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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世纪 90 年代女性作家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如池莉、方方、毕淑敏、张欣、迟子建等中青年女作家，在文坛上登台亮相频繁出击，她们以出众的才华、独特的艺术感觉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对社会多方面进行表现，尤其是对女性在当今社会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以及各式各样的心理历程进行了大胆的审视和思考，并在各自的作品中试图设计出有异于传统的结局，从而掀起了一股面目全新的女性文学浪潮，为90 年代文坛平添一道秀丽风景。 客观地说，90 年代女性文学得到了惊人发展，作品数量之多，达到了历史之最，随之而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对这一阶段的文学事实的分类、描述和阐释也各不相同。但是尽管90 年代女性文学成就骄人，但在形态上呈现出的是不成熟性、未完成性和全方位的开放性，生机勃勃而又矛盾、疑义丛生，需要不断修正、调整自己前进的步伐。本文试图通过对 90 年代部分女作家女性题材小说和女性文学批评倾向的分析，来思考与探讨 90 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几个话题。 一、女性意识的分析 “但愿人人都能冷静下来，认真地从女性文学中读出她们那一份不同于男性的、深长而痛楚的生命体验，她们对于爱与善与美的呼唤的焦灼。惟其如此，才能让男性与女性同时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不光有男性那粗砺、坚硬、喉结上下窜动翻滚的声音，还有女性那纤柔、细腻、充满弹性与充满质感的声音于无声处坚忍不拔地响着。”（徐坤《因为沉默太久》） 这种鲜明、自觉的女性意识，在突破了以男权中心文化传统为核心的历史岩层后，浮出历史地表。女性意识确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痛感女性自身受压制的漫长历史，产生对于男权的质疑、诘问，以至于实施解构、颠覆。在台湾作家李昂的《杀夫》里，女人林市被丈夫凌辱得精神崩溃后，在恍惚中举起杀猪刀，把丈夫砍成了肉块——这一举措带有明显的文化意味。它体现着觉醒后的女性意识呈现出一种对于男权中心的毫不妥协的决绝态度。 女性意识对男权中心的解构，是有其理论渊源的。20世纪蓬勃发展的西方文论，流派迭出、花样繁多，从其数量而言，能自成一家的理论不下四五十种。每一种理论在创立之初，为站稳脚跟，扩大影响，对其它理论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在解构主义那儿发挥到了极致。在理论形态上，西方女权理论吸收了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的诸种成分从而使自己体现出一种对男性霸权、男性话语的颠覆与解构，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的实质乃是解构主义。 以女性意识为基础、核心的女性文学的出现，使得文学视界、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也使得文学迈出了向着完美方向发展的重要一步。然而，过分的女性意识又会产生一种性别屏蔽。推翻男权中心，进而建立女性话语秩序，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霸权——女性霸权，抑或女性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一味排斥男性是否就是人类美好图景？我们可以看看张洁的《方舟》，主人公是三位刚强的女性，她们事业上屡屡受挫，生活上更是一塌糊涂；在她们的“方舟”里，弥漫着一种凄风苦雨的氛围。“方舟”的意象，象征着她们的生活状态——无所依傍的漂流。在这篇小里，唯一的亮点是给了梁倩以极大帮助的局长夫妇，这对夫妇恩爱、默契、和谐。这个细节的设置是很有意思的，作家也许在暗示：两性和谐才是人类生存的美好图景。 事实上，男女双方如阴阳二极，无论过分强调哪一极都会导致对另一极的压抑，从而带来整个社会文化结构的失衡、扭曲。解决两性关系的途径不应是性别霸权，更不应是双性对峙，而是双性和谐。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也需要男性的帮助，只有两性和谐，人类才能有更大发展。 然而，至少是从目前的评论界来看“，双性和谐”还只是一种虚幻的、一厢情愿的乌托邦。一些女性研究者“她们”对“他们”（男性研究者）采取了“拒绝对话”的态度，在反对男权中心文化传统时，对许多具有真理性、代表性的男性批评也一概骂倒。如此看来，“他们”（男性研究者）与“她们”（女性研究者）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正是当前女性文学及批评发展潜在的一大阻碍因素。如果说属于“精英”范畴的批评家们都不能以冷静、理性的态度对待女性文学，那么女性文学确实前景堪忧。 二、挑战男权文化的思考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都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王绯揭示了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性爱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虽然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文本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 1988 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反男权话语到 90 年代更加极端，它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她甚至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说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90 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但是 90 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 三、发展方向的探讨 当90 年代最为年青一代女作家开始寻找女性自我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开始了对女性自我的欣赏与审视。