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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是否愿意面对，当他/她开始构撰一部文学史的时候，总绕不开“历史”的影响，这“历史”特指文学史的写作历史。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女性文学及其研究的再度“浮出地表”，有关论著与史书可谓不计其数，由此积累的诸多史学写作经验，积淀而成一种看不见却也不可小觑的“气压”，萦绕在女性文学研究的历史“场域”，形成一种史学气候。它像一个永难满足的苛求者，一面希望一个史家有“突破”，一面又在拿“传统”来衡量、规范他/她，女性文学史的写作诚非易事。若非死心踏地爱上“她”，并且自身足够强大，恐怕不敢冒险越此雷池，然而挑战的刺激也在于此!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精心推出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或许就是这样的产物。看到作者任一鸣的名字，眼前浮现出一个优雅而知性的身影。毫无疑问，她是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引领者之一，至少我本人接受过她的诸多“启蒙”。从1987年开始专攻女性文学研究，任一鸣的学术生涯已有二十多年，这是她本人学术生命的黄金岁月，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发展的蓬勃时期。在《简史》编著之前，她已经出版了4部学术专著：《女性文学与美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抗争与超越》、《解构与建构》，发表了上百篇相关论文。可以说，二十多年来，她所经历的思考历程，所推出的研究成果，也折射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研究的学术成长。在不无丰厚的学术积淀之下，她又知难而上，开辟新的学术天地——专力构建一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史，即或是“简史”，也需要勇气和实力。因为这不但是著者本人的第一次尝试，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中国女性文学的“当代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对其予以关注。 一 全新的学术思潮背景，开阔的学术视野 毫无疑问，《简史》的问世得益于新时期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蓬勃发展。大体而言，新时期女性文学学术思潮的衍进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借鉴西方女性文学主义批评理论对中国女性文学作整体观照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一批西方女性主义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大陆，其中《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玛丽·伊格尔顿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权威读本。中国大陆一批学者或移植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或借鉴其思想资源、话语模式，对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作出宏观的评价。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寻找“女性文学”的历史意义及其“合理性”证据，争取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权，批判男权意识。 （二）性别视角下的女性创作批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作家创作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性别。研究界重视女作家作为言说主体的80性别身份，重新发现和理解她们的言说背后被遮蔽、压抑的女性生存奥秘。在这时期的一些研究论著中，集中体现对现当代文学中的男权意识、性别歧视的批判，对女性意识的呼唤、肯定和张扬。另有一些论者则力图揭示女性文学创作所具有的“性别”特征，进而积极建构超越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诗学”。 （三）文化视野中的女性文学多元价值阐释 新世纪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研究作为曾经风靡欧美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给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批评资源和范式。“女性”的角色内涵被重新认定。女性文学与消费文化、时尚文化、身体文化、媒介文化、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成为21世纪女性文学研究关注的新点。女性文学的多元价值得到了多维度的挖掘。 在此背景下，《简史》综合吸收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确立了以女性文学代表文本阐释为主型，兼顾女性文学思潮与美学风貌的写法。既突出由女性文学文本主体构成的感性文学“史”，又突现女性文学思潮发展史之“论”，力求“史”与“论”相结合，文化批评与美学批评相结合，“文本”、“思潮”、“审美”融为一体，尽可能地勾勒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史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规律。经由对文本所做的细读式批评，揭示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中国”意义。即“她们的文本不仅表现了对中国女性性别境遇的深层文化思考，也表达了对中国社会、历史、民族、阶级、阶层、家庭、个体的文化思考，显现了女性文学与中国现实、文化、历史渗透融合的丰富异质。”[1]5因此，避免将细读式的文本批评降至单纯的“名作欣赏”，努力追求批评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是该书的难点，也是对研究者的文学修养、理论素养以及“发现”与“表述”能力的综合考验。细读全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册兼有灰色理性之思与粉色女性情怀的史著，①是经受住了这份考验的。 二 恰切定位，有效阐释 《简史》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它的编写体例。体例乃一书之“纲”，纲举目张。本书并未拘泥于以时间为经、创作题材为纬的通常构架，而是采取了横向解读女性文学文本与女性文学现象，纵向勾勒当代女性文学思潮发展轨迹的坐标轴，形成考察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的风向标，为全书的恰切定位与有效阐释提供了可能。 （一）定位：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衍进 正如有学者指出：“女性文学是不是现代性的新文学”，“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起点。”[2]91“女性这一概念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女人基于人的觉醒而改变、超越封建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这种强制性命名和塑造，表现在由他者、次性的身份到作为人的主体性要求。表现在女人由依附性到独立性这一精神的艰难蜕变。”