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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炮火强迫打开中国大门之时，中国都市在畸形中快速发展，而都市的急剧发展也为女性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正是城市化进程把女性从“闺房”中解救出来，让她们摆脱了男耕女织的农业田园社会，都市极大地缓解了社会对个人尤其是女人的控制，为女性的解放提供了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五四”之后，受新思潮影响而觉醒的女性，怀着对爱情的幻想和男女平等的信念走入都市。她们勇敢地追逐真爱，却在世俗功利的都市文化中纷纷对男性失望；她们大胆解放自己被压抑已久的冲动和欲望，却在都市文化消费的熏陶下，成为欲望的对象；她们卑微地迎合男权文化准则，却在男性社会冰冷无情的现实面前，失却了女性的尊严。 一、勇敢而苦闷的风景线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启女性欲望叙事和性心理描写先河的女作家当属丁玲。丁玲在早期的小说中描写了少女细腻隐秘的性心理，演绎了都市女性对社会与男性期待与失落交织的复杂情感。正如同时代评论者方英所说“：丁玲所表现的Modern Girl的女性姿态……表现着一种广大的时代的距离，反映着中国的近十年来的社会，是怎样闪电般地在变革，以及这些变革了的社会形态又是怎样地转变了近代女性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她们生活上的一种强大的旋风。”①经历了“五四”思想洗礼之后的都市对20世纪的女性来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在男权文化之下匍匐了几千年的中国女性，一旦发现都市可以带给她们向往已久的平等和自由等权利，便怀着难以言表的渴望走向都市，追求自由平等。莎菲女士（《莎菲女士的日记》）是经过“五四”的洗礼，在城市过着“自由”生活的知识女性，她执拗地追求爱情，追求人生的意义，却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莎菲因肺病在旅馆养病，好朋友只能在生活上照顾她却不能理解她，苇弟对她的爱能慰藉寂寞，却是懦弱的，只让她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她被具有“中世纪骑士风度”的凌吉士所吸引，却鄙视他仪表堂堂的外表下庸俗市侩的人生哲学——“赚钱和花钱”。莎菲无疑有着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她蔑视男权文化加在女性身上的种种性别禁锢，毫无忌讳地渴慕爱情，勇敢地追求情欲。她的叛逆，不仅在于“从旧式大家庭中跑了出来，到‘新思想’发源的都市来寻找理想，更在于她与男性的交往，显示了对凡夫俗子的蔑视和女性从未有过的自尊与傲然”②。但她一方面沉湎于狂热的性爱幻想之中“，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睛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到来”；一方面却感到有沉入纵情声色的危险，这种矛盾的心情在一次接吻中达到高潮，同时她也把自己推入了绝望的深渊“，我是给我自己糟蹋了”。莎菲的形象反映了那个时代都市女知识分子的苦闷，茅盾说：“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③莎菲的苦闷属于20世纪初正在觉醒的中国都市女性，作为“五四”时代的新女性，她们勇敢地冲破传统礼教与道德的束缚，渴望在都市中寻找真情，但凌吉士式的及时行乐让她对都市生活满怀失望的悲哀。莎菲最后的命运是“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的剩余”，觉醒后的新女性在都市寻求真情，但都市商业化的男人，忽视真情，看重享乐，是都市金钱价值观的体现者。莎菲们感到无限的失落，她们在都市中找寻真情而不得，找到的只有灵肉交战的苦闷和男性对金钱、功名和肉欲的追崇。她们在个性解放的号召下勇敢地追求纯真爱情和婚姻自由的愿望最终化为觉醒后的无望与苦闷。 另一部分都市女性在异性中找寻不到真爱，只好从同性之间寻求慰藉。《暑假中》（丁玲）表现了独立女性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她们没有倾诉苦闷之处，只能从同性之间寻求安慰。她们都是不屑于嫁人或嫁不到人的“独身主义者”，由于难以抵抗性觉醒带来的情欲骚动，她们同室而居，同床而寝，其恩爱情形远在一般异性夫妻之上。这些同性恋是封建性别禁锢之下人性畸变的产物，同时也是在都市寻找不到男性的真爱之后对男权文化的绝望抗争。 “五四”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广泛吸取了西欧民主思想，因而自由、平等、民主、个性解放成为一种最为先进而激进的思潮。对于女性而言，解放便是恋爱自由、自主婚姻。但受过新式教育，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女性只知道个性解放，却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男女平等。当她们怀着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冲出旧式家庭的束缚，走向广阔的社会追求美好的爱情时，才真正领略了男性社会的不平等和欺诈，陷入孤独苦闷的境地。女性觉醒后的第一次勇敢突围在都市男权文化的合围中转化为女性的苦闷与迷惘。 二、华丽而悲悯的风景线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都市尤其是租界城市，复制西方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特别是在1930年之后跻身国际大都会的上海，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杂糅使其成为一个与传统中国城市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都市。