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笔者主编的“世界华文女作家丛书”（第一辑）即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选取了陈若曦、严歌苓、虹影等十位华人女作家的小说、散文和诗集，犹如十株充满灵气的生命之树郁郁葱葱。作为这套丛书的策划人与主编，我愿意在此从文学与性别的视角去追溯、梳理一下关于“女性文学”及其批评理论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也以此来说明这套“世界华文女作家丛书”在当前出版的意义。 一 20世纪下半叶，一股名为“Feminism”（译为女权主义或女性论） 的理论思潮在西方崛起，并且声势越来越浩大，至 80 年代，终于汇成了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它与“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三足鼎立，成为世界性的三大思潮之一。至 90 年代，“后结构主义”为“新历史主义”所取代，“Feminism”却仍以不可替代之势傲视群雄，牢牢地稳占“三足”之一鼎。在当今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多元文化格局下，“Feminism”在西方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并且愈来愈显得不可替代。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麦克卢汉的话说，“Feminism”在这几十年间不断扩展的势头，“预示了 90 年代乃至下一世纪人类精神天地中一朵膨胀的星云”![1] 在妇女解放运动史上，“Feminism”在 20 世纪曾经掀起过两次浪潮，从而推动女权意识的觉醒、成熟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它最初伴随着西方女权运动脱胎而来，可以说是从现代人权运动中派生出来的一个分支。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至 70 年代中期，它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 60 年代中后期，“Feminism”主要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批评，主张妇女应当与现存的世界决裂，打破男尊女卑的政治秩序，以“姐妹关系”摆脱权力控制，在性别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分工与合作，共享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财富。“Feminism”尤其反对生物学性别差异的宿命论学说，对女人不如男人的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甚至鼓吹将性别价值颠倒过来，认为妇女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比男人更重要。它将社会的种种不公正和剥削归结为男女之间的性别对抗，并且主要归因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它把矛头对准家庭内部，将厨房和哺乳室视为妇女的“奴隶船”和“种植园”，揭露所谓“快乐的家庭主妇”只是社会编造的神话。如美国社会活动家、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上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女性的奥秘》（又译作《女性之谜》），被誉为美国女权运动的一部重要著作。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意识到，法律的平等并没有带来实际的平等，男权制性别惯例仍然压迫着妇女。女性不仅是女儿、妻子和母亲，更是一个女人! 可以说，正是由于家庭主妇的工作及其处境造成了当时妇女力求性别解放的直接动因。因此，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常常和西方形形色色的政治批判运动相呼应，鼓励妇女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此后，由“女权运动”引发的妇女问题研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美国的不少大学纷纷开设妇女研究的讲座，一批由女学者撰写的有关“Feminism”的专著相继问世。除了直接推动女权运动的发展外，这些讲座和论著还起到了呼唤和启蒙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权主义在政治批评阶段诱导出的女性心理自觉，必然要寻求这种自觉体验的符号化表现，并且在这种符号对象中返观自身。所以“Feminism”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发展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它借助于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文化原型说等理论，形成了一派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的批评主张。它并不限于纯粹的文学范畴，而是试图在文学批评中建立一种新的思想结构、价值观念以及环绕其左右的某种象征框架，给女性一词赋予新的含义。它必然要扩展女性的符号天地，建立属于女性的人文世界。 二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学批评。