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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阅读《大秦帝国》时，始终都怀有对作者孙皓晖的敬佩之情。孙皓晖辞去工作，花费十六年的时光来写作这部作品。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是一个物欲膨胀的时代，急功近利成为了人们普遍的行为法则，为什么孙皓晖先生竟能耐住寂寞，默默地为一部作品坚持十六年，我想，如果不是内心里有一个强大的精神信念，是难以做到坚守十六年不改初衷的。孙先生的精神信念是什么呢，他的精神信念就是对中国文明的“神圣的崇拜”。让他深深担忧的是，创造了不朽辉煌的中国文明，它的源头却被扭曲得狰狞可怖面目全非，“暴秦”的史观掩盖了大秦帝国作为中国文明正源的真相。他决心挑战强势的历史观，要替中国文明追根溯源，更要替中国文明正本清源，他要将历史的真相写出来，以告白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哪怕穷尽毕生的精力。于是，孙皓晖拿起一管笔出发了，他真正有些“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十六年后我们高兴地看到壮士携11卷500多万字的《大秦帝国》回来了。他带回来的是伟大文明源头的“活水”。面对11卷的浩翰巨著，我想到了“大河小说”这个词汇。大河小说曾是法国文学的一种形式，特指那种多卷本连续性并带有历史意味的长篇巨著。我国现代文学作家李劼人将其创作的《死水微澜》三部曲称为“大河小说”，以后，不少作家的三部曲都被当成大河小说对待。但是，当我读到孙皓晖的《大秦帝国》时，我就发现，以往的那些大河小说不过是小溪支流，《大秦帝国》才是真正的大河小说，不仅是它五百万字的容量让人叹为观止，而且它囊括了一个伟大帝国的辉煌又雄浑的兴衰历史，它的叙述也是大河的气势，波澜壮阔，奔腾不息，11卷书连绵不断构成了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河。 《大秦帝国》以恢宏的气势把我带到了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及秦统一中国及至秦灭亡的峥嵘岁月，形象地展现了秦统一中国的历史合逻辑性，毫不掩饰地肯定了大秦帝国在创造中国文明体系中的历史功绩。我想，孙皓晖应该完成了他的写作夙愿吧，每一个读者在读完这部浩翰的著作时，不可能不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新的体认。我不是历史学家，不敢对这部小说在历史的表达上妄加评论，但我对作者回望历史的立场和方法充满了兴趣，因为这也许正是现代人始终对逝去的历史不能释怀的缘由吧。也就是说，孙皓晖在对中国文明做追根溯源和正本清源的工作时，必须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出自己的整体性的把握。孙皓晖在小说中展现出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复杂因缘，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一种各方面相互制约的合力，每一股力都不可或缺。在这篇短文中，我无力全面地来分析孙皓晖是如何展现这种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的，我只是谈一点：作者在展现这种复杂性时，充分强调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作用。我以为作者涉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一个绵延了数千年、至今还在困惑着我们的话题，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话题。 我注意到，作者在整理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天下的数百年的你争我夺、风云际会的复杂社会格局时，更倾向于把这一切当作一盘又一盘撕杀激烈的棋局，“天下做棋盘，列国做棋子”，这是书中樗里疾对张仪的赞叹，其实也是作者孙皓晖对这段历史的把握方式。在这个大棋盘前，君王、策士、诸侯、武将充当棋手纷纷上场，斗智斗勇，胜负取决于各人的实力，也取决于对时势的掌握。而在这一番宏大的棋道较量中，作者自然以一个裁判的身份出现。我注意到，在评判每一盘棋局时，这位裁判似乎对“士”阶层的棋手多了一份偏爱。这体现出作者的一种现代意识，显然他是要超越帝王决定论的历史观，试图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去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 如果要写中国知识分子史的话，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最令人激动和自豪的时期，在这个“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年代，“士”阶层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个时期的“士”阶层在中国古代传统文人中，是最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意义的。平时，我们多半只关注“士”阶层在思想创造上的价值，而实际上，春秋战国的“士”阶层还通过直接参与的方式发挥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孙皓晖在《大秦帝国》中以浓墨重彩描写了“士”阶层在这方面的特殊作用。小说的结构就是围绕“士”的活动而辐射开的。第一部“黑色裂变”以商鞅变法为辐射点，第二部“国命纵横”以张仪苏秦的连横合纵为辐射点。商鞅、张仪、苏秦正是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实践型知识分子”。在以后的各卷各章节中，作者继续不吝笔墨塑造了一系列的“实践型知识分子”的“士”形象，如范睢、吕不韦、李斯等，凸显了他们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作者写出了“士”阶层在当时的形态的多样性、功能的多样性，有直接参政的商鞅、李斯等，也有讲学的孟子、荀子、墨子等，也有像布衣水工李冰或者像出身贵族的蒙恬等这样的文人。 作者通过这样一个丰富多样的“士”阶层的形象版图，完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溯源”，关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溯源。我们发现，这个时期的“士”阶层，无论是成为朝廷当政的“实践型知识分子”，还是开馆讲学传播知识的典型文人，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矛盾，即“道统”与“势统”的矛盾。作者很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商鞅、李斯等人如何在这种矛盾纠葛中迂回、妥协、变通，从而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也描写了他们最终又如何被这个矛盾所吞噬。“道统”与“势统”的矛盾数千年来困挠着中国的文人，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文人的传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反思，显然不是作者设定的小说主题，但是当作者探寻中国文明的源起时，就必然会感受到“实践型知识分子”的推动力。我在读《大秦帝国》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对知识分子直接参与方式的肯定，即便这是一种误读，应该也是一种有益的误读吧。捷克作家哈维尔被推上总统的职位，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履行社会责任有两种方式，或者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或者是“直接介入政治”。在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驱，无论是在“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方面，还是在“直接介入政治”方面，都有充分而精彩的表现，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创了良好的传统。当然，在后来漫长的封建极权制度的吞噬下，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性逐渐衍化变异，但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现象。今天，我们反省知识分子问题，呼唤建立知识分子的现代品格，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传统文人精神，如果上溯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的行为中提炼出有益的精神资源，无疑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品格的建设是一种难得的补充。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9年04月23日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9年04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