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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书贵初刻本，因为其佳处他本不可替代。洪迈《容斋随笔》(以下简称《随笔》)的宋孝宗淳熙婺州初刻本早已散佚，现在通常能见到的比较早的版本是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续编》(以下简称《丛刊》)本。其《初笔》、《续笔》，系影印冠以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何异序的洪伋赣州所刻本(简称《丛刊•影宋本》)；其《三笔》、《四笔》、《五笔》，系影印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会通馆铜版活字本，出自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临川周文炳校刻之本(简称《丛刊•影活字本》)；其《四笔》中之卷一至卷五，出自另一宋刊本(在嘉定、绍定后)。 这次点校整理，以《丛刊》本为底本。 《随笔》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版本，其中传播比较广、使用比较多的是清穆宗同治十一年(1872)校刊、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印行的新丰洪氏十三公祠本(简称祠本)。 在利用多种版本进行深入校勘的过程中，我亲身体验到了《丛刊》本作为时代比较早的版本的可贵。 现在对照祠本，举六例说明于下。 一、祠本《初笔》卷十四《张文潜论诗》： 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妇、小、贱所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奚斯，明见于大序，可一概论之乎! 《丛刊•影宋本》“公子奚斯，明见于大序”作“公子素，明见于大序”。 按，《影宋本》是。 《毛诗正义》卷四之二有《清人》诗，其大序即谓为公子素作。唐孔颖达谓公子素乃“郑之公子名素者”。 公子奚斯亦有其人。 《毛诗正义》卷二之十二《鲁颂•閟宫》： 新庙奕奕，奚斯所作。 此奚斯即公子奚斯。 《丛刊•续集》卷二《公子奚斯》亦引《閟宫》首二句，云：“其辞只谓奚斯作庙，其理甚明。”以此诗为公子奚斯所作者为非。 据《公子奚斯》，历史上确实有人认为公子奚斯作《閟宫》。此诗是否为公子奚斯所作，是一个学术问题，而祠本等本迳改“公子素”为“公子奚斯”，是对作者的不尊重，违背了作者的原意。 二、祠本《续集》卷十一《名将晚谬》： 西魏……崔猷……曰：“襄城控带京、洛，当今要地，如其动静，易相接应。颍川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莫若顿兵襄城，而遣良将守颍川，则表里俱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足为患。” 《丛刊•影宋本》“俱”作“胶”。 此段文字，见《周书》卷三十五《崔猷传》。《周书》即作“胶”。 作“俱”，也说得通，但是不可从。“胶”有“执着”、不可丝毫分离之意，较“俱”远胜。 改“胶”为“俱”者，识见未免浅薄。 三、祠本《续集》卷十五《王韶熙河》： 偶读《晁以道集•与熙河钱经略书》，云：“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又其后有一王长官韶者，……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遂窃以为策以干丞相。……” 《丛刊•影宋本》“窃”作“穴”。 晁以道，名说之。《四部丛刊续编》中有《嵩山文集》，即为说之所著；《与钱经略书》在该书卷十一，文同《影宋本》。 《影宋本》所云丞相乃王安石，所云夏英公乃夏竦。 祠本改“穴”为“窃”，不知何以至此。穴者，洞也。这里名词作动词用，意思是，王韶在《英公神道碑》这篇文章里打开了一个小洞，自己钻了进去，把有用的东西拿出来。“穴”兼有“窃”意，但比“窃”形象、生动得很多很多。“穴”远胜“窃”，作“穴”是。 改“穴”为“窃”者，十分拙劣。 四、祠本《四笔》卷十六。《杜畿李泌董晋》： 唐……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疾病，其子廼为兵马使，欲为乱，都虞候邓惟恭执送京师。诏以东都留守董晋为节度使。惟恭权军事，自谓当代万荣，不遣人迎晋。晋既受诏，即与仆从十馀人赴镇，不用兵卫。 按，《丛刊•影活字本》“仆”作“█”，是，祠本等误。 唐有█人。唐制，节度使、大使、副使属吏都有█人，相当于副官的职务。《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凡诸军镇使，副使以下，皆有█人，别奏以从之。” █人实为武职。此处所云“█从”，即随从武副官。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董晋传》，有“晋即受命，唯将幕官、█从等十数人”之语。幕官为文职，此处特别提到“█从”，益足证明█从为副官，属武职。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一《董晋传》亦云“晋受命，不召兵，唯幕府驺█从之”。 “仆从”只不过是说一般的供役使的人，与这里所叙述的特定的紧张的瞬息万变的军事环境也不适应。 五、祠本《五笔》卷四《汉武帝田蚡公孙弘》： ［汉武］帝详延天下多闻之士，咸登诸朝，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贤兴礼，以为天下先。 《丛刊•影活字本》“多”作“方”。 按，《影活字本》是，祠本非。 ［汉武］帝“详延”云云，见《汉书》卷六《武帝纪》元朔五年(前134)纪事。唐颜师古注：“方，道也。闻，博闻也。言悉引有道博闻之士而进于朝也。《礼记》云：‘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又曰：‘博闻强识而让，谓之君子。’一曰方谓方正也。” 这就是说，“方闻”之义，包括道德、知识两个方面，而道德居首。作者赞扬汉武帝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而作“多闻”，只包含一个方面。 六、同上：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始请为博士官置弟子，郡国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请著为令。而《诗》、《书》、《易》、《礼》之学，彬彬并兴，使唐、虞、三代以来稽古礼文得以不废。 