它有两个基本出发点： 一是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从女性的角度重新审视整个文学史; 二是确立以女性为主体的批评标准，建立女性文学的独立王国。 从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女性作家的地位一直都比较低微。直至19世纪的欧洲，女作家尚不能堂堂正正署自己的本名发表作品，如法国的乔治·桑和英国的勃朗特三姐妹，不得不署上男性笔名以使自己的作品问世。正统的文学批评当然是以男性的写作为标准，不仅常常无视女性文学的独立地位，而且还根据这一标准对女作家的创作进行武断的指责。英国当代作家佛斯特在其《小说面面观》中，曾带着傲慢而不屑的口气评论“《简爱》是一个纤弱及未成熟女子的热切梦想”，它只“是小屋而非大厦”，“我们只有把他们（指包括《简爱》在内的几部作品——笔者注）放在《战争与和平》的柱廊中或《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的圆形拱顶下才能辨认出他们矮小的真面目”。[2]且不说这几部作品的题材与《战争与和平》等巨著是否有可比性，单就其对于《简爱》及其作者的轻蔑与偏见，就足以证明文学批评的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中了。 女性的文学创作受到歧视甚至是蔑视的事实，实际上是女性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一贯受到歧视甚至打击的结果。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著名的女作家萧红曾经无比沉痛地对一位男作家说“：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3]萧红是一位具有相当敏感的女性意识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她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女人一味把自己消融于男人，那么这种牺牲只会导致女性“自我”与独立的丧失。20 世纪初叶，英国著名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就在《自己的房间》中揭示过作为一名女作家面临的困境：如果一个女人要从事创作，首先她必须有经济基础，有自己的房间，否则便无法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创作条件，因为在家庭中，女性往往必须承担哺育儿女、承担家务等天经地义的责任，而男人则可以不尽这样的义务。她指出，女性有自己独特的处境和观察事物的角度，她理应有完全不同于男性的文风和语言。倘若女作家不能摆脱男性批评标准的苛求，勇敢地探索自己独有的世界，那么，她不仅无法克服相对于男作家显露出的局限，而且还会被缚住手脚，使其自我不能得到真实的表现。由此，女性要摆脱其在文学创作上受歧视的困境，她首先必须建立女性自己的批评标准，为女性的自由创作建造一间自己的屋子。伍尔芙的这篇长篇论文，后来被视为 20 世纪初女性主义的文学宣言。 三 20世纪 60 年代后期，随着席卷欧美的女权运动的高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妇女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影响和声势也日益扩展，它开始导致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是女权主义，然后才是文学批评，它与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诸如新批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等等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并不热衷于建构与众不同的批评方法与模式，而是奉行明显的性别取向各取所需，把文学批评作为解构以男性中心文化的途径和手段之一。它有两大重要命题。 其一： 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从女性批评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学史。它倡导阅读是一种“对抗性”活动，其视点首先对准男性作家写的作品，实- 43-际上在分析这些作品之前已经确定了批评者的意图，并且要求读者保持一种警惕性和心理对抗态度。在女权主义看来，一位女性读者如果一味沉湎于小说中那些忘我地献身于爱情的女性形象（如港台言情小说中那些单纯而美丽、迷恋于“白马王子”的纯情少女），以致想入非非或进而模仿，那么，她实际上就已中了“性权术”的圈套，因为这些女性形象都是根据男人的需要塑造出来的，与其说这些人物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不如说是作者用这些可爱的女性形象掩盖了女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幸。甚至在专为孩子写的童话中，也渗透了对于女童的奴化教育。童话中的少女一般而言都是消极地等待“白马王子”降临、唤醒的人物，如灰姑娘、睡美人、豌豆公主之类，她们只有等到一个男性的启蒙、解救或青睐之后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舍此，她们别无选择。许多女孩从小在童话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将来便也在现实中希冀扮演这种被动的性别角色。所以女性主义批评家卡琳·罗薇（Karen E. Rowe）认为“：童话并非供人娱乐的幻想，而是浪漫神话的变体，它鼓励普天之下的女子怀抱共同的愿望，以便她们在父权制的社会里发挥她们的性别功能。”