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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下的戏剧研究没有问题意识：了然于要研究什么，却茫然于为什么研究，缺乏对于时代命题的感受和回应能力。其后果是，戏剧研究始终把自身限制在“技术性”的层面，所谓的“戏剧研究”不过是“戏剧史”的描摹，不能为这个时代提供思想的基础，在公共知识场域既没有自己的声音，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不应该成为戏剧研究的应有状态。正是在这种以“专业主义”为尚的戏剧研究学风之中，我们看到了周宁先生新近出版的《天地大舞台》的知识贡献和学术意义。 《天地大舞台》的知识生产覆盖了二十多年，其中的每篇论文都秉持了与我们这个时代面面相觑的品格，因此它本身就可以视为一部鲜活可感的知识档案，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不同时代的问题脉络。从关注的问题和理论资源上看，这本书包括三大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周宁先生在为“比较戏剧学”构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过程中，提供的跨文化、跨社会的比较分析框架；90年代中期，周宁先生开始思考戏剧艺术中知识/权力的建构与解构机制，为戏剧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文化研究范例，大幅度地拓展并刷新了戏剧研究的书写语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愈演愈烈，“西方”已经成为中国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戏剧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亦不能例外：本土与全球的复杂关系格局要求戏剧研究开拓新的视野与领域，寻求新的观念和方法，周宁先生对于东南亚华语戏剧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于西方戏剧理论史发展脉络的清晰梳理，在前沿勘探与学科建设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按照周宁先生的论证，“叙述”与“展示”构成了中西比较戏剧学的逻辑与历史的起点。从这一组核心概念出发，周宁先生解析了中西戏剧文本差异背后的文化差异，中西戏剧交流过程中的理解与误解均来自那个被戏剧文本缩印了的文化。异质文化交流的辩证法由此确立，“他者”的意义不在于自我印证，而在于促使自我反思。以此为起点，跨文化对话便有了可能。这组文章写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那正是各种“西学”思潮汹涌而至的年代，周宁先生本人也是国内第一本接受美学著作的译者。面对“西学”思潮，我们只能从自身的传统去解读，此时的“西学”业已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其意义在于开阔我们的视野，从而更好地反思中国问题。从戏剧诗学的研究中思考中国当下的精神生产，这正是其背后的问题脉络。 面对中国现代百年思想的问题，戏剧研究的责任是什么？每一位从事戏剧研究的学者，如何使自己的局部思考成为“那伟大链条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费希特语）？我们如何在“天地大舞台”上做一个雷蒙·阿隆意义上的“入戏的观众”？这都是戏剧学学科在构建自身主体性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最好的写作，属于那种能给读者的思考路径以启迪、对读者的方法视野以拓展，并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的作者。周宁先生在《天地大舞台》中不仅避免了知识生产和现实关怀间二元对立的滥仗，而且使戏剧研究成为时代的隐喻。这种学术实践姿态和方式中包含着无穷的启示。 原载： 《 光明日报 》（ 2011年06月08日 13 版）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6月08日1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