茅盾《子夜》的开篇就展示了这样一幅现代工业城市的景象“：外白渡桥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撞击出的“碧绿的火花”、浦东“巨大的怪兽”似的“洋栈”“、庞大的NEON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与都市的生态图景相对应的是文学文本中出现了一大批迥异于传统的女性形象——摩登女郎。她们往往被描写成美丽、聪颖、气质高贵的化身，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玩男性于股掌之间，显示了“性”的独立。新感觉派是描写摩登女郎的圣手，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女性充满欲望的肖像描写处处皆是“：肢体虽娇小，但是胸前和腰边处处的丰腻的曲线是会使人想起肌肉的弹力的”（刘呐鸥《风景》）“、特别是那从腋下发源，在胸膛的近边稍含着丰富味，而在腰边收束得很紧，更在臀上表示着极大的发展，而一直抽着柔滑的曲线延伸到足盘上去的两条基本线举得是无双的极品”（刘呐鸥《礼仪和卫生》）……这些女性的外貌描写一反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而更加的西化。随着西方都市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为传统的审美标准所不容的女性肉感特征，成为“现代女性”的标志。女性形象是从男性欣赏把玩的角度刻画的，她们美丽动人充满诱惑，女人的身体及各个部位完全处于男性凝视之下，只是为了男性的凝视而存在。但她们是失语的、沉默的，她们唯一的声音就是男性注视下的身体表演，女性身体成为男性欲望和追逐的对象，成为纯粹的满足色情想象的“物”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生命形式和价值。它可以是任何一个女性的身体，而不是某个具体的自我，更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主体意识。我们无法将这种女性身体的表演上升到女性解放的高度，对于都市女性而言，混乱时期的中国都市提供给她们的只有性道德松弛的两性交往空间。这些女性形象大多是舞女、交际花，她们丢弃了道德感，不愿承担家庭角色，而又不甘将自我放逐出都市享乐的生活方式，难免沦为都市的消费品，成为都市刺激、奢华、肉感生活的华丽装饰。 在茅盾的“蚀”三部曲中也有一批新潮的女性形象，她们在都市受尽男权文化的压迫之后，选择放荡纵欲的生活方式或者以性为武器向男权社会展开报复。孙舞阳直言不讳：“我有的是不少粘住我和我纠缠的人，我也不怕和他们纠缠；我也是血肉做的人，我也有本能的冲动，有时我也不免----但是这些性欲的冲动，拘束不了我。所以，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章秋柳喜欢新奇，狂欢纵欲，甚至想尝试妓女的生活，她认为女子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让一个男子匍匐在脚下，然后一脚踢开。都市女性天真的爱情幻想破灭之后，不再真心对待男人，不再接受道德观念的约束，以性爱取代了爱情。慧女士怀着爱情的憧憬，把初恋和贞操都献给了自己的初恋情人，却被无情地抛弃，沉重的打击毁灭了她的爱情理想和人生信念，从此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男性进行报复。在她那所谓的满足了一时“本能的冲动”后，是心灵深处所受的沉重创伤。 “五四”之后，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都市在为人们提供方便、丰富的物质享受之时，也释放了人的本能欲望，对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的追求成为时尚，人们的价值尺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的贞操观有所松弛，都市性爱的空气渐渐变得自由，旧有的社会伦理道德日益消解，保守的性爱观念在新思潮的冲击之下岌岌可危，在新的秩序建立之前，呈现出一种混乱的性爱状态。但是相对增强的性爱选择自由并没有给摩登女郎带来多少幸福，而性爱的商品化却随着都市文化的发展而泛滥，女性的身体作为男性欲望的激发者，成为与男性交流的唯一语言，进入公共领域的躯体“，成为社会现象，躯体的自主、独立和完整性就遭到破坏”④失去主体性的女性是满足男性潜在欲望的他者，她们在都市中迷失自己，成为都市游戏中被男人玩弄的风景。女性觉醒后的第一声呐喊在都市的夜色笼罩中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靡靡之音，这或许是女性解放初期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三、世俗而苍凉的风景线 在“五四”之后的女作家之中，张爱玲可谓一枝独秀，她把“五四”以来女作家所描绘的爱情“神话”世俗化，以写实的风格向我们描述了20世纪40年代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展示了她们面对生存产生的不安全感，以及由这种不安全感所产生的焦虑，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女性在都市中找不到出路，最后只好把自己的命运依附于没有爱情的婚姻。婚姻成为女性生存的条件，而非爱情的归宿。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不仅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更为深刻的是表达了强烈的女性自审意识。 尽管妇女解放是“五四”思想解放的重要一翼，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之下，女性很难在文化观念层面改变和对抗男权文化的力量。波伏瓦曾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了的。”⑤社会文化所反映并塑造的女性气质不可能超越于被历史规定的女性形象，深入骨髓的传统文化使女性很难改变对男性的依赖，安于自身的女奴地位而不思改变。在很多的小说里，张爱玲通过对女性婚恋生活的不幸和她们自身安于不幸之中而不思反抗的故事，来寄寓自己深刻清醒的女性意识，反思民族文化心理，审视都市女性思想中积淀着的传统男权思想。在《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梁太太贪慕虚荣和金钱，渴望奢侈的物质享受，自愿嫁给一个快要入土的老富翁。