[4]而文学作品一旦揭示了这些隐藏在文学背后的东西，就能够帮助读者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动摇男权制的根基。 文学史上除了经典的理想化女性形象如美女海伦《（荷马史诗》）、罗敷《（陌上桑》）外，男性作家还创造了许多否定性的女性形象，诸如媚女（如《封神演义》中的苏妲己）、淫妇（如《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女巫（如许多童话中的该类人物）、泼妇（如《驯悍记》中的凯萨琳娜）等令人生厌的人物。这些人物往往面容娇好 （除女巫外）、体态迷人而又心肠狠毒，成为男人发泄对女人又爱又恨的情感替代物。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作品中的程式化人物形象进行了对偶式的分类，比如： 销魂的玫瑰/贞洁的百合;高高在上的女神/被作践的女奴; 淫荡的夏娃/圣洁的玛利亚;善良贤惠的妻子/蛇蝎心肠的继母等等，女性在文学作品中所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反映了男人对于女人的矛盾态度： 她既是男人的梦想，又使他感到恐惧;她既给男人带来满足，又使他产生厌恶。女性主义学者玛丽·艾尔曼（Mary Ellmann）在其论著《思索女人》（Thinking about Women） 中则超越了对偶式的类型划分，她针对美国作家的作品归结出较为复杂的神话类型。按照她的划分，文学作品中通常加在女性形象头上的性格特征主要有十种：无定型、消极性、不稳定性 （歇斯底里）、禁锢性 （狭隘、守旧）、虔诚、贪婪、圣洁、非理性和不可救药（指泼妇与女巫）。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破除男作家创造的关于女人的神话。为了达到这一解构的目的，女性主义批评灵活地汲取当代西方流行的各种批评理论与方法，如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的、符号学的、精神分析批评的等等，各取所需地统统用来充当解构男性中心文化的工具。其二： 确立以女性为主体的批评标准，建立女子文学的独立王国，乃至建立一种完全表现女性世界的文学。首先是抨击男性批评标准，揭示女性作家的创作困境。女性主义批评家德尔·史班德（DaleSpender）在《男人造语言》（Man Made Language）的最后一章指出，女作家自由发表其作品是20 世纪以后才争取到的权利，在此之前，只有男作家才享有公开发表作品的自由，女性只能在私下写作日记、书信和传记，其读者至多只是生活圈子中的密友和熟人。正如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一样，西方的传统观念也一向认为女人从事创作具有潜在的危及父权制社会的因素。但要想完全阻止妇女进入创作领域也不可能，于是， 男性批评给女子写作设置了种种阻碍和限制。比如，像诗歌、悲剧等高雅文体就被规定为男人的专利品，而女子只能写写供女人阅读的小说之类。男性批评标准不允许女人为男人写作。为了把女作家的影响尽量限制在女人的圈子内，父权制社会千方百计阻挠女作家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如法国的乔·治桑以及英国的勃朗特姐妹等等。 由于受到旧观念的影响而形成对于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偏见和歧视，在公众的心目中，女作家往往被作为女人来评论，而不是把她当成一位作家。20世纪 30 年代，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举成名的丁玲就曾对不怀好意者回击道“：我卖文，不卖女! ”面对批评、舆论和社会大众，女作家的写作及其作品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诸如平凡琐碎，耽于描写庸常生活，喜欢选择自传与虚构相结合的体裁，缺乏完美的艺术形式，语言修辞稚拙，不讲究谋篇布局和典雅风格等等，都被视作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缺点或短处。女权主义者则认为，用男人的标准挑剔女性的作品或衡量女作家的作品是否伟大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女性应当建立自己的批评标准。因为在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她们应当不再只通过男人的赞扬才能成为创作和批评的主体。上述所谓女性作品的缺点或短处，如果采取一个新的角度，就可以视为是女性文学中的某种特色。为什么传统的批评要指责这些特色?这与西方文学史上将文体分为“崇高”与“卑微”并推崇前者而贬低后者，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有“雅俗”之辩，“五四文学革命”之前文言对白话的排斥一样，其动机是为了阻止另一种风格与形式的作家群登上文坛，压制“亵渎”正统文学及其价值的题材和主题，实际上就是压抑女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其个人的真实感受。事实上，女作家在作品中描写自己的生活感受和经验并形成其创作特色，恰恰丰富和更新了已有的文学传统。至于女性作品过多的自传色彩，女权主义者认为，这正是构成妇女解放运动中具有倾向性的文学的主要特征。“这种亲身经历不仅仅是作为个人形象出现的，相反，‘我的遭遇’是作为对其他妇女已有的或可能会有的遭遇的一种寓言提出来的。”[5]在这些被视作自传与虚构相结合的作品中，“我”作为人物形象同样具有典型的意义。 美国女性主义学者伊莱恩·萧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在其 《迈向女性主义诗学》（Towards aFeminist Poetics）中对女性主义批评作了经典性的分类。