这种欣赏与审视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为的是力求排除男权话语的影响。 但是，任何封闭都是相对的，也是停滞的。无论是在创作还是评论上，一味的封闭只会给女性文学自身带来伤害。女性写作在实现了对外部世界的疏离后，转向对个人女性心理世界的开掘与深潜，可是，由于视角的狭窄，这种开掘越是深入，受的限制会越来越大，可写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女作家们在对外部世界表示了漠视、对立甚至决绝后，内心充满的却是徘徊、惶惑与无助。 因此，“向内”虽然是女性文学的特色、特质，更是其基本的立足点之一，但却不应是它唯一的姿态。源于个体的女性生命经验的表达是女性写作至为重要的部分，可远不是全部。一己胸中的悲欢怎能代替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在“向内”的同时，女作家们也应“向外”，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天空与大地、社会与人生。在这方面，较远的如张爱玲，较近如王安忆、张抗抗们的创作，既基于女性自身又不囿于“女”字，而是上升到更高层次，实现了对整个社会和人生的观照与穿透性把握。 此外，面对 90 年代女性文学的，是社会 / 男性各种各样复杂的目光和表情：有鼓励、支持的善意目光，也有窥视女性生活不怀好意的目光，有男性及男性批评家们不屑一顾的目光，也有面对已确立起自身存在的女性文学的那种怅然若失、不想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尴尬表情。90 年代女性文学就是在这些目光与表情的伴随下蓬勃发展，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存在，并对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经历了由男性社会的“异类”而转化为经典后，在女性文学理论与批评日益成为一门学科之后，它似乎步入了象牙塔之内而无暇顾及当下广大女性切身、现实的前途与命运，悲哀与欢乐。从创作上看，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笔下那种既有钱、又有房子，还有大量空闲时间的女性内心体验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呢？那些数目最为广大的下岗女工、打工妹、农村妇女的“私人生活”和她们内心的“战争”，有谁去注意呢？再从实际情况来看，今天的中国女性批评仅仅作为一种研究文学的理论视角而存在并被使用，其原来的使命——关心女性命运，促成女性的解放与发展似乎已退居次席。这种结果的前半部分是女性主义者所喜欢的，而后一半则是女性主义者所不愿见到的。不过，这个结果却是男性社会预料中的最好结果。强大的男权社会以其不动声色的姿态，无声无息地消融了女性主义来势汹汹的攻势。在此意义上，90年代女性主义及女性文学的骄人战绩正是在男权社会的默许和引导下取得的“，她们”是失败的胜利者，“突围”成了男性津津有味地观看的一场表演；在经过了努力与拼搏后，“她们”得到的不过是一次失意的凯旋。 因此，女性文学进行冷静、清醒的反省和切实、深入广大女性实际的创作与批评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未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才能真正肩负起解放、思考妇女前途和命运的使命，才能真正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向完美方向发展。 本文对90 年代女性文学有关话题的探讨，远谈不上全面、深刻，甚至有可能“一叶蔽目，不见森林”。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大家都承认的事实是：中国女性文学在历经数千年的漫长旅程后，以20 世纪现代女性作家的群体觉醒和90 年代女性文学的“爆发式”景观为标志，已牢固确立了自身的存在。90 年代女性文学所存在的诸种问题，所面对的挑战与困境，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今天整个文学所面对的。在社会、文化大转型，社会各种要素重新分化组合，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今天，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女性文学以至整个文学该采取何种姿态、何种策略来积极应对，才不至于落伍于时代，并以自己的力量使社会向着完美方向发展？这是许许多多以文学为事业的人们，以及更多的关心文学的人们都在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晓明.反抗与逃避：女性意识及其对女性的认识［J］.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2）． ［2］徐绍峰.颠覆与重写［J］.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4（6）． ［3］［德］波娃.第二性别［M］． ［4］郑国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J］．东南学术，2003（2）.93 原载：《社科纵横》2010年1月总第25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