[2]96毫无疑问，女性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是“女性现代意识：女性性别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1]6以此为圭臬，现代文学30年，我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经历了“五四”的若隐若现、自在朦胧时期，三四十年代的政治化功能化时期，到40年代后期，更呈现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不同话语空间的众声喧哗多元并存的现象。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起点也在于寻找阐发其“现代性”的丰富异质——性别文化启蒙精神。 对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当代”状态单独观照，《简史》首开先河。“当代”应包含两个基本向度：时间向度与价值向度。“当代文学史”在大陆史学语境中的时间含义，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迄今为止在同一时间发生的文学现象，就《简史》而言，时间指向沿用了目前史学界的这一共识，即1949年迄今的中国女性文学历史，空间地域上则包括了港台女性文学和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时间上截至2006年。但本书更强调其“当代”的“现代”价值向度。换言之，支撑本书结构的基本观念是“现代性”特质在当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渗透与衍进。《简史》对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发展态势的描述立足于其现代性的衍进过程，显示论者独具的史识与评判分寸。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工农兵文学被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共同方向，在众口一词的时代气压下，女性文学与“五四”人的文学同时被阻遏，女性文学以顺应时代潮流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方式与工农兵文学一起发展，政治性被突出放大，人性现代性被遮蔽萎缩，直到“文革”十年中被推向极端而走向反面。基于此，《简史》以一章的篇幅描述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女性创作，重点揭示这一特殊时期压抑之下的女性文学“潜在写作”，用心良苦。当代女性文学浮出历史地表的80年代，成为作者关注具有“现代性”质的当代女性文学之真正起点。随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女性与女性文学成为当代文学中既有别于男性文学又有别于妇女文学的现代性的女性文学。到80年代中期，当代女性文学在其发展中所具有的“开放性、开拓性、批判性，形成其性别主体意识的现代性衍进”；[1]790年代，个人意识和个人化写作作为一种鲜明的思想风貌、智慧风貌出现在女性文学中，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化写作，使90年代女性文学呈现出真正多元的丰富的发展态势，女性主体位置的探寻和建构正以个人的多种方式展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当代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作者勾勒出“性别主体意识的现代性衍进轨迹”和“文学美学风貌的现代性衍进轨迹”。 （二）阐释：重返文学场域，回归文本细读 近年来，女性文学研究通过“拿来”与借鉴西方文艺批评方法，取得诸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也陷入一些误区，出现某种偏颇。例如：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偏爱表达女性经验的文本，视女性经验为至高无上，漠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对社会人生全方位多角度的体验与思考，批评视野有失偏狭，有陷入“生物学模式”的危险；在进行文本批评时，将文本抽离出具体文学历史语境，孤立地作性别的、文化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解构式批评，在借鉴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的同时又沦为这些理论的“注脚”、“佐证”。对文本思想文化意义的“敞亮”遮蔽了对文学艺术价值的阐释，偏离了文学的本体属性，忽视了接受者的文学感悟能力和审美需求，热衷于高蹈的精英式研究。针对这种现象，许多女性文学研究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反思，呼吁重视对经典的纯文学批评。《简史》在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上重返文学场域，注重文本的细密解读，首先细致发掘当代女性文学文本中蕴含的性别主体意识的现代性生成，从十七年时期在夹缝中生存的女性意识（1章），到80年代出现的“时代感应”（2章）、“爱的尊严与权利”（3章）、“传统性别角色的文化质疑与抗争”（4章）、“女性性别的认同与自豪”（5章）、“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审视”（8章）“关注底层”（15章），“衍进”的轨迹通过文本分析（以小说为主）得以映射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审美风范”（6章）、“女性话语”（9章）、“‘个人化’写作向度的开拓”（10章）、“女性（主义）文学的建构意识”（14章）、“超越性别的性别书写”（16章）的分析，也勾勒出当代女性文学文学美学风貌的现代性衍进轨迹，并挖掘现代中国女性写作的经验与传统。在西方文学理论“众声喧哗”包围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近20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热衷于政治批评、文化批评、社会学批评、菲勒斯批评等“外部”批评，批评意义误入“性别对抗”的歧途之际，作者的史著显示出可贵的学术风范，既持拿来主义的坦然姿态，又秉中西互惠的亲和立场，坚持形式分析与意义阐发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其所着力呈现的是每个文本的独立意义和价值，坚持研究主体对研究方法的选择自由，举凡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女性主义批评的性别视角、叙述学的结构分析法、精神与心理分析、文化批评、解释学，均可作为文本批评的“武器”。其原则就是“有效阐释，为我所用”——根据不同作家作品，灵活采取不同的批评方法；在文本、作者、读者、客观世界四个批评要素中，以文本为主型，综合考察作者、读者、语境诸因素，在维护文本文学性的前提下，实现多重视角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一言以蔽之：为文本寻找最恰切的研究方法。这样的努力，可能有助于女性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纠偏”和“修正”，也会给后来者带来诸多有益的启迪与思考。 注释： ①该书封面设计独具新意：浅灰色的云头图案在外，浅粉色的花团置内，烘托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的书名与作者，笔者以为巧妙地隐含了该书灰色理性之思与粉色女性情怀的兼容，颇具情趣。 参考文献： [1]任一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J].文艺研究，1998（1）. 作者简介：郭剑卿（1964-），女，山西大同人，大同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批评。 原载：2010年第6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