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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女性”与“都市”两元素在女性作家笔下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与恣肆的书写，构筑成一道另类的文学创作景观。这种景观从横向上区别于男性作家笔下“女性与都市”书写所带有的强烈男权文化色彩，从纵向上区别于此前时期女性作家“女性与都市”的选材视野与价值思考，给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带来了独特意义。 一、冷峻的自审意识和深切的抗辩意识 女性发展的障碍除了来自男权社会的羁绊，还有女性自身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在这方面的思考显得理性而清醒，在审视男权社会的同时开始审视自身。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作家们在都市的大背景下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带着冷峻的自审意识和深切的抗辩意识。这两种意识的获得与发展是女性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思考的集成化与突破性，她在质上拥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女性的自审，女性的抗辩是女性自我的呐喊，也是都市社会带给她们的新思索。 首先是对婚姻内女人的审视。张洁发表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红蘑菇》就与她80年代的思考迥然不同。故事讲述了一对夫妇梦白和吉尔冬的无爱婚姻。39岁的老姑娘梦白想要的是家，丧偶的有一大群儿女的吉尔冬所要的是钱。梦白用钱维持一个家，吉尔冬从家中尽量索取可供享受的一切。看似平静的婚姻生活内部，各自在内心深处积累的竟然是对对方的恨。吉尔冬时时刻刻在算计梦白，从金钱到精神，梦白时时刻刻在提防吉尔冬抓住机会的反击。张洁所要突出的是对无爱婚姻的反思。这种关于女性自身的反思显然在立意上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自审意识。在都市的大背景下，女人寻求婚姻的保护，寻求所谓的男人的港湾，以金钱为代价，以没有爱情为自我安慰，显然是对女性自我追求的一种否定。 女性作家在进行冷静自剖的同时，依然致力于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反抗。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在创作中着力进行一种纠偏，以争得一份话语权。徐坤《狗日的足球》一文道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失语感和女性长期处在被命名、被言说，甚至被侮辱的地位。在一场有马拉多纳参加的足球比赛中，中国队被对方先入一球，于是四万人便汇聚成一个声道开始了侮辱女性身体的国骂。女主人公柳莺震惊了，她也想宣泄自己的愤怒，却找不到属于女性的语言。终于，她明白了语言原来是由男性发明的，所有的语言都被他们垄断了，它让女性在男性的肆意侮辱与刻意贬损面前毫无反击的能力。徐坤在创作中以一种近乎悲愤的心情，表现了女性在现实中的弱势地位，以及对男权社会的强烈反抗。 如果说徐坤的反抗止步于发现，那么池莉的《小姐你早》中的女性已经开始了行动。做副研究员的女知识分子戚润物发现了做了总经理的丈夫王自力的背叛，痛苦之余，她发现其实丈夫早已腐烂得不值得她爱。于是，三个女人实施了一场对王自力的报复计划。顷刻间，王自力一贫如洗，身陷无比狼狈尴尬之境。作品以传奇般的故事道出了“女人说不，男人小心”的女性反抗，特别针对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以来一些富起来的老板、大款们，饱暖思淫欲，对女性的背叛和抛弃。池莉以一个通俗的故事道出了许多女性的心声，表达了对一些男性的谴责。 二、大胆表述女性的身体感觉与私人经验，阐释全新的性别权利关系 女作家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小说中对女性在消费社会中的生存境遇给予了极大关注。从她们的作品中可见，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在大众传媒的诱导下一部分女性开始从旧有的女性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在展现都市女性在消费社会沉沦身影的同时，女作家们也以积极的姿态探求了女性突围之途。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以大胆表述女性的身体感受和私人经验，阐释全新的性别权利关系，书写着女性文学的玫瑰色抗争之路。 女性文学创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开启了一个拥有女性纯粹话语的时代，无论题材内容，还是叙事方式，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都与此前的女性文学迥然有别。这初看十分独特却又水到渠成的女性文本的呈现，既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催生下文学领域对抗男性中心价值的反映，也在更深层面上反映出女性在“失去牢笼”之后追问自身存在，寻求新的价值认同的内在焦虑。 《与往事干杯》是陈染转入女性主义书写的标志性作品。在创作中，陈染完全毁弃了男性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界定：贞洁、含蓄、高贵、羞涩等，而以其惊世骇俗之笔直接切入对女性身体、性意识、生命体验的大胆描绘，释放出女性真实的自己。故事表面讲述“我”与父子两代两个男人的情爱故事，实际是借故事外壳讲述女人成长的故事。小说道出女人成长的信息载体，即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性体验，因为女人生理的成长必然伴随着其心理的成长，小说中“我”再不是传统文学中“性别模糊”的社会人角色，而着力展示一个沉迷于内心经验，有着自然情欲，追逐生命本能的真实可感的女性形象。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学”不再单纯指女作家创作的作品，也不单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风格”，而是一种从自觉的女性立场出发，摆脱父权制历史下男性中心话语，以鲜明的、富有挑战意味的对于女性本真经验的描绘，凸显女性主体性地位，从而构成对男性霸权话语的颠覆与解构的文学。 三、构建女性话语，书写“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源于西方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性别路线，可以理解为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社会中被误解、被扭曲之后，在对爱情幻灭之后，为获得被需要和被肯定所寻找的精神栖息地，是女性生命里别样形式的“方舟”。考察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们描写的都市女性不难发现，她们往往会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置于“姐妹情谊”的关系模式之中。