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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戏曲创作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剧作家，郑怀兴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30多年来执著于戏曲创作，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质量很高，得到专家和观众的好评。研究剧作家，探讨戏曲创作规律，对走向21世纪戏曲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12月3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剧本杂志社、福建省文联主办的郑怀兴剧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现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刊发。 ──编 者 刘 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 郑怀兴是新时期以来著名的戏曲剧作家，30多年来他先后创作了数十部戏剧作品，涉及莆仙戏、高甲戏、京剧、豫剧、汉剧、晋剧、歌仔戏、评剧等多个剧种。他的剧作题材领域涉及现代戏、古代剧和历史剧，他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戏剧创作主要是现代戏，但给他带来声誉与影响的是历史剧创作，像《新亭泪》《傅山进京》等，都是得到艺术界同行和广大戏曲观众好评的剧目。他的剧作给我们的阐释空间非常广阔，是研究郑怀兴剧作的一个重要领域。郑怀兴的历史剧多是根据历史上的一段公案、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改编而成，对这些历史公案、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为创作者的郑怀兴，真正能够深入到历史时空中，与历史人物同歌哭、同欢喜、同颠沛，体悟了他们的命运，也思考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对人物的体悟与历史的思考中，郑怀兴的写作激情被激发着，笔尖流淌出历史的兴亡与沧桑。他的历史剧感情饱满，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又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凝重而不淤滞，瑰丽而不乏朴素，总能激起观赏者的无限想象与情感波澜。穿梭于历史时空中的郑怀兴，时而像一位高蹈的诗人，时而像一位犀利的解剖者，时而像一位洞察秋毫的观察者，将一代代历史化作笔底春秋呈现在我们面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历来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关注戏曲发展现状。新时期以来，郑怀兴的剧作是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的，相信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会积极推进戏剧创作和剧作家的研究工作。怀兴是一位真诚的人，创作中充满着热情和激情，他的作品和人物，也都是他思想和智慧的凝结。他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和豪情，更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今天，我们研究他，研究他的剧作，不仅是研究他剧作的艺术和技巧，更是研究和学习他对戏曲的执著和奉献精神，他是为戏剧而活的人，更是因戏剧而快乐的人。希望通过这次研讨，我们能看到怀兴更多更好的戏剧作品。也希望通过这次研讨，看到其他剧作家更多更好的作品。 范碧云(福建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郑怀兴是福建剧作家群体中当之无愧的、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也是福建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实力派剧作家之一。他的剧作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和当代意识，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因此，他也被戏剧界称为善于思考的剧作家、忧国忧民的剧作家。早在1982年，他的《新亭泪》，为历史剧创作勇于突破开了先河，该剧摆脱了传统戏曲的忠奸斗争、政治斗争的套路，以戏剧诗人的眼光和哲学的头脑将世道沧桑、人生奥秘与天地大化贯通起来，对东晋内乱作了立体的透视和审美思辨。之后相继创作的历史剧，无不蕴涵着剧作家对民族精神的无限敬仰，寄托了创作者的人文情怀和他对生命价值的追寻，以及对历史、人生、人性等方面的哲思。并且，他将目光投向传统文化，为抢救、恢复莆仙戏的传统表演艺术不懈努力。