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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清末著名文人王闿运的诗学思想,《湘绮楼日记》和《湘绮楼诗文集》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对同样能体现王闿运诗学思想的唐诗选本则重视远远不够,即使有人提及也多是一笔带过。王闿运是清朝末年汉魏六朝诗派的核心人物,却不遗余力地多次选、批唐诗,从《唐十家诗选》、六卷本《唐诗选》到十二卷本《唐诗选》,前后历时五十多年。笔者有鉴于目前对王闿运唐诗选本认识及整理的不足,对这些选本做一考述,以期能全面展现王闿运选录唐诗的过程和概况。 一、《唐十家诗选》 王闿运长子王代功的《湘绮府君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记载了这次选诗情况:咸丰五年“选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韦(应物)、储(光羲)、钱(起)、常(建)各体为《唐十家诗选》,并加圈点、评语”。在书末列举王闿运著作时又云“《唐十家诗选》十六卷。据此可知,《唐十家诗选》选于咸丰五年,是王闿运最早的诗歌选本,比王闿运著名的《八代诗选》早四年。 现存湖南图书馆有署名王闿运的《唐十家诗选》二十六卷,抄本(以下简称湘抄本)。此书所选诗人及诗歌数量按照顺序分别是:张九龄77首、王维255首、储光羲137首、王昌龄150首、常建49首、孟浩然189首、李白286首、岑参200首、高适156首、杜甫422首,共1921首。此书亦有圈点,其中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诗有手批,共151处;李白五言古卷、长句卷和唐格诗卷前各有一段总论,概括较精辟。但此书和《年谱》所载的《唐十家诗选》有两处明显不同:首先是卷数和《年谱》所载有出入,《年谱》中《唐十家诗选》是十六卷,而湘抄本是二十六卷;其次是两书所选十位诗人中有两位不同,《年谱》所载《唐十家诗选》中有钱起、韦应物,而湘抄本则是张九龄和王昌龄。那么这本书究竟是不是王闿运的选本呢? 湘抄本首页有蔡人龙的题识,其文如下: 湘师少时所撰唐十家诗讫,未刊行,同门长辈亦无言其稿之所在者,意以为散佚久。实今年初秋来会城,遇书肆见此本,署名《唐十家诗选》,云出自龙氏。坚白兄弟皆与师厚,岂其倩周旦所录存者耶?旦不知名,盖其门客题字。及批语则师少年时笔迹也。然年谱所载十家有韦苏州、钱考功,无张子寿、王少伯,与此本不同,当是撰定之时去彼取此,不可疑为伪托也。癸丑初秋人龙。 此题识显然认为湘抄本是王闿运之选本。蔡人龙是王闿运晚年得意门生之一。“渔春(蔡人龙)在船山以治公羊有名,每发一问,湘绮常用心以答之。札记有新得,则令女佣周媪烹面以赐。后衡阳道以先生年老,请其归云湖故居,而迁弟子八人从之,渔春亦在其列也。渔春后人岳麓文史专修科,教授湖南大学,其点勘古书,手钞群籍,有师门之风。”题识中所言应该是可信的。 此书还关涉两个人,一个是周妈,湘抄本扉页书有“王闿运著唐十家诗选周旦题”手书墨字。周旦即王闿运晚年身边形影不离的女佣周妈。另一个是龙璋,湘抄本书内每页节口处皆有“甓勤斋读书日记”字样。龙璋别号甓勤,“二十三岁时中了举人,与湘潭王闿运同榜”,有《甓勤斋诗文存》。他曾写《岁暮有怀》记王闿运:“诗歌唐杜甫,词赋汉相如。一载从为客,千秋信不虚。浩园明月堕,巫峡暮云舒。湘绮追陪陵,常悬问字车。”对王闿运文学成就推崇有加。龙璋的父亲龙汝霖,著有《坚白斋集》,蔡人龙题识中所说的坚白兄弟就是指龙汝霖及龙湛林兄弟。