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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讨论为什么要阅读经典时，首先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人们为什么不阅读经典了。当我们议论经典阅读这个问题时，说明经典阅读这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已经出现了问题。那就是经典受到了挑战。 挑战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媒体发达的挑战。在媒体还不发达的时代，读书成为人们获取知识同时也是消遣娱乐的主要途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电视还未普及，观戏看电影对于城里人来说，都不能随心所欲，何谈乡下人。这一时期，图书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求知的首选，读书是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经典也自然进入人们阅读的主要视野。但是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媒体迅速发展，电视普及到千家万户，24小时不间断轰炸。我们常常说这个族那个族，如果以族论爱好的话，恐怕滔滔天下，无人不是电视族了吧。网络媒体后来居上，大有超越群雄、雄霸天下之势。大家都知道谷歌，现在可谓野心勃勃，攻城略地，图书馆、出版社，都在它取而代之的一统之内，这不是什么阴谋，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人所皆知的了。 媒体的多元化，给人们接受知识和娱乐带来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也给传统的阅读方式带来挑战。书这一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传统媒体，开始失宠，更确切地说在一部分人中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读书不再是惟一，而是之一。这自然会影响到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以书作为载体的经典。媒体的多元化，更重要的还在于造成了阅读心理与阅读习惯的改变。传统的书的阅读与视觉媒体的接受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心理接受差异。读书需要有由抽象的文字到大脑接受的转换，其间不能越过接受者个人的理解过程。而这一理解因接受者个人条件的差异，带有很大的伸缩性。阅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的不断训练与提高过程，当然也就需要消耗脑力。而视觉的接受则更为直接，缩小了理解的过程，因此更为省力省心。这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更为省力省心的视觉媒体投怀送抱。这是读书人少而看电视人多的重要原因。而经典著作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在于它的深刻内涵，因此也就必然会加重阅读者理解的负重。现时的人们又心理如何呢？一切都可以戏说，一切都可以恶搞，种种现象说明这是一个追求轻松的时代，连稍稍费点儿心力的读书都不愿做，更何况还要在此基础上更加负重的经典阅读呢。 还有一个网络阅读的问题。按说网络阅读与纸本书的阅读，除了传播的介质有不同外，就接受的过程而言，都是先识字，后理解，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经典毫无疑问也可以通过网络传播。但是，网络的发展所造成的信息泛滥，也给网络阅读带来很大影响，那就是网络信息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使读者深陷其中，轻者影响阅读的习惯，流于泛阅读、前阅读或浅阅读；重者影响到读者的判断能力，良莠不分，以至使经典淹没于海量信息之中或边缘化。 其二经典地位的动摇。所谓经典，就是人类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体现了民族乃至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又在某个时代或时期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不过，任何文化都有其阶段性，都不可能是超越历史的。经典也是如此，它只具有相对性，而不具有永恒性。梁代的文论家刘勰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就过于绝对了。形成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经典，由于接受主体的变化，其价值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却不具有永远的绝对的价值。有的著作在一定时期，被视为经典，时过境迁，也许就不再受宠。有的著作在当代或一个时期不被重视，但是，历尽沧桑，其价值却被重新发现。这样的例子代不缺乏。譬如我们今天奉为儒家经典的“十三经”，到了南宋才正式确定下来。而此前的汉至唐朝，或五经或六艺，就没有一个定数。皮锡瑞《经学历史》说：“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到了孔子教学生以六艺，才有了所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教，即六经。汉代立于学官的是五经，唐代立于学官的有了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这说明，哪些是经典，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认识。不仅如此，“十三经”中的部分著作，到了现代，除了仍具认识价值外，已经大部分失去了其积极的思想价值以及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参照价值，比如所谓的“三礼”。所以，我们现在提倡读经，也并不是“十三经”都读，应该有所选择。至于近现代以来的著作，哪些应该是经典，哪些不是经典，就更难形成一致的意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现代文学史，自然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为经典作家，张爱玲是不能跻身其间的。但是现在争议就大了，有的学者甚至要把她排到鲁郭茅等现代作家的前面。