同时，他关注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创作了《鸭子丑小传》《阿桂相亲记》等现代戏。 郭汉城(戏曲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郑怀兴是一位很有才华、剧作质量又很高的剧作家。他的戏很多，很值得研究。我只就他的历史剧简单说一说。他为什么写历史剧？据他说，他写历史剧有时代的感觉，也有历史的启示。我觉得历史剧不要为了历史而忘掉现实，也不要为了现实而牺牲历史，而是要从历史剧里面介绍历史经验。据我看到的郑怀兴剧作，是根据这个原则创作的，有着对历史的思考，他的这个历史思考，与今天的现实是贯通的。他先是对此段历史做了很好的研究，有着自己很好的看法。他是尊重历史的，并按照艺术规律尊重历史，是符合艺术真实的，不像我们看到的别的历史剧。我非常肯定郑怀兴的戏曲创作，特别是历史剧。我也希望剧作家在文字方面，再向民间这方面靠拢，语言可以再民间化一点。古代的戏曲作品文学性很高，舞台性也很高，我觉得田汉就是这方面的榜样。我们要个别地吸收民间的东西，使舞台上更好看些，能够把戏曲本质的东西体现出来。 曲润海(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 我感觉郑怀兴是一位忧患戏剧家。戏曲从来都是忧患的，没有说戏曲升平，看元曲，看明清传奇，哪个好的戏曲是歌舞升平的？没有。郑怀兴剧作所塑造的人物情怀深深铸就了郑怀兴的忧患意识，表现为多个方面：有的是对国家民族兴亡的忧患，有的是对道德伦理沦丧的忧患，有的是对知识分子能不能守住道德底线的忧患，有的是对剧种剧团生存状况的忧患。有的历史剧，把本来没有的事捏造出来，但恰恰是捏造的部分最为动人。他的剧作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非常鲜明，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就看到的31个郑怀兴的剧作，想到了如下七个问题：第一是吃饭和读书，第二是创作与道德良心，第三是忧患与守望，第四是怪与不怪，第五是百态人物与清淡风情，第六是参差的唱词与铿锵的念白，第七是书案与舞台。 王评章(福建省艺术研究院院长)： 郑怀兴是当今最重要的戏曲作家之一，他30多年的创作都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进行的。他在戏曲中起着一种带领推进的作用，特别是在当今戏曲创作比较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他继承了陈仁鉴等人创作的一些特点，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是福建戏曲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一位创建者，他把鲤声剧团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在形成闽派戏曲特色中起着一个核心、中坚的作用。怀兴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独立个性的剧作家，他的作品总是伴随着对人生、对人性、对时代的思考，他的创作总是伴随着内心的焦灼，是他生命的一种表现。他是一位非常纯粹的剧作家，30多年来一直不倦地进行创作。 王安葵(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 一个剧作家的成功，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个是他的作品能够得到广泛的演出、能够收到观众热烈的欢迎、能够在观众中间广泛地传播；另一个更重要的标志是剧作家能够塑造出有价值的、能够传之久远的艺术形象。这两点，郑怀兴都做到了。他的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不断地上演于舞台，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最近几年，怀兴的创作又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可以说是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他塑造出了许许多多有价值的艺术形象，特别是他笔下的古代文人的形象，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创作领域，如上官婉儿、傅山、许微等，可以看出他对古人有深切的理解，他笔下的人物跟他自己发生了心灵的共振，也因此能引起读者、观众的心灵共振。我觉得怀兴的各个剧本都值得做深入地研究。一个剧作家塑造了这么多有价值的艺术形象，在中国戏剧史上值得书写一笔。他写作的过程，也经过了一个与读者、观众不断交流、不断磨合、互相理解的过程。作家写剧本，不能满足于案头剧。它要在舞台演出，演出以后，要和观众进行交流，所以剧作家写剧本，即是自己情感的抒发，同时又要适应观众的需要。另一方面，剧作家又不能一味地迁就观众。所以优秀的剧作家，他一方面要体味到广大观众的审美需要，写出来的剧本能够为观众所欢迎；另一方面有时又要对观众所流行的观念进行挑战，他要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潮，引领一个时代的艺术风尚，在仙游县老剧作家陈仁鉴身上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我觉得剧作家敢于向观众的习惯观念挑战，他本身一定要具有雄厚的艺术实力，一定有他对历史、现实的深刻理解，这样他的挑战才可能被观众所接受。