龙汝霖和王闿运同是城南书社的学生,交往甚密,于咸丰元年和王闿运、李篁仙、邓辅纶、邓辅绎等成立“兰林词社”,且号“湘中五子”。由此可见此书所显示的两个人龙璋、周妈和王闿运都相当熟悉,他们应该不会也没必要伪托王闿运选录此书。 湘抄本中有很多批语,和《王闿运手批唐诗选》中的批语仔细对看,会发现有一些批语很相似。如王维《赠裴十迪》湘抄本卷二批为“起韵致自然”,后者卷一批“自然成文”;《登裴迪秀才怡作》前者卷三“善用遥字,是白看白也”,后者卷四“亦用遥字,此更超远”;岑参《南楼送卫凭得归字》前者卷十八“所谓能脱手弹丸,挂角羚羊”,后者卷四“脱手弹丸”。当然也有一些批语和《王闿运手批唐诗选》不相同,但意思相去并不远。如王维《送张王諲归宣城》前者卷三批“极绵邈之致”,后者卷四为“一字一珠”;孟浩然《宿松山房期丁大不至》前者卷九批“清而不瘦”,后者卷一“常语清妙”;《夜归鹿门歌》前者卷十一“清幽逼人”,后者卷七“有灵气往来”。王闿运前后数次批唐诗,而且多随手批点,湘抄本和《王闿运手批唐诗选》相距最少也有二十年,批语不同自然难免。金性尧先生提及的《湘绮楼唐七言诗选》批语就比《王闿运手批唐诗选》七言部分多出二百五十六处,也有后者有而前者没有的。王闿运自己也曾在《日记》里云:“检旧纸得诗话二条,皆胜于后说,知一人之见时有不明也。” 其次是湘抄本和《王闿运手批唐诗选》的批语风格相近,都是感悟式的随手批点,批语都多以六朝为参照标准。前者如卷一评王维《早春行》“亦缘梁陈化其使事,采蘼之辙,于简文为近”。《送韦大夫东京留守》“全仿沈休文,持典和信稍不及”。卷二十高适《奉和储光羲》“颜谢之腴,沈宋之韵”,后者卷一张九龄《杂诗》“孤桐亦胡为”一首为“学刘公斡”。王维《送别》“学(沈休文)《别范安成》之作,嫌有窠臼”。而且两书批语也都有许多关于结语的批评,前者如卷三王维《过秦皇墓》“结小妙”,卷十七岑参《下外江舟中怀终南旧居》“起悲冷,结不雅”,卷二十高适《别王徹》“风骨在魏宋间,结无致”,后者卷一批李百药《晚渡江津》“结亦悠然”,《登叶县故称谒沈诸梁庙》“结小巧而趣”。诸如此类甚多。 根据以上所言,笔者以为湘抄本应该是王闿运之唐诗选本。至于湘抄本所选诗人为什么会和《年谱》所载不尽相同,则要提出另两个问题:即《唐十家诗选》究竟何时抄录?湘抄本是《年谱》所载《唐十家诗选》,还是另有其本? 湘抄本每页节口处皆有“甓勤斋读书日记”字样,可以肯定此书是龙璋抄录。而咸丰五年王闿运选录此书时,龙璋才两岁,是不可能录存《唐十家诗选》的。更何况以“甓勤斋读书日记”这样的名字来标记的最少也得在龙璋十几岁以后,所以可以推测龙璋抄录此书的时间应该是在同治以后。而题字的周妈是王闿运在成都尊经书院教书时经人介绍做女佣的,“这时湘绮是五十岁左右”。王闿运是光绪四年到尊经书 院的,这说明周妈题字最早也得在光绪四年以后。而敢以一女佣身份让“周旦题”字样出现在王闿运选书之中,恐怕应该是在王之妾和夫人都去世之后,最起码也得在多才多艺的莫妾死后。莫妾和蔡夫人分别于光绪十二年和十六年去世,可以想象周妈题字的时间大抵是在光绪十六年之后。蔡人龙发现湘抄本时是在民国二年。据此可以推测湘抄本应该是光绪十六年之后民国二年之前抄录而成。至于周妈缘何会题字、龙璋又怎么会抄录此书等问题,则有待以后能发现关于周妈和龙璋的详细资料。 湘抄本成书是在民国二年之前,《湘绮府君年谱》写于民国十二年。如果龙璋他们没有见到过《年谱》载的《唐十家诗选》,大概不会出现有八位诗人相同而且也有圈点、批语这样的巧合。如果见过为什么会和王代功记载的不一样呢,那么只有一个解释,即蔡人龙所言湘抄本是王闿运《唐十家诗选》的最后删定本,删定时以张九龄和王昌龄替代了初期所选的钱起和韦应物。王闿运有六卷《唐诗选》和十二卷《唐诗选》,两书相距近二十年,后者就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删改而成,两书区别并不大,只有几个诗人和一些诗人的诗歌数量不同而已。