第一类是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que）， 即“女性阅读”研究，其论题包括“文学中的妇女形象和程式化人物，文学批评中有关女性的谬误，以及由男性构成的文学史中的裂痕”，即指涉迄今为止有关贬抑、损害女性的一切文学现象。第二类涉及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即作为文本意义制造者的妇女，还涉及到妇女文学的历史、主题、文体和结构。它的议题包括女性创作的原动力、语言学和女性的语言问题， 女作家或女作家群的创作道路，文学史，还有个别作家及作品的研究。”[6]也就是说，是对“女性写作”自身的研究。由于英语中尚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术语来命名这一特殊课题，她从法语中借用了一个词语，把女性主义批评中的第二类命名为“妇女批评”。同时，她将第一类比喻为“寻找昔日罪过的”《旧约》，而将第二类比喻为探求“想象之优美”的《新约》。此后，出现了专门研究女性语言特征、女性写作风格的学术性的研究论文。 不过，带有学院派意味的纯学术性的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毕竟不大合女权主义者的胃口，她们认为，创造一种真正客观的女性主义批评根本不可能，她们也不需要这种批评。因为女性主义批评毕竟起源于女权运动，其政治目的和批判锋芒始终是其本色。女性主义批评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女性文学的独立王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主要任务是确立女性的批评标准。德尔·史班德（Dale Spender）认为，在突破男性批评的藩篱之后，女性主义批评已经开始注目于女性中心意义的构成，并着手构筑一种女性中心的象征框架。当今女作家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塑女性的自我形象，打破千百年来女性的失语，赋予女人一词以新的概念与内涵。她给予在女权运动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虚构型作品以高度评价。这些作品是文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诸因素的综合。它们正形成为当代西方女性写作的一种新体裁。女性主义批评便也由此跨出了纯文学批评的领地。 四 我之所以主编并出版这套“世界华文女性丛书”，缘于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讲授“台港文学研究”等课程，此后不断受邀出席各种香港、台湾文学以及东南亚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研讨会而一脚踏进世界华文文学圈子，不知不觉已走过 20 年的历程。 在我结识的海外华人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女性作家，我对她们的创作尤其关注。研究表明，女性作家及其文学书写，之所以凸显其性别意识，正是因为几千年来所造就的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无所不在的形态，使得女性在历来由男性书写的文学史中，成为被他人书写、塑造和代言的角色;而女性介入书写，尤其是自我书写，就意味着这种被他人书写、塑造和代言的历史的终结， 而在女性书写过程中，其性别意识及其特征会或隐或显地镌刻在其创作文本之中，这正是我对女性作家及其文学书写饶有兴趣的地方。同时作为一名女性学者，深知女人（她当然在生活中同时也扮演着女儿、妻子、母亲等角色）从事创作与研究要承受比男人更多的艰辛与困难。而那些在海外生存的华人女作家，要在母语创作上取得优异成绩并且得到承认就更为不易了。比如像入选本丛书作者之一的严歌苓，当年在美国求学期间是用“边角料”时间来从事华文创作的：一方面是为了能得到稿酬以便生存; 另一方面则是她对于母语写作的那一份挚爱、深情和锲而不舍。这一份感情，在入选本丛书的其他女作家身上也都可以明显感觉得到。所以，我对那些能够做到事业和家庭都能兼顾而且创作丰收的文学姐妹始终怀有一份由衷的敬意。同时开始约请诸位海外颇有知名度的华人女作家提供作品，她们中有： 小说家陈若曦 （台湾）、严歌苓（美国）、虹影（英国）、陈漱意（美国）、哈若英（美国）;散文家吕大明（法国）、尤今（新加坡）、吴玲瑶（美国）、蓉子（新加坡）以及女诗人谢馨（菲律宾）等，并得到了她们的慷慨赠稿。尽管在出版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困难，甚至几乎胎死腹中，但这套丛书终于还是如有神助般如愿以偿即将出版。这是我们共同的福祉和缘分。至此，“众里寻她千百度”“，为伊消得人憔悴”，终究也都是值得的。 参考文献： [1]海 莹，花 建. Feminism是什么?能是什么?将是什么?[J].上海文论， 1989（2）： 4-6. [2]佛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3]绀 弩. 在西安[N]. 新华日报， 1946-01-22. [4]康正果.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J]. 当代文艺思潮，1988（1）： 154-155. [5]（美）丹尼尔·霍夫曼. 当代美国文学[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6]康正果．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J]. 当代文艺思潮，1988（1）： 157-159. 原载：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24卷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