所以我觉得怀兴的创作过程，一边要适应观众，一边又要有新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跟观众之间从矛盾到统一，到互相理解，这个复杂的过程，也很值得研究。所以说，怀兴的剧作和他的创作过程，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当然也包括怀兴自己写的理论。我认为剧作家的理论有很突出的地方。当代许多剧作家都写了很多理论文章。他们的理论有自己独特的角度，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这为搞戏曲理论批评的人，研究创作论的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源。怀兴所写出的戏曲理论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除了这些之外，怀兴的成长、成功，跟一个很好的文化环境非常有关系，这包括老一辈的文化遗产，包括现代父母官对文化艺术的重视，以及福建非常好的理论环境。 薛若琳(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怀兴在理论文章中讲到历史剧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时说：“我们要尊重历史的精神真实，同时又要进行大胆的艺术虚构”。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我认为他所说的尊重历史的精神真实是尊重历史本身的真实，而不是拘泥于某个历史事件的真实；他说的进行大胆的艺术虚构，就是展开翅膀，充分发挥剧作家的想象力。他的历史剧创作，也正是沿着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如《傅山进京》有两大事件，第一个是雪天论字，第二个是午门朝拜。午门朝拜确实是历史真实，但事实是县官把傅山连人带床抬着进京的，但舞台上不便如此处理，就改为骑着一头瘦弱、蹩脚的毛驴；那么雪天论字，尽管是傅山与康熙没有的事，但为什么怀兴要发挥想象创作出来呢？就是为了要体现出历史精神的真实。也就是说，历史上可能没有，但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会有，因为傅山与康熙的确在思想、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这正是不拘泥于某个历史事件的真实而进行的创作，并且成为了本剧很大的一个看点。完全拘泥于历史某些事件的真实，是写不出好历史剧来的。我国古代的历史剧很多，有人统计历史剧占有一半。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是很少的。比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是公认的比较严格的历史剧，但我统计，它重大的问题起码有八处不符合历史真实。但是我们也承认它是一个好的历史剧。包括明代的《鸣凤记》、清代的《桃花扇》，如果较起真来，对历史剧能够挑出很多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载。我认为，只要历史剧符合历史本质的精神，或者如怀兴所说的历史精神的真实，就是好的历史剧。我理解的历史本质的真实，就是历史大框架的真实，历史大背景的真实，历史大趋势的真实，历史可能性的真实。历史剧的真实与虚构，是它的核心问题。焦菊隐曾经提出来，说是“没有历史真实就超出了历史剧的范围，没有虚构就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怀兴创作的历史剧，在历史真实与虚构的问题上，处理得非常好。 邓兴器(中国文联原副秘书长)： 阅读完怀兴主要剧作后，我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怀兴剧作对人的关注。或如王评章所言：“怀兴的创作焦点是对人的心灵状态、人格的成熟状态的关心。”我觉得这一点即包含在他的创作理念与认识论之中，也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及方法论里面，甚至可以说是怀兴为人为艺和面对世界与人生的一种态度。从创作理论上讲，怀兴坚持了文学就是人学的原则；从创作实践上说，坚持了以人为本，把人当做人看。怎样看人、对人、写人，的确是戏剧创作的核心问题。田汉说：“成功的艺术都写的是永远的人性。”我们注意到怀兴的剧作，无论是他自己有感而发，个人创意的作品，还是应外界剧团、友人的约请的命题作文，触发他痴迷的冲动、兴趣和灵感，都首先来自于对人的发现。怀兴在他由感而发的原创作品中，很少写人们所熟知的重大题材和显赫人物，但怀兴偏偏就能在这些陌生人、陌生事中找到、发现能够与他、也与我们对话、沟通的所思、所虑，这是心的感应，用心的寻找。怀兴喜欢看书，他笔底的许多人物都是来自书中。他的读书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知己与知音，他的写古人、写他人，也实际上是在写自己。