而且在这两种《唐诗选》里,张九龄和王昌龄的诗歌数量都远远超过钱起和韦应物,六卷本《唐诗选》王昌龄83首、张九龄53首、钱起30首、韦应物20首;十二卷本《唐诗选》所选王昌龄75首、张九龄53首、钱起28首、韦应物21首。所以王闿运有所删改是极有可能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湘抄本可能不是《年谱》中的唐诗选本,而是王闿运曾经有所删改的另一个版本《唐十家诗选》。至于王代功为什么在《年谱》里没有提及湘抄本和六卷本《唐诗选》,原因恐怕只有他本人才说得清楚,但也不排除王代功的记载有误的可能性。 王闿运十七岁时因写“月落梦无痕”的诗句而被邓辅纶兄弟称奇,并因此结交许多当时已颇有名气的人物:邓辅纶、邓绎、李寿蓉、龙汝霖等,不难想见当时王氏的诗歌旨趣及其诗歌唱和者的审美情趣。王闿运选录此书时,大部分的时间在邓辅纶家里做家庭教师,同时开始专心治经。《唐十家诗选》以盛唐大家为主,审美倾向于委婉蕴藉和刚健质朴。从其批语已可看出王闿运以六朝为审美标准的批评特点,但对唐诗还是扬多于抑,欣赏多于批评。王闿运选录是书时刚24岁,正是年轻气盛、充满理想时期,而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专于“学人”之业——治经则使得王闿运安于平静,选盛唐之诗,只批点田园诗派代表诗人王维、孟浩然和边塞代表诗人岑参和高适,则可以想见王闿运当时的两重情绪,雍容大度的盛唐诗歌以其恬淡宁静的田园之美、心境之澄澈和雄伟豪放的山河之丽、激情之奔放恰恰契合了王闿运当时的生活和心情,当然这只是一己之见。 二、《唐诗选》六卷本 现存六卷本《唐诗选》,光绪十二年刻于尊经书局(又称蜀本)。此外还有一个版本是光绪二年刻于尊经书局,但这个版本的刊刻时间“光绪二年”值得商榷。 王闿运《重刊(唐诗选)序》详细叙述了这一次选诗和刊刻的情况: 旅京师,合同人钞选八代诗。还长沙,录选唐诗,皆刻于成都书局。《八代诗选》先成,《唐诗选》未上板,而余送妾丧归,留二百金令弟子私刻之。主着意以去取,讹误甚夥。及刻成印来,盖不可用……唐诗首卷,余仲子手钞。 《年谱》载光绪十一年“十一月莫姬卒于成都”,光绪十二年“二月先遣莫姬柩登舟,自率诸妹后行,三月还长沙”。这一情节和序中所言“而余送妾丧归,留二百金令弟子私刻之”相吻合。这说明蜀本《唐诗选》应该刊刻于光绪十二年。而且现存最早的《八代诗选》是光绪七年刊刻于尊经书局,根据序可知《八代诗选》早于《唐诗选》,那么《唐诗选》刊于光绪二年亦令人难以置信。另外一点是此书首卷五言古诗是“余仲子手抄”,仲子即王闿运的儿子代丰,《日记》记光绪七年“丰儿钞唐五言毕,院中又议刻八代诗及唐诗选本”。蜀本第一卷就是五言,这也说明蜀本是光绪七年之后刊刻。如果《唐诗选》真是刊刻于光绪二年,那么距离第二次出版相隔十年之久,十年之间据《日记》和《年谱》可知王闿运曾多次选、补唐诗:光绪六年“选唐律诗”,“选李杜高岑四家毕”,光绪七年正月“选白香山五言古诗”,三月“选唐五言古诗”,光绪九年正月“旧选绝句无头脑,自补造之,……补选唐绝句”,那么第二次出版当会有所不同,但经比较会发现光绪二年本和光绪十二年本内容完全一样。 综上所述,六卷本《唐诗选》当是刊刻于光绪十二年丙戌,光绪二年丙子刊本可能是光绪十二年丙戌之误。 《唐诗选》六卷分别是: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歌行、七言律诗、杂五言体、七言绝句。选诗数量占前十的分别是:杜甫、李白、王维、刘禹锡、元稹、王昌龄、刘长卿、岑参、白居易、张九龄。 所选盛唐诗歌最多,而诗人却是中唐最多。