这一方面说明，经典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验证；另一方面也证明，何为经典，多少要受接受主体的影响。而我们的一些文章，只讲经典的永恒性，不讲经典的相对性，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忽略了另一方面。 经典的相对性，使有些经典保存下来，有些经典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是正常的，不应该算作对经典的挑战和经典地位的动摇。经典受到的真正挑战则是当代人有意识的疏离。即根本不在乎是否经典。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原因很复杂。至少有一种情况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就是社会缺乏明确而又坚定的信仰，缺少崇高的信念，影响到一些人的人生态度，拒绝思想，甚至拒绝深刻，连及经典。也有的人，反对崇拜，拒绝权威，因此也拒绝经典，这属于思想的另类深刻，应该是不具有普遍性的个别之例。但是无论如何，以上种种，给经典阅读带来了负面影响，造成经典阅读的下滑。 在分析以上诸种原因中，笔者的担忧以及提倡阅读经典的立场已经有所显现。 提倡经典阅读，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巩固共同的文化根基的重要途径。经典是人类的，但首先是民族的。它是民族智慧、民族精神的结晶。过去讲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明什么？说明《论语》这部儒家的经典，有中国人共同遵守的国家、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国家之义，择精语详。”(康有为《论语注序》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语)就国家而言，讲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就社会而言，讲仁义忠恕；就家庭而言，讲孝悌；就个人而言，讲修身，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其核心思想充满了中国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从德政引申出民本思想，从礼乐文化引申出社会和谐，从仁义衍生出友爱诚信，如此等等。谈到中国传统的经典，不能不谈到与儒家并行天下、对立而又互补、影响中国两千年的道家。老子的怀柔守雌、抱朴存真，庄子的齐物逍遥，教人在社会的挤压下保持精神的独立和心灵的自由，在浇薄的世风中保持童真，也反映出中国人的人道关怀。以儒家和道家为核心的传统经典，构成了中华民族特异的文化景观。学习这些经典，就是在世界一体化环境下的寻根固本，使民族文化的精髓深深植入民族心理。 提倡阅读经典，对于个人来说，又可以培养醇正人格，确立崇高信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无论意识形态还是百姓的生活，人们的信念开始多元起来。伟大固然获得追捧，平凡也会得到尊重；英雄畅行天下，小丑亦有其位置；你喜欢审美，我不妨审丑，这应该是我国社会生活的重大进步。但是毋庸讳言，我国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一些醇正人格、崇高信念也在逐渐淡薄，甚至滑到边缘。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寄予了许多十分珍贵的思想、情感和信念。战国时期，楚国士大夫屈原的《离骚》所抒发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追求高洁的人格信念和爱国情操，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安能垂眉折腰事权贵”，蔽履富贵、粪土权门的布衣之傲，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爱情怀，宋代作家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等等，都堪称人格醇正、信念崇高。温习经典，对于矫正现代社会已然存在的崇拜金钱的侏儒症、拜倒权门的软骨症、随波逐流的无脑症以及损人利己的膨胀私欲症，让信念多一些崇高，让人格多一些醇正，肯定大有助益。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推荐经典，也有在信息洪流中披沙拣金、有效利用宝贵的时间以满足知识需求的考虑。且不谈现代以海量计的网络信息，即以传统的纸本图书而言，我国当代每年的出版品都以十万以上计算。已故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曾言：在我国古代，唐以前的读书人，毕其一生可以读完所有的图书。但是今天，读书人穷其一世，也读不完一年的出版物。不仅如此，出版物良莠不齐，过去讲开卷有益，现在则不敢如此说。因此读书必须有选择，有取舍。书选择得当，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越来越少的读书时间，事半功倍；而且可以得一本好书，终身受益。选择什么样的书呢？当然是经过时间淘汰留下来的经典。 这样谈也有问题。既然经典要经过时间的检验，那么肯定是以过去的书为主，当代著作不容易挤进经典的行列，势必造成阅读的厚古薄今，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矛盾。因此有必要说明，当代的著作，亦不乏精品之作，有的很可能就是在未来大浪淘沙中留下来的经典。对于经典的判断，除了最权威的时间这一评判官之外，还有当代社会广大读者的认可。思想深刻的书、内涵丰厚的书、表达精美的好书、精品，相信它一定能够受到多数读者的欢迎。虽然我们不能轻易地下判断，说它就是经典，但至少可以说它是值得一读的精品。所以，我们也要鼓励读者选择这样的作品来阅读，同时鼓励作者对作品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创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多少年来，社会都在焦渴地千呼万唤着创造精神产品的大师。其实，从阅读的角度看，与其呼唤所谓的大师，倒不如呼唤真正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经典。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03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0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