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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2月举行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上，徐瑛编剧的《门客》《说客》和易立明担任舞美设计或独立执导的戏剧作品引起了戏剧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虽然他们专注于不同的创作领域，但在艺术追求上却呈现了诸多相似之处：不去附和大众的审美风尚和欣赏趣味，努力将自己对社会时代、人性的思考融入到戏剧创作中，探索属于戏剧本真的东西，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主流商业戏剧的艺术道路。面对当下戏剧演出存在的诸如片面强调舞台视觉效果而忽视人的表演，过于追求肤浅的娱乐效应而轻视人文思想的传达等问题，如何让戏剧真正回到它自身的特性上来，二人的戏剧创作为深入研讨这些问题提供了切入点。日前在北京剧协举办的徐瑛、易立明作品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戏剧界人士济济一堂，就二人戏剧创作得失展开探讨，希冀为当下戏剧创作提供一些参照。 舞台的奢华之风 是对戏剧本质的背离 导演林兆华说过，艺术上对他帮助最大的是易立明和濮存昕。身为北京人艺舞美设计的易立明正是以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舞台建构，协助林兆华拓展舞台空间，实现其自由戏剧理想的。他的舞美设计不事张扬，以空灵、简洁、凝练为追求，摒弃奢华的铺张和过度追求视觉景观的创作风尚，努力寻求传统与现代的诗意统一。在他看来，现在的舞台美术快成装修队了，一味迎合观众的审美趣味，失去了艺术探索的方向感，如此下去，最终只能损害戏剧本身。 戏剧是表演的艺术，其最主要的特性就在于演员与观众之间活的交流。演员的表演是舞台艺术的核心。舞美要为演员的表演、要为戏剧思想的传达服务，而不能取代或脱离表演。从粗粝压抑的《哈姆雷特1990》到空旷洗练的《说客》，易立明的舞美将演员的表演放在突出位置，并配合剧作情感、主题的传达，实现了舞美设计、导演意图与剧作思想蕴含的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艺术个性的缺失。易立明的舞台空间不仅有他的创造、思考，更有对戏剧艺术的自觉追求。舞台不仅要为表演服务，还要成为戏剧意义表达的一部分，让观众的思维创造参与进来，实现舞台整体意义的传达。导演林荫宇认为，易立明的戏剧并不仅仅求一个玩形式，也不仅仅是取悦观众，而是在舞台调度每一个细节的处理上都有自己的诠释，有自己对人物精神的理解和独特呈现。如这次带来的《阅读〈雷雨〉》就突破了《雷雨》原作所固有的一些形式，对人物、主题进行了新的创新性理解。而广受好评的《说客》，则突出空的空间理念，完全借助演员的肢体动作完成了空间的转换和情感的传达。剧中，空灵的舞台、精准且富含韵味的表演与悠远旷达的音乐浑然一体，以静制动的方式，剥离了群雄争霸的纷扰，在没有战乱场景的舞台上呈现了兵荒马乱的历史变动，烘托了浓郁的时代感。 历史剧要有对历史的 认知、把握和思考 在向来争议较多的历史剧创作上，徐瑛的“春秋三部曲”(《刺客》《门客》《说客》)独辟蹊径，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话语体系。他不受历史拘囿，依托春秋时期的历史大背景，从战乱纷争、贤人志士、忠义善恶杂陈的时代表象中，确立自己观察、解读历史的角度。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天平之间，他更专注于人性真实的开掘，力求从中抽离出对当下有价值、与自身感受相契合的东西。历史剧创作只是一种姿态，重要的是能够从历史中吸收什么样的合理因素，给当代观众带来哪些有价值的思考和共鸣，这是徐瑛创作的主要出发点。如《刺客》《门客》两剧都选择了“复仇”的母题，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合乎逻辑、人性内涵的拆解。通过对“复仇”行动本身价值的追问，揭示出隐含其中的人性悖谬，进而为当代观众提供思考。 《说客》呈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国纷争、兵荒马乱的故事。一个巧舌如簧的孔子弟子子贡身负国愿游说四方，不料却挑起一场大战。当身边的亲朋因为战争的贫困相继离去，只有他独自苟活，虽为自己的国家免去一场灾难，但让更多的人饱尝战乱之苦。那一场千年之前的游说是对是错？这种内心的挣扎成为几十年来子贡心头挥之不去的愁绪。该剧的叙事张力源自行为动机与行为效果、道德伦理与现实选择之间的悖论。子贡师承孔子，但为了使自己的国家不受欺凌，他选择了用不道德的方式将战争引向他国，实现自保，用“不道德”的方式实现了孔子所强调的仁义道德。在并不复杂的历史叙事中，剧作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具有现代性思维的文化命题。剧评人李静认为，徐瑛恐怕不是关心历史真实的问题，他更关心内心真实的问题，他选择的是一个心灵的戏剧，而不是一个在社会历史范畴内的历史描摹。戏剧研究者傅谨指出，徐瑛是站着仰视圣人，一方面他对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智慧和人生哲学是充满着敬意与尊重的；但他是站着仰视，在敬重的同时也去认真思考，这些东西对历史来说究竟够不够。他认为，徐瑛的作品里有基于对历史的认知、把握和思考，其历史叙事的背后始终都包含着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一种描述。这应该是我们历史剧创作值得借鉴的。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7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