晚唐诗歌虽然最少,但所选诗人数量却在盛唐之上。虽仍有重盛唐之嫌,但已经完全突破《唐十家诗选》的选诗局限,选诗门径大大拓宽,选诗能兼顾有唐一代。林思进对蜀本《唐诗选》评价极高: 予尝闲览古今唐诗诸选,如唐人才调、中兴、,闲气、河岳英灵之类,大抵皆昔人一时偏赏,所寄非见有真能确然预乎宗流者也,自宋王荆公选百家诗。虽李杜韦柳有所不及,其去取之意殆不可晓,昔人回已论之,而明高楝辑品汇创分初盛中晚,其说实本之严羽,小有得失,自不能免。及锺谭《诗归》出而天下盛行。朱竹垞叹为诗亡,而明社亦屋者,此书执其咎焉。清代选家阮亭为右,然既不纯一代,且又仅及古体,姚姬传补之,可谓善已。其后沈归愚复有别裁之撰,唐诗自为一集,慎观约取,世多称之,顾独惜其提要不宏,不足以发学者之趣。嗣读王壬甫所为唐诗选,乃深叹服,以谓能尽三唐正变者莫此若矣。夫好尚异同不必人人尽如其意,此选家之无可如何者也。然取专家以窥其究竟而契乎微茫,则在学者之自为尔。王翁兹选亦犹是已。 他很准确地指出王闿运《唐诗选》的优点在“能尽三唐正变”,也就是选诗能体现唐诗流变,发学者之趣。但王闿运对此书持否定态度,认为“主着意以去取,讹误甚夥。及刻成印来,盖不可用”。其子王代功《年谱》所列王闿运著作中竟没有提及此书,可见王氏家人也不认同此书。 王闿运曾提及这次选诗原因是“小年读汉以来五七言诗,辄病选本之陋。尔时求书籍甚难,不独不见善本,且不知名”。于是在选录了《八代诗选》以后开始选录唐诗,选录时间可能是在隐居衡阳时。《八代诗选》于咸丰九年在北京选录而成,然后“还长沙,录选唐诗”。据王闿运日记可知从北京回来后守母丧一年,然后居广州,无暇治学。同治四年王闿运方才决定率家人定居衡阳西乡:“府君方理经史授句读,先妣亦躬汲爨勤纺绩,日出而作,夜分而寝,自是凡十二年焉。”这段时间王闿运专心于治经史,和家人讲习经书、诗歌。《唐诗选》的大部分很可能就是在此期间选出,但《日记》和《年谱》都不曾有关于这段时 期选唐诗的记载。而光绪四年至光绪十二年王闿运在成都尊经书院教书期间选唐诗的情况则记载甚详,这一点从上文可以看到,这里不再赘述。总之王闿运第二次选诗时间同第一次选诗一样主要在其潜心学术和教书期间。 三、《唐诗选》十三卷 十三卷《唐诗选》,宣统三年刻于长沙东洲(又称湘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王闿运手批长沙东洲刻本《唐诗选》,名为《王闿运手批唐诗选》(又称影印本)。 湘本十三卷分别是五言古诗两卷、五言律体三卷、杂五言一卷、七言歌行五卷、七言律诗一卷、七言绝句一卷。选诗数量排在前十名的诗人分别是杜甫、李白、王维、王昌龄、刘禹锡、李商隐、岑参、元稹、张九龄、李贺。 湘本是在蜀本基础上做了一些删补,删去了邶为、殷遥藩、李昌符、王鲁复、张蟥、张舷、朱庆馀、刘义、韦渠尔等9位诗人,增补了高宗皇后、皇甫会、沈溧师、崔融、阎朝隐、罗隐、韩思彦、李华、朱可久、朱仲晦等10位诗人。在诗人排列顺序上也有了一些调整,虽然两者都以时间顺序为主,但湘本改变了蜀本中帝王妃子诗人杂糅在一起的排列方法,每卷按照时间顺序先帝王妃子然后是其他诗人,符合一般选本的习惯。此外许多作者选诗数量有所改变,如王维五言古诗蜀本选19首,湘本15首;元稹七言歌行蜀本选31首,湘本11首;《有鸟》20首蜀本全选,而湘本则只录1首;杜甫七言律诗蜀本选9首,湘本23首,著名的《秋兴八首》蜀本无,而湘本则入选;韦渠尔《杂歌谣辞·步虚词》19首纯是游仙诗,在湘本中则删去未选。此外一些作者的组诗多选一两首以窥其貌。总之,较蜀本而言,湘本在选诗编排上更严谨规范。 王闿运在《重刊(唐诗选)序》中详细叙述了自己重选唐诗的原因: 八代诗则官钱所刻,版固不宜致。保山刘景韩昔应秋试,在京师见八代诗选,便欲任剞劂,及蜀刻成,刘权苏潘,又令官局雕版。