多年来的性压抑使梁太太的心理畸形发展，对于求助于她的侄女，梁太太以物质享受作为诱惑，终于使侄女葛薇龙渐渐沉沦，陷入奢华的物质享受而不能自拔。葛薇龙最终沦为妓女，成为梁太太骗钱骗色的工具。梁太太的婚姻没有任何父母包办的性质，反而带有很强的自主性。作为女作家，张爱玲真正了解女性在都市社会的生存处境和她们所受的压力，商业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便是消费，在物欲横流的都市中，没有稳定经济收入的女性没有消费能力，只能沦为被消费的对象。女性解放没有给她们带来真正的解放，反而为她们依赖男性提供了便利，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帮凶。她们不但用黄金的枷锁锁住自己，还锁住了亲人的幸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顶住都市旧家庭的冷漠眼光大胆地与第一位丈夫离婚，并始终不放弃择偶再嫁的自主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白流苏算得上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都市女性，但她骨子里却依然残存浓厚的男权思想，把婚姻看作一种寻找人生保障的必由之路，她跟范柳原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所以她一定要想方设法让范柳原娶她，而不能“白牺牲了她自己”，白流苏谋求爱情的根本目的是谋求生存。从这种“自主”之中的不自主中，我们看到了爱情在世俗面前的苍凉与无奈“，五四”新女性为了恋爱自由冲出家庭，为了婚姻自主进入家庭，进入家庭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吃喝住穿、养儿育女等琐碎而又现实的事情。“聪明”的女性从传统中继承了依赖男人的思想，这不仅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更大程度上是女性对男权文化的认同与迎合。长期受男权文化影响并依附于男性而生存的女性，把男性社会对她们各方面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甚至是道德评价的标准，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依附男性而取得生存的权利成为省力而可取的生存之道。 现代女性与传统女性具有相同的古老命运除了积淀着的男权文化心理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文化环境。都市中消费文化的蔓延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观念，使旧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迅速萎缩，塑造着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这一塑造的过程中，物质享受对都市新潮女性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女性在自我解放中逐渐迷失自己。她们认识到现实的冷漠，把美好浪漫的爱情变成了更为务实的冷冰冰的交易。女性自身也沦为都市的消费品，她们通过消费自己来获得自身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奢侈的女性消费品。都市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文化背景，但世俗社会的琐碎与冷漠又让没有经济基础的女性继续依赖男性而生存，都市女性自立而平等的神话最终沦为了一道无奈而苍凉的风景。 结 语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呼声冲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清规戒律，从追求独立人格的都市女性焦灼而苦闷的情欲，到追求性爱自由的都市女性充满诱惑的身体，再到追求务实的都市女性以婚姻作为生存的资本。我们看到新旧杂糅的近现代都市，依然是男权中心的社会，在都市文化取代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都市商业文化和传统男权文化的混合之下，女性第二性的文化内核依然被保留下来，男女两性的关系基本上由男性确立。觉醒后的新女性在都市的不同选择演绎了娜拉出走后的不同生活，但不同的选择带来的确是相似的命运，从中可以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都市女性与男性及男权社会纠缠不清的关系：苏醒后的女性意识从迷茫到碰壁到最后臣服，在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又螺旋式地投进了另一个藩篱。在冰冷无情的社会现实面前，女性意识显得那样不切实际，无足轻重。文学文本中女性独立而明媚的风景只能依赖于社会的发展和整个文化环境中女性意识的提高。 作者简介：葛延峰，文学硕士，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焦雪菁，西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 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7页。 ② 钱虹：《文学与性别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19页。 ③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第2号，1933年7月15号。 ④ 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8月第1版，第158页。 ⑤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中国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37页。 原载：《现代文学》201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