尽管在她们那里，“姐妹情谊”已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话语，创作主体也并非以激进的女权主义的目光对它进行自觉地观照，但并不妨碍她们的创作。 作为摆脱父权制的压抑和歧视，在女性中形成认同感要求的产物，“姐妹情谊”是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关系，往往要比异性情爱来得持久和稳定。张欣作品中“姐妹”们的友情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雨坎坷，特别是在经历了异性爱之后，她们仍能保持一种稳固的爱恋和依携。这种稳固常常反衬出异性爱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张欣笔下对女性之间情感的倚重是与对男性的失望互为因果的。在张欣作品中，男性大都是功利的符号，我们很难找到几个作者欣赏、首肯的男性。他们往往平庸、自私、懦弱、浅薄，同时又以男性权威的自高自大指陈女人、控制女人。在名利美色的诱惑面前，他们极易乖乖就范。很显然，这样的异性爱难以产生吸引女性的魅力，特别是对那些才情俱佳的优秀女性而言。只有“姐妹情谊”才是女性们在日渐残酷的现实中唯一一片间或遮风避雨的天顶，唯一一份可以永远信赖、相濡以沫的依偎。姐妹之情可以超越爱情，亦可以超越你死我活、风云变幻的商战。 在张欣那里，如果两难相交，那么女主人公将会牺牲爱情以保全姐妹间的友谊——尽管她们经常面对的是无从分担的都市生存中的绝望。这正是《首席》中那个穿越了男性离间而彼此回护的故事；是《永远的徘徊》中那则启示；是《冬至》中那次辛酸的团圆；是爱宛在婚姻生活出现危机时每每跑到可馨那里获得的支撑和补偿（《爱又如何》）；是佳希对海之“无比真实，坦言”的欣赏与由衷的感慨：“这世界上只不能没有海之，许多话跟男人说不清，只能倒给她，总能得到净化”（《如戏》）；是沧桑历练的俐清为了将维沉从爱情幼稚病中唤醒而故意横刀夺爱（《亲情六处》）……此时“宁静的港湾”已不再是异性爱或以异性爱为主体的“家”的指称，它已成了“姐妹圈”的象征，因而我们也就理解了林子最终舍弃男友而固守了姐妹友谊的选择（《永远的徘徊》）。在两性的情场追逐中，“姐妹情谊”成为女性守住自己最后领地的堡垒和她们溺于世界苦海时自救的稻草。 四、解读商业社会，展现女性都市思考 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给女性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文化舞台。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个等候驱使指派的被动客体，她们的自我实现意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进一步觉醒和高扬。在她们身上，少有传统的依附性，也不再满足于贤妻良母的角色预设，而是要在经济浪潮中与男人们同台竞技，以努力实现自我的价值。这些女性们自立的精神，以及面对生活创痛、精神压力时的冷静承受，比之20世纪80年代女性作家笔下追寻自我价值的女性那种背负事业和家庭的十字架的沉重显然是一种新质。 身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前沿南方都市的张欣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到商潮中沉浮的女性所面临的各种命运的挑战上，对受到商潮巨大冲击的女性心理、女性情感、女性性别特征倾注新的思考和探索，注重表现现代人尤其是女性在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寻找和审视自我中寻找和审视社会，在寻找和审视社会中寻找和审视女性自我。张欣超越了都市生活的表象，走进“都市人的内心”，特别是都市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书写她们在你死我活的商业竞争中奋斗的艰辛与疲惫。其中，或表现为对女性在商潮中无所不在的坎坷失意和悲凉命运的反省与叩问；或表现为对女性历尽千辛万苦找回的“自我”在商潮中重新失落的忧患和警策；或表现为对在商潮中英勇搏击敢于弄潮、一展风采的真正的“太阳女人”的抒写和塑造；或表现为对女性价值与性别角色难于走出命定轮回的困惑与探索……以细腻、痛楚而温存的笔触展现了现代化、商业化进程中人们所体味到的那份深刻无言的创痛感与弥散的辛酸。20世纪90年代女性都市小说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与女作家们确立了与阅读市场相匹配的叙事策略有密切的关系。她们凭女性特有的敏感心理和敏锐的观察力同构性地记载下了时下都市语境下的各种具有戏剧色彩的人生片断，并尽量把情节设置得曲折生动，甚至带有离奇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下读者的阅读需求。 20世纪80年代文学和文学家处于舞台的中心，无论是刀俎还是英雄；而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价值取向的丰富使文学被挤到边缘，“价值”、“意义”、“生命”、“永恒”等“精神现象学”退出圆心。从“与时俱进”的意义上说，与其说文学失去了位置，不如说它把自己本不该负担的东西还给了政治、经济、教育、宗教。随着文学半径的外延，文学将和其他行当一样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而非精神贵族的别称。 商品时代的到来，使得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在享受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之时，也不同程度地承受着由于物的重压而带来的无所适从和精神焦虑。面对这种现实，许多作家纷纷将文学的笔触深入到处于转型期社会人复杂矛盾的内心深处。而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的一大批女作家，更是以自己贴近生命真实的情绪体验和心灵感知去关注女性、透视人生，表现出了不同于男权文化的独特的一面。 [参考文献] [1]戴锦华.“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J].文艺争鸣，1994（4）：6. [2]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1996（6）：8. [3]池莉.我写《烦恼人生》[J].小说选刊，1988（2）：19. [4]林白.记忆和个人写作[J].花城，1996（5）：41. [5]李霞.都市的太空中盘旋——论现代女性与都市的关系[J].湖湘论丛，2003（5）. [6]池莉.池莉文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7]张欣.岁月无敌——当代中国当红作家名作·跨世纪文丛 [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8]徐坤.跨世纪文丛·徐坤作品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 [9]陈染.陈染文集（1-4）[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10]陈染.私人生活[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11]林白.林白文集（1-4）[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12]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13]棉棉.盐酸情人[M].上海：三联书店，2000. 原载：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