同县胡子夷又别有校本。唯唐诗选但蜀缪本,逡巡便五十年矣。唐诗首卷,余仲子手钞,近岁有张生专学孟郊诗,原选本孟诗仅两首。余恐专家病其隘,乃更自补入孟诗卅首。余仍无所增,以不能出八代之外也。 王闿运因对蜀刻《唐诗选》不满,乃于多年后重新选补刊刻,他指出与六卷本最大不同是补入孟郊诗三十首。如果仅是因为几首诗和一些讹误的缘故,而完全否定蜀刻本是没有说服力的。林思进的《蜀刻湘绮(唐诗选)序》为蜀刻本辩白,指出蜀刻本和湘刻本的异同,并推测王闿运重刊《唐诗选》的原因,兹录全文: 又二十年,偶阅湘绮楼日记,见其湘中重刻自序,忽诋蜀本为劣,意颇惊诧。既展转借得湘本覆之,喟然叹曰:翁欺人哉。夫谥之为劣,疑必有其谬,不然莫可致诘者,乃足云尔。今以两书互校,诸大家中或增减一二,其余更无稍出入。最多者东野诗,蜀刻七首,湘刻三十一首。此自翁晚年学进始悟,孟作之工而补缀之耳。又元微之《有鸟》诗,吾尝怪何必入选,而湘刻仅存其一,此其得也。至如欧阳行周《玩月》诗,樊宗师《越王楼》诸篇,本各有序,蜀刻无之。是以非有所大失,而劣者何耶。然湘刻于大历后七言歌行如李端、卢允言、戴叔伦辈都无所补,而独录阎朝隐《鹦鹉·猫儿》篇,已觉不类。又加沈俭期《霹雳引》一首,时代犹且乖错,则其劣或转甚蜀本乎大。凡老师宿儒心有不快,陕中狷动,久久辄发,予闻人言翁在成都刻是选时,将归湘潭。门下有预其役者,非翁所悦。而镵名校字,翁常不平,故为此悠谬之辞。予恐学者不察而果劣蜀本也。因别白之如此,抑予生平则固甚服膺湘绮者也。华阳林思进。 本序提出王闿运重新选刊的原因是因为不满蜀本校刻者,故意托辞“悠谬”。林思进指出的这一重刊原因我们无从证之,但其对两书异同的比较是准确的。不过湘抄本毕竟是王闿运最后一个选本,尤其影印本《王闿运手批唐诗选》因为有很多王闿运的手批,从而成为王闿运的代表性选本。影印本中编者有一段话对这个选本选诗情况评价甚精: 故其选篇,门径较宽,不囿于俗见。格调高雅,风骨遒秀者固为所重,而偏诣独造者亦兼收并蓄。尚沉雄而力排粗率,重高华而深厌肤廓,斥滑熟却有取通悦,贬艰涩又颇推奇险。甚至小巧之作,只要不坠纤仄恶道,而有新鲜之感,亦在可选之列。 选本兼顾四唐,清秀幽远、雄伟豪放、小巧生新、横宕出奇之诗皆在选之列。更难以想象的是作者还选录了一些他评价不高的诗。如卷二韩愈《南山诗》王闿运批“绝无意义,押韵而已”,卷十阎朝隐《鹦鹉·猫儿篇》批“不伦不类”,沈俭期《霹雳引》的批语是“此不成诗,未知何以作此。”,这在以往的诗歌选本中恐怕少见。一般选家都是把他们认为最好最优秀的诗歌呈现给读者,因此读者在接受所谓优秀诗歌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另一种诗歌鉴赏的机会和自我辨别的能力。正如鲁迅所说:“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醴,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而王闿运选本则打破以往选本的范例,把他认为的好和不好的诗都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在世纪之末出现了极具个性化、学术化的唐诗选本,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当然王闿运这样做的真正目的乃是授人以作诗途径,不过恰恰是因为王闯运精心拣选唐诗领域中各个时期的各种诗歌,也可使后学者了解到唐诗风格的多样性,以窥唐诗之全貌,这大概就是王闿运湘本《唐诗选》的真正价值所在。 