只有这样，他笔底的人物才是与他自己生命融为一体的有意味的形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深情而深准的开掘，是怀兴的拿手好戏，也是怀兴剧作的一大特色。但是，他的部分剧作也存在着用典过多的弊端，这是以后应该避开的。 郑传寅(武汉大学教授)： 怀兴剧作不跟风、注重文学性建构的特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曾在《新时期戏曲文学创作的成就与缺失》一文中提到他的几部剧作，用来证明改革开放30年来戏曲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后来在山西开《傅山进京》的研讨会，见到了怀兴，与他有了面对面的交流，他的谦和、朴实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怀兴的戏曲创作，是在戏曲不再是主要娱乐样式、戏剧生存面临困难的后戏剧时代展开的，但困顿与挫折的背景并没有遮蔽他多数剧作的光芒，他的剧作大多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可以说，他是在后戏剧时代创造了戏曲文学创作的奇迹。我认为怀兴的剧作是我国当代戏剧特别是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戏曲创作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他的剧作不仅辐射到全国的戏剧舞台，为全国多个不同的剧种所扮演，而且登上了大学的讲台。他的创作，可以说对当代戏曲文学创作具有一种积极的引领作用。怀兴的剧作文学性较强，有很多剧作即是舞台性很强的演出台本，也是可供阅读、经得起推敲的文学精品。他的剧作充满深刻独到的人文关怀，人物形象富有时代性和个性，难以重复。语言洗炼、准确。我以为历史剧创作代表了怀兴创作的最高水平，他的历史剧在现实关怀与历史存在的关系处理上提供了新的经验，他即克服了借古人影射现实、把古人现代化的弊端，也避免了戏说历史、不顾历史的规定情景以至于后无古人的弊端。怀兴的剧作昭示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文化语境的巨大变化，是健全、平和、开放、宽容、多元文化心态的一种艺术呈现，是对曾经长期笼罩在我国当代文学艺术界的那种褊狭、极端、封闭文化心态的一种矫正，具有比较深刻的文化意义和时代精神。我国当代戏曲文学在文坛地位边缘化的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但根本性的改观还没有到来，这与近代以来一批文化先驱对所谓旧曲的蔑视和鞭挞有关，这种带有明显偏见的批判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影响到学界特别是文学研究领域对戏曲文学的接受与传播；同时也与近代以来戏曲文学创作热衷于为某些演员展示绝活搭建平台、忽视文学性建构的创作模式和习惯以及文学大家对戏曲文学的疏离有关。怀兴、郭启宏、魏明伦等一大批新时期戏曲作家摆脱了这种创作模式，注重戏曲文学剧本的文学性建构，因此他们的创作对自清代中叶以来戏曲文学在文坛地位边缘化的趋势有所扼制，他们已经是当代文学名家，理应和曹禺、老舍等剧作大家一起写进我国当代的文学史和中国戏剧史。 周育德(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 郑怀兴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剧作家，他的戏很有魅力。他是一位有实践又有理论的戏曲人，剧本写得好，又有很多理论。他的剧作推出了好几位获得梅花奖、文华奖的演员。我觉得郑怀兴剧作的文化定位，是行走在雅俗之间，总的倾向是向雅文化靠拢。中国戏曲艺术的本质是属于俗文化的范畴，是大众文化。但现在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向雅文化靠拢是一个大趋势。怀兴的剧作正向雅文化靠拢，主要表现在：一是戏曲题材的选择，大部分是历史题材，需要从历史文献中寻找题材，这是雅人之所为；二是戏曲主题的人文主义思考；三是戏曲人物的选择与刻画，他的很多戏里都塑造了文化人，并对人物作文人式的心理开掘与解读，如傅山、康熙、侯文甫等都是这样的人物；四是文学语言的运用，他的剧作语言舞台与案头皆善。不过，有些剧作存在让人看不懂的问题，用典过多，比如《荷塘梦》，我看了一晚上，也没有看明白。我想，戏曲的雅俗共赏，还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李春喜(中国文联研究室原副主任)： 上世纪80年代前期，是怀兴戏曲文学创作的高调亮相，或者说是高水平的亮相，主要表现在他的历史剧创作摆脱了历史事件的外部叙事而走向了历史人物的情感和内心深处，探讨历史人物的内心和历史发展的共振关系。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怀兴戏曲文学创作的一个积累期，或者说是一个平台期，在这时期，他的创作表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如《荷塘梦》《神马赋》等等，使得人们对怀兴的认识突然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2000年以后，是他戏曲创作的突发期，或是高峰期，有很多优秀的剧作，如《傅山进京》等。怀兴是站在当代戏曲创作颠峰之上的少数几位戏曲作家之一。