《丛刊•影宋活字本》“为令”作“功令”。 按，《影活字本》是，祠本非。 ［公孙］弘为学官云云，见《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之序。唐颜师古注云：“新立此条，请以著于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选举令。” “功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件；而“为令”实不知所云。 这些隐藏在祠本等深处的类似错误文字，从表面上也说得过去，如果不深入考察，是很难发现的。类似这种错误文字，不仅贻误当时，也贻误后代，应用《丛刊》本订正，实为必须。 二 上面提到在《随笔》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版本。这里要特别提到三种，我在进行校勘工作时，予以特别重视。 一是明抄本。 此本与《影活字本》同出宋绍定本。 《随笔》有少数自注文字，《影宋本》用比正文小一点的字刊出，《影活字本》全部删去了自注文字，大约因为在铜活字字模印刷时，没有小号的字。而明抄本自注文字皆在，遂得据以补录。这一点，我已在《随笔》的《前言》中作了说明。 这里要补充的是，其他各本也有自注文字，但偶有不准确之处，偶有脱字，而明抄本文字准确，无脱字，是校补的首要依据。 关于明抄本，下面还要说及。 二是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马元调刊本。 明人刻书，浮而不实，马氏力克此弊，作风严谨。他在刻《随笔》时，逐字逐句校核，“改定千馀字，仍缺其疑”(自序，见《随笔》附录)。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谓他收藏了多种明本《随笔》，“然其文字殊未有胜于马氏本者”，并谓马氏所云“改定千馀字者，其说固非妄”，盛赞其“精勤”。从马本问世到祠本刊出前的二百多年里，习《随笔》者，大都以马本为据。 三是上面提到的祠本。 祠本在马本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校勘，对引用的书，重点做了一些审对。祠本的组织者是洪氏的后裔。其实际参加工作的人，则是一批饱学之士，很可惜，现在已经难得知道他们的姓名。 马本和祠本中不同于《丛刊》本的文字，有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现在举三个例子： 一、《初笔》卷一《坤动也刚》： 王弼云：“动之方正，不为邪也。” 祠本“正”作“直”。查《周易正义》王弼注，正作“直”。看来，祠本核对了《周易正义》王弼注。 二、《初笔》卷四《孟蜀避唐讳》： 蜀本石《九经》皆孟昶时所刻。其书“渊世民”三字皆缺画，盖为唐高祖、太宗讳也。……前蜀王氏已称帝，而其所立龙兴寺碑，言及唐诸帝，亦皆平缺，乃知唐之泽远矣。 马本、祠本“平”皆作“半”。 三、《初笔》卷十二《曹操杀杨修》： 袁公四世宰相。 祠本“袁”作“杨”。查《后汉书》卷五十四，此四世宰相乃杨震、杨秉、杨赐、杨彪。看来，祠本核查了《后汉书》。 关于第一个例子。云“方正”，“正”也有“方”的意思。作“直”似恰当。 关于第二个例子。问题要复杂一些。说“平缺”，是否是说当唐诸帝之名的那个字的位置上空一个字，说“半缺”，是缺左，还是缺右?不知是否有依据? 关于第三个例子。这一则说的是杨修家里的事，作“杨”似合理。 在引用其他校本和校勘资料时，也偶有这样情况。 如何对待这些问题?我的作法是，第一写校勘记。第二，核查有关资料，如果很有道理，在校勘记作出倾向性的表示，不明确肯定。第三，不改动原文，留下馀地，始终处于主动位置。 这样做的目的是，把这些有价值的异文保留下来，以便学者作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总的说来，点校本具有《丛刊》本的固有特色，又保存其他各本之长。 三 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多种珍贵的《随笔》版本，再加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为考察《随笔》版本提供了优越条件。我为此付出了相当多的精力，并初步理出了一个头绪，我在本书的《前言》中做了表述。在考察过程中，发现和解决了《随笔》流传中一个重要问题。 《影活字本》卷末有一篇篇末为“周谨题”三字的重要题跋。包括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在内的学者，都以为做这篇跋文的人姓周名谨。然而稍稍仔细想一想，长时间以来，我国古代的读书人在为他人的作品或自己的作品作跋的时候，篇末往往有“谨题”二字，表示出应有的谦虚和严肃态度。这样说来，“谨”不是那个姓周的作题跋的人的名。这个问题，终于在明抄本中解决了。 原来，明抄本卷末就收有那位姓周的跋文，篇末署“周文炳谨题”，文炳”二字小写。还是和前面已经说过的一样，因为《影活字本》没有相应的小字铜模，把“文炳”二字删去了。据周文炳之文，他是绍定本的刊刻者，他在刊刻时“详加校”，以十分严肃的态度从事此书的刊刻工作。如果没有他，也就没有绍定本，也就没有今天的《影活字本》和明抄本。后人应该深深地感谢他。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明抄本具有高度的版本价值。 四 早在民国时期燕京大学引得社出版的引得系列，《随笔》即与经典古典名籍《汉书》、《文选》等并列其中。因为“《随笔》为治《宋史》及考据学者必读之书”(《随笔•引得》序)。约与此同时，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馀》一文中，节引了《随笔•三笔》卷三《北狄俘虏之苦》中金人极其残酷地虐待汉人俘虏的文字，显示出《随笔》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价值。其后，一位伟人垂青此书，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基于上述情况，《随笔》在读者和学者中已有广泛的影响，为了方便读者、学者使用，本书的责任编辑张继海先生，编了《人名索引》附于本书之后，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在撰写这篇短文时，为了查公子奚斯这个人，用了《索引》，不到两分钟，问题就得到圆满解决。我也许是受惠于《索引》的第一个人。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第1期总第41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