此次选诗时间根据《年谱》和《日记》主要是光绪十九年之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光绪十九年“始选唐排律诗毕,十余年未竟之业”,光绪二十四年“始检唐诗……钞唐诗”,光绪二十五年“钞唐绝句成”,光绪二十七年“孟郊诗前选太少,更钞十许首……孟诗钞毕,更补李贺诗半叶”,光绪二十八年“唐排律未钞正字,命复女湘孙成之”,光绪三十一年“复选唐七言绝句毕”。光绪十七年到光绪二十九年王闿运主要在东洲讲舍教书,讲经习礼,笔不辍耕,并再一次集中删补唐诗。虽然湘本和蜀本没有太大的不同,但依然可见王闿运治学之严谨,选诗之用心。 除了上述三个唐诗选本之外,王闿运还有一个选本是《湘绮楼唐七言诗选》,此书未见。据金性尧先生的文章《王闿运唐诗选评语》可知此书的一些情况: 数月前偶检藏书,忽见有线装的《湘绮楼唐七言诗选》,上下两册,纸墨粗劣,封里只书“先绪庚子岁刊”六字,别无刻印所坊局之名,亦无序跋,乍见以为不过是普通的木刻本,翻到次页,却有朱笔题记云:“辛亥五月,据湘绮为余手批本点一过。”又:“壬子四月,据汪四藏杨皙子本点一过。”又:“此为余集湘绮各批之本,他日更有得者,将更为适录。壬子初伏日点毕。瓶记。” 金先生称这本《湘绮楼唐七言诗选》为“谭藏本”,上下两册,刊刻于光绪庚子二十六年。《年谱》载庚子这一年十月:“新刻唐歌行选本五卷成,自校一过。”但据金先生的文章,《湘绮楼七言诗选》不仅包括七言歌行也包括七言律诗和绝句,和《王闿运手批唐诗选》相比不同的只是批语: 我将影印本和谭藏本对照后,发现谭藏本的湘绮批语,要比影印本多出很多,仅就谭藏本上卷来看,即多出二百五十六处,也有影印本有批而谭藏本无批的,只是极个别。 此书非《年谱》所载的唐歌行选本,不过根据王闿运学生杨钧记载:“《唐诗选》亦批数次,瓶斋所藏,乃湘绮之世兄所刻之《唐七言诗选》,无五言者。”可知此书曾有单行本刊刻。 有清一代,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取千古诗人操选政之难,王闿运二十多岁选唐诗,到其民国五年去世之前还在“检唐诗”“看唐诗”。历时之久,选诗之难可见一斑。王闿运在日记中也不止一次提及这一点: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孟诗钞毕,更补李贺诗半蕖,唐五言称无遗珠矣。廿年始毕功,识者宝之”。四月“补钞唐五言诗成三叶,钉完本,付湘孙,其父未毕之工也。此小小业亦经三世”。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钞唐诗五叶,所选始定,卅年功成非易,亦叹日月之不居耳”。《年谱》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亦云:“钞唐诗七绝二卷成,自是唐诗选毕,五十年未竟之业也。”从《唐十家诗选》、蜀本到湘本,可以看出王闿运唐诗思想日臻成熟,年轻时主盛唐,到晚年选诗打破盛唐,不拘泥于某个时期某种风格,不囿于世俗所见,不排斥自己不满意的诗歌,看其选本就好像在唐诗这个灿烂花园里不仅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花,也可以看到一些普通的野花,甚至杂草,唯其如此才是真实,才能让读者了解唐诗的整体面貌。 王闿运的三种主要唐诗选本都主要是在王闿运专于学术和教书期间选录而成,贯串了清朝分崩瓦解的最后几十年。其宣统三年刊刻的《唐诗选》可以说是一个朝代终结时期的一部具有终结性质的诗歌选本,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尤其是《唐十家诗选》和《王闿运手批唐诗选》中的批语,两者虽都以六朝为标准,但前者批语多扬,后者批语多抑,很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