怀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创作成就：一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与不懈的实践；二是他的永远不变的人格魅力；三是他非常严谨的创作态度；四是他的戏曲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舞台性。 刘文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 郑怀兴的剧作应该是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他不愧为新时期引领戏曲文学发展的标志性人物。我对他的历史剧印象非常深刻，他的剧作能够做到雅俗共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这与他的追求、素质不无关系。我认为，他取得如此成就，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的身份去研究历史，如《傅山进京》的创作，他说他阅读了大量的傅山资料；二是以一个精通戏曲舞台艺术奥妙的艺术家的智慧塑造舞台形象，使他塑造的舞台形象即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又有鲜明的性格特点；三是以一个思想探索者的情感去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赋予历史人物行的灵魂和人文思想，这也是他的历史剧能够达到如此高峰的重要方面。 吴新斌(福建省剧协副秘书长)： 郑怀兴身上有一种天真、率真，令人极为可爱的东西，甚至还有一种不变的童心。他是一位不随波逐流、不轻易迎合、就范的剧作家，有点近乎傅山的形象，甚至有时一意孤行，敢于坚守自己的艺术主张。他有自己的艺术良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他不是为钱而写戏。他迷恋世俗、迷恋民间的东西，他心里始终充满怀念意识。他是寂寞人读寂寞书，平常人写不平常戏、精彩戏。他不固步自封，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君子情怀，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作品有一种大气、大义、正气、豪气、荡气回肠的东西，他的创作是骨子里面流出来的，所以能够打动人。 苏 涵(集美大学文学院院长)： 我一直是把郑怀兴的戏剧创作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量的：一是1980年代以后，戏剧作家群体以强烈的戏曲文学精神的追求和文学艺术的追求奠定了这个时期戏曲文学的重要价值，但是这种重要价值还没有被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所容纳；二是同样的时期，福建曾经有过蜚声全国的戏曲作家群体，那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典型意义的群体，郑怀兴是这个群体中最优秀的代表；三是在戏曲整体并不景气的背景下，他和其他优秀的剧作家们对戏剧文学精神的追求彰显的戏剧文学在当代戏剧艺术格局中的作用和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考量他的《红豆祭》《傅山进京》《青藤狂士》三个历史剧，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他在三剧中提出的奴儒与狂儒这两个概念，以及通过戏曲对这两个概念的特殊解读。这是他的作品中间所表达的最重要的思想意义，尤其是在当下艺术不再追求意义的时候，这种意义的追求非常重要。当戏曲没有文学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戏曲家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何玉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郑怀兴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书写了自己的戏剧人生，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戏剧创作潮起潮落的壮阔局面。近10年以来，郑怀兴依然处于创作的高潮期，与前20年相比，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前期多是写宫闱之争的政治历史题材，而近10年来则是转向了描写文人的内心世界；二是前期多是为莆仙戏演员写戏，而近10年则冲出了地域限制，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创作舞台；三是把早期戏剧创作的那种强烈的鲜明的哲理性、思辨性和浓重的忧患意识不露声色地遮蔽起来，藏在戏剧的深处，用戏剧人物的行为、戏剧结构的张驰起伏、戏剧情节的自然演进、生动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对主题、对艺术理想的追寻；四是戏曲语言很口语、又很文言，在追求用语的流畅、通达、易懂的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内涵。