其他一些部族一起进入中国的历史时期，成为中国人的人种来源。”他特别结合《隋巢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史料中“大禹生于西戎”的神话传说，比较了藏人传说中“佛祖治水”故事与“大禹治水”故事得一致性，认为：“藏人传说中的‘佛祖治水’故事与‘大禹治水’故事在梗概上市大致相同的：两者都是‘开山导河’治平洪水的。所不同的，禹是‘辟龙门’，佛祖是‘辟喜马拉雅山’。如果考虑到故事传说中的禹是‘西羌人也’，那么便不难想见，古神话‘大禹治水’可能最初是来自羌族。而今天藏族人民中流传的‘佛祖治水’故事，显然是佛教传入西藏后形成的‘故事新编’，因为在佛典中并无佛祖治水的记载。”这就从比较文化学角度，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精辟地点明了古代汉藏民族的文化交流过程。后文更通过殷纣之际、周代、战国时代、秦汉时代、两晋时代等不同历史阶段羌族的发展演变，及其与汉族的交流融合，说明了汉部族与羌部族自古以来就是水乳交融的关系。 在《羌地考》中，作者同样从周代以来的大量历史文献入手，对其中有关西羌地区的史料，进行了捕网式的全面梳理和细密的考辨。他指出：“羌，原是‘西土之人’（《尚书·牧誓》），是‘西方牧羊人’（《说文》），居住在‘陇（今甘肃南部志陇山）、蜀（今川、青边之岷山）以西’，因而又称作‘西羌’。‘西羌’又被作为地名。公元前，人们将西方羌人的居住区域统称为‘西羌’。后来相沿不改。到十四世纪的元朝时，蒙古人称‘西羌’为‘乌斯藏’。所谓‘乌斯藏’乃‘西羌’之对音：‘乌斯’是‘西’的慢读；‘藏’是‘羌’的音转。继此，明、清时人们称‘西羌’为‘西藏’。由此可知，今天所说的‘西藏’乃是‘西羌’的音转。古时所谓的‘西羌’包括今天的青海、西藏昌都地区等地带。对于这一带地区的山川形势，早在二千九百多年前，我国的文献中便有记载。”在引证和考辨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并加以深入分析之后，作者得出了这样坚实的结论：“今天我国藏族所居住的西藏、青海一带，早在二千五百年前，便已被记述在我国古地志中。可以看出，羌人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羌地是古中国不可分的部分。” 晚清以来，由于边关形势的复杂严峻，我国学人尤重西北史地之学。诚如陈寅恪先生在1943年所说：“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2]历史已经证明了陈寅恪先生的预见是多么的深远。如果还可以略作补充的话，那么应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南史地之学同样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并且以更广阔的学术面貌和文化内涵而呈现出来。新中国的建立，为各民族的平等发展、亲密交融提供了历史的机遇。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日益加速，也为包括西部史地之学在内的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西藏研究方面，1979年以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充实扩建原有的藏学研究机构，并创建了一批新的藏学研究机构。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则是1986年在北京建立的国家级研究机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有这些，都更为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研究的深入发展。如果从这样宏阔的学术发展趋势和背景中来考察，人们更是不能不深深叹服杨公骥先生早在1958年就呕心沥血撰著《西藏古史考》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洞察力和学术预见性。 在这部著作中，囊括了从传世文献到甲骨卜辞的大量史料，论据的收集翔实而深入，几乎达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从而保证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并对所采用的史料加以认真辨析，在缜密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精辟见解，完整而深邃，令人信服。而这些，其实体现着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以贯之的学术理路和实事求是的方法。同时，其中又体现着作者长期坚持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态度，特别是以探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真谛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总之，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方法，缜密的考辨，深邃的思考，使得本书达到了科学研究的一个难得高度，能够经受住时光的销蚀而葆有其璀璨的学术光芒，直到今天，依然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这部著作从写作至今，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这是一部未完成的遗著，由于作者重病的原因，计划中的《西藏古史、古地、古俗考》三个部分，实际上只完成了第一部分，即《西藏古史考》，因而作者渊博的学识和睿智的思想，都没有能够展示过半；这是一部未发表的遗著，由于学术出版的实际困难，只在印数极少的《杨公骥文集》中占有一席之地，能够有机会对此阅读了解的人数实在太少，使其学术价值远远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所有这些，如今想来实在令人叹惋、令人遗憾！ 但是，虽然前一种遗憾，现在的人们再也无能为力；而后一种遗憾，在今天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技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环境里，其实还是有着足够的条件来弥补的。应该说，最理想的一个结果，当然是能够把这部《西藏古史考》作为一个小册子，单行印刷出版。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其中基于翔实史料而梳理出的考辨观点和坚实结论。如果退而求其次，那么我们至少也盼望收录这部著作的《杨公骥文集》能够再版印刷，总是让读者增加一些阅读了解的机会。即使以上这些一时全都无法实现，那我们也期待着这一篇小文的写作，能够唤起更多人们的注意，知道现在有这样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存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设法查借阅读，汲取其中的精义，进一步探求历史的真相，增强对西藏历史文化的了解，加深对千百年来汉藏民族历史文化交流融会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认识。这也就不负作者当年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无限辛劳了。 1 这八位博士，包括李炳海（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绿怡（现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授）、许志刚（现任辽宁大学教授）、赵敏俐（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曲德来（现任辽宁大学教授）、杨树增（现任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姚小鸥 （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以及作者本人，都活跃于当今的文史研究领域中，在学术界形成了广泛影响。 [2]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2页。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