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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有一些文艺批评，在文艺的多样化发展中无所适从，存在着以下弊端：对优秀作品弘扬不够，对不良倾向抵制不力，对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个案艺术品探讨艺术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等研究不深。这些弊端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艺批评社会公信力的下降。 对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有着不同 的分析。有人认为，文艺作品可以进入市场，但文艺批评不宜进入市场。文艺作品一旦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必然会受到商业规律的支配，因而商业包装和炒作也在所难免。而文艺批评有着自身的使命和操守，它以揭示和反映艺术规律从而促进文艺发展为己任，以真善美为判断是非、衡量优劣的准绳。如果文艺批评也进入了市场，也受市场规律支配，文艺批评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因而要求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崇美求实、真诚坦荡，不能陷入人情之中甚至物欲之中，从而丧失原则。有人则指出，文艺批评现实病症的病根首先在思维方式出了毛病，就是毛泽东曾深刻批判过在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猖獗”，忽左忽右，好走极端，并提出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当努力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思维灵魂。这些批评，的确把握了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现实病症的一些病根，但是这些批评却没有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矛盾并科学地解决这个矛盾的基础上消除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现实病症，因而没有真正找到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发展的出路。 我们提倡文艺的多样化发展，但是这种多样化发展不能完全各行其是，漫无依归，而是有方向的。多样化的文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进步与落后的分别，甚至还会出现消极的、有害的、异己的文艺。在积极汲取人类有益文艺的同时，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一些异质文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确立当代中国文艺批评是非高下的科学标准。 因此，要摆脱文艺批评在文艺的多样化发展中无所适从的困境，首先必须站在整个历史运动的前列，发现和把握进步文艺并积极肯定这种进步文艺。在当代中国，进步文艺不但追求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统一，而且积极反映人民主动创造历史的过程。因此，文艺批评不但需要站在整个历史运动的前列，积极发现和把握进步文艺并积极肯定这种进步文艺，而且需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一些异质文艺的勇气。而只有追求真理和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追逐个人利益和维护小圈子的狭隘利益，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当代中国有些文艺批评，却对某些作家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的观点给予肯定，对其不是寻找整个社会，尤其是基层民众的根本出路，而是挖空心思地寻找个人出路的做法给予肯定，对其不是努力改变那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而是拼命地肯定并跻身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的行为给予肯定。这些文艺批评还反对中国作家追求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认为道德并不能构成审美的重要因素，或者说并不是文学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决定性构成部分，不管是对作品文本还是创作主体，道德品质的高低并不决定一部作品的艺术水准和艺术价值。甚至认为，恰恰是在道德终止的地方，美学产生了作用。这种文艺批评是十分有害的，是不可能站在整个历史运动的前列积极发现和把握进步文艺并积极肯定这种进步文艺的。 其次，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要大力增强进步文艺的引领作用。当代中国文艺是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多样化文艺，但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绝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各行其是。这种多样化文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进步与落后的分别。如果对这种多样化文艺放任自流，那么，这种多样化文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在肯定当代中国文艺多样化发展的同时，应特别强调进步文艺的引领作用。进步文艺不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而且是衡量其他文艺的标准。当代文艺批评要辩证地把握进步文艺和其他文艺的复杂关系，不但要指出其他文艺和进步文艺的差距，而且要善于挖掘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所蕴含的进步文艺成分并促进一些优秀作家见贤思齐。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艺批评既不能只看到其他文艺与进步文艺的差距，而看不到这些文艺所蕴涵的进步文艺成分，也不能在多样化的文艺中无所适从，丧失应有的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甚至拒绝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而当前文艺批评界的“酷评”，就是或只看到当代中国有些文艺作品与进步文艺的差距，或否认这种差距。正如歌德所指出的：“一个时代如果真伟大，它就必然走前进上升的道路，第一流以下的作品就不会起什么作用。”科学的文艺批评既要充分发挥进步文艺的引领作用，也要遏制了第一流以下的作品的作用。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匈牙利文艺批评家卢卡契进而对巴尔扎克和左拉的文艺作品进行了严格的区别。卢卡契认为，在巴尔扎克的文艺作品中，我们熟悉许多事件，它们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参与其中的人物的命运，由于这些人物在扩展个人生活的同时对于社会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我们是小说人物所参与的那些事件的观众。我们在体验这些事件。在左拉的文艺作品中，人物本身只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多少有点关系的旁观者。所以，这些偶然事件就变成一幅图画，或者不如说，是一批图画。我们在观察这些图画。在巴尔扎克的文艺作品中，环境描写从来不止于单纯的描写，它几乎总是转化为行为。而在左拉的文艺作品中，环境描写完全是多余的，即这种环境是脱离人、脱离人的命运而独立的。同是描写剧院，巴尔扎克表现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剧院是怎样被变成了妓院的，而左拉只是把“剧院”是“妓院”作为事实，作为事件，作为发展“渣滓”描写。在左拉的文艺作品中，社会生活几乎是毫无层次地发展着。我们只看到资本主义现实结局，而看不到各种对立力量的斗争。而在巴尔扎克的文艺作品中，巴尔扎克所写的人虽然在生活中遭受挫折，但是他们在同环境的斗争中还是显现出巨大的力量发展（《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恩格斯和卢卡契充分发挥了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的伟大现实主义文学的引领作用。而反观当前一些文艺批评，只是强调了选择的自由，而忽视了在自由的选择时所应承担的责任。它们在促进文艺的多样化发展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在引领多样化的文艺的科学发展上却“失语”了。 当前文艺批评之所以在文艺的多样化发展中难以充分发挥引领作用，还因为有些文艺批评在理论上不彻底。它们很少深入到历史层面上挖掘那隐藏着的动力。这些文艺批评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彻底的。有些文艺批评，热衷于挖掘一些作家批评家的动机，并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如果有些文艺批评比较尖锐和激烈，就很有可能不是被指责为是恶意的，就是被认为是苛刻的，甚至还被讥讽为是为了出名。这样，文艺批评就蜕化为人身攻击。而文艺批评的是与非、对与错、深与浅就无法深究了。有人认为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对同代作家过分挑剔与苛刻。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文学不是没有经典、没有大师，而是当代文艺批评对于经典、大师不敢承认，是批评家没有挖掘出来。而批评家之所以没有发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和大师，主要是因为他们厚古薄今、“文人相轻”的心理作祟。这种制造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对立和沟壑的文艺批评，就是一种典型的粗鄙实用主义的办法，是一种浅薄而庸俗的方法。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精神上的堕落，一些文学作品对这种背叛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映，但是，有些文艺批评却认为这种精神堕落不过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却没有深入地挖掘这种精神堕落的社会根源，这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把握这种现象的。这种理论上的不彻底，影响了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原载：《光明日报》2009-06-10 原载：《光明日报》2009-06-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