我认为，郑怀兴的戏曲创作题材可以再拓宽一些，应该有一部书写历史与时代进程的史诗性的作品。 陈维光(山西省文化厅国家一级编剧)： 郑怀兴在《王昭君》《上官婉儿》两部作品中，不仅演义了传统文化中女主人公的传奇人生 ，更多的是从人生、人性的角度揣摩当事者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心路历程。关注这些女性作为一个人的命运，她们的情感愿望、心理需求这也是当代观众和读者所关注的，可以产生共鸣。 叶之桦(厦门市文联副主席)：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郑怀兴创作的第一个喷发期，那么2000年之后，是郑怀兴创作的第二个喷发期，他非常密集地创作了引人注意的作品。我认为上官婉儿的形象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如果此剧创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而且她面临的是一个气节的问题。我认为《上官婉儿》在郑怀兴的历史剧中，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赓续华(《中国戏剧》杂志副主编)： 怀兴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作品以《新亭泪》《晋宫寒月》《鸭子丑小传》为代表，让我们看到了郑怀兴在历史剧、现代戏创作上的功力；二是上世纪90年代，以《叶李娘》《乾佑山天书》为代表，特别是《叶李娘》推出了莆仙戏标志性演员王少媛；三是2000年以后，以《傅山进京》《寄印传奇》为代表，他的作品开始走出福建。怀兴忧患意识特别强，他走出福建后，开始给自己松绑。我认为在他的剧作中，还可以更有点情趣，给我们再创作一部喜剧作品。 谢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 人文品格与民间情怀，原属于不同的文化层面，但在郑怀兴创作的莆仙戏剧目里，获得了和谐统一。郑怀兴的莆仙戏剧目，不管是新编历史剧，还是现代戏，都呈现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哲理内涵，裸露出鲜明的人文品格。郑怀兴在鲤声剧团工作了30多年，与鲤声剧团同呼吸，共命运，为剧团奔走、呼吁，试图重振剧团的生机。他特意为剧团整理改编的《叶李娘》《蒋世隆》，凝结着他为传承莆仙戏传统艺术所付出的心血，体现出他对莆仙戏艺术无法割舍的眷恋之情。看待郑怀兴剧目创作，既要重视他的人文品格，也不能忽视他的民间情怀。两者不能偏向一面，而要重视两面，力求全面。古老剧种莆仙戏为郑怀兴创作构建了独特的艺术平台，而郑怀兴也以高质量的作品回报莆仙戏给予他的创作灵感和艺术滋养。郑怀兴的民间情怀，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境下，具有积极意义。他的莆仙戏剧目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和哲理思考，不仅维护了莆仙戏在戏曲界的知名度，而且提升了这一古老剧种的文化品格和美学意蕴，推动了这一剧种在新世纪的生存与发展。 张 静(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就身份而言，郑怀兴既是编剧，又称得上是研究者。他的历史剧，是通过戏曲这种形式，找到表述自己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看法的办法，是将个人关注和认识的历史、人物、事件放大了，立体、动态地呈现给人看，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作品，与自己的内心对话。就区位而言，无论是福建，还是仙游，在中国版图上都只占东南一隅，但其无疑为郑怀兴这个“蜗居乡野的村学究”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他居于乡间，胸怀天下，半隐的生活状态，使其作品一方面有清静之士的清醒，一方面则在凌云之气中亦有尘世之心。就剧种而言，对于莆仙戏这一剧种，郑怀兴以主人而非过客的心态，多年潜心耕耘，以优秀的剧目表达了自己对于一个剧种的责任心，而莆仙戏、鲤声剧团，又作为一种不可多得的资源，为其作品提供了广阔而稳定的舞台。郑怀兴的剧作题材多样，而正如昆剧编剧张弘所言，一切题材都是关于人的题材，剧本是一剧之本，在剧本中以人为本，对人的内心开掘是无限的，期待郑怀兴继续不断向笔下人物的内心开掘，也继续不断向自己的内心开掘。 郑怀兴(国家一级编剧)： 我是一位很荣幸的人，很荣幸生活在仙游县，这个县是一个传统文化非常深厚的县。又得到了莆仙戏著名编剧陈仁鉴的指导，并受到了莆仙戏众多著名编剧的抬爱，才使得街头巷尾都议论《新亭泪》。再就是认识了北京一大批戏曲理论家，他们对我是很关爱的。我虽然已经60多岁了，还是想继续写戏。我还有很多题材可以写。戏曲如果能够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我们的戏曲才有希望，现在这种社会风气还没有形成。我希望以后年轻的编剧能够超过我，那样，中国的戏曲才有希望。 (李志远根据录音整理)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7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