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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是一个具有三千多年文字史的古老国家，史籍的完备固然抑制着中华民族对于古史的神话想象力，却也发达着它在历史文学中的史传传统。由于的官方史传的潜移默化，民间文学艺术也打上了“统治思想”的深深印痕。进入近现代，列强所恃持先进科技及新的“世界意识”，屡屡侵犯中国，极大地挫伤了中华的民族自尊心，在检讨、反思中国历史文化的潮流中，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了类似中国传统历史文化 “吃人”的中华文化“原罪”说。持这种彻底的历史否定论的人们，固然有其渴望中华富强的良好动机，却也使历史虚无主义“必然而合理”地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中国社会主潮。其在历史、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文革”前后的几十年间，一部中国历史变成一部“农民起义”史，此外的历史文学几乎都在禁绝之列。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华的富强和对世界重新认识，一种科学公正的中国历史意识和“世界意识”日渐回到中国社会及知识界的视野中。然而囿于以往的种种禁忌和偏见，在历史文学写作领域虽有局部和个别的突破，但是在整体上却没有出现颠覆几千年来旧文学和百年来“原罪”史学的重要作品。 当此之时，孙皓晖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以500余万字的长度和描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建立与灭亡过程的巨大规模的作品横空出世，而且以鲜明尖锐、颠覆性的思想观点在文学和史学两个领域引爆了一颗“深水炸弹”。如，他关于不是周代的“仁”、“礼”传统而是秦帝国的“变法图强”传统是中华“原生文明”的观念，他关于秦帝国非“暴政而亡”而是关外六国复辟势力和秦始皇、李斯“失误”的历史“偶然性”综合作用的结果的观点，他关于由秦嬴政开始的所谓“东方专制”的历史合理性的观点，他“非儒敬法”（与“四人帮”当年影射史学的“评法批儒”事件无关）彻底颠覆中国以“儒”、“道”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史的观点，他关于“焚书”、“坑儒”的“真相”还原和肯定其历史正当性的观点，等等，都将在中国史学界、思想史界引起巨大的争论。 所有这些都需专门的史学家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专家来参与、讨论。可以肯定的是，今天这场立足“高端文明”（孙皓晖语）的讨论，既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更有重新定位中华文明传统、弘扬民族传统精神、“重铸”（雷达语）民族性格魂魄的现实意义。正如孙先生在附于书后的长文《祭秦论：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中所说的：“回首历史而探究文明生发演变之轨迹，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绵延相续而守定故土的族群，有着重新界定精神根基而再造高端文明的深远意涵。对于在各种文明的差异和冲突中不断探索未来之路的整个人类，有着建设性的启迪。深入探究足迹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文明史，其根基点，无疑在于重新开拓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富内涵。”（第六部《帝国烽烟》P367—368）毫无疑问，这也正是孙皓晖由一个经济法史学者，转而以文学艺术这种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写《大秦帝国》的根本动机。难得的是，他的转行既是对在中国历史重大关头立法创制、实现由“封侯建制”到“郡县制”、建设统一的华夏文明并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秦帝国的历史热情，又是出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再造一个新的中华文明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是一个迥异于当代许多舞文弄墨者的文学高度，是另一种人格精神的风景。如果没有这样远大的志向，放弃教授、专家的身份和已有或可能有的种种诱惑，“放逐”自己于人生地不熟的天涯海角，甘于寂寞十数个春秋，完成如此煌煌文学巨著，是不可能的。 二 历史小说的基础和前提是历史真实，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重要历史人物命运的真实和历史环境与氛围的真实。然而它的生命与一切小说一样是想象和虚构。正如孙皓晖所感悟的：“史料所呈现出来的，是既定的结局，是已经尘封且夹杂着诸多‘破坏’的作案现场，是已经风干了的种种骨骼。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复活历史的脚步，是复原人物的血肉。”所以“历史文学作品，某种意义上如同推理破案，某种意义上又如化石复原”。（第六部《帝国烽烟》《跋：无极之外复无极也》P434页）历史小说是依据既有史料和历史逻辑的想象和虚构，由罪案现场的蛛丝马迹而推想作案过程，由骨骼而思血肉，由结局而推演过程，由化石而想象当年动植物蓬勃的样子，何其不易也！ 这部变法图强史一开始所写的在魏国大梁附近由魏惠王和上将军庞涓所主持的六国会盟，据作者坦言，是一个虚构的历史事件。然而正是这起切合当时秦在诸侯国之间地位的被瓜分事件，激起了秦国君民的同仇敌忾，秦孝公与其兄赢虔的变法决心，借由得人才而得天下的“商鞅变法”，掀开了通向统一六国的百年途程的大幕。此后的秦国虽然经历了内部的坎坷曲折，六国的合纵策略也给秦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可贵的是几代国君都坚持了商君之法，最终成为令六国畏惧的军事强国。秦嬴政与仲父吕不韦的分歧，就在于一个要以“仁德”守成、甘居于强国地位，另一个要继续坚持商君之法、实行战时体制进而统一六国。这是一部大型交响诗结构的大故事，《黑色裂变》是主题和序幕，《国命纵横》和《金戈铁马》是宏大的展开，《阳谋春秋》是帝国命运的徘徊期、酝酿期，《铁血文明》则是帝国军事上、政治上也是全书情节上的高潮，《帝国烽烟》是一个强大的王朝在各种必然原因和偶然因素综合作用下倏然而亡的尾声。 既有秦与六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又有六国之间的联合与斗争以及以儒、法、墨、道、阴阳诸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竞争，朝廷、战场、商场、学堂、都城、山野、酒肆、密室，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阴谋与阳谋，争夺与反争夺，时而枪刀相对，时而唇枪舌剑，时而真情融融，时而你死我活，构成了一副多姿多彩、纷耘复杂的战国生活图画。难得的是作者孙皓晖以学者的丰瞻、小说家的才智从容地驾驭了如此浩繁复杂的历史局面，有条不紊地抒写了150年间从秦到六国的历史演变，出色完成了一部大结构、大气象、大内涵的战国末期史，一部秦帝国的兴亡史。以一部本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史诗，为沉寂已久的中国史传文学，竖起了一座具有时代高度的巨碑。 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于持续数百年、确定了老欧洲深厚人文主义传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有一段著名的评论：“这是一次人类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P3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第一版）战国时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孙皓晖用充满激情的排比为这个时代定位：“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大黄金时代。用那个时候的话说，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用历史主义的话说，那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灭亡，从而在总体上大转型的时代。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的转型，隶农贵族经济向自由农经济的转型，联邦制国体向中央统治国体的转型，使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达到了农业文明的极致状态。”小说用澎湃的激情，宏大的场面，生动的情节，丰富的细节，鲜活深刻的人物，将人们带到了长达150多年列国纵横、人才驰聘的历史现场，成功地塑造了或曾经被正史记载，或被民间口头传颂，或被文学艺术作品演绎的数百个战国历史人物。由于史籍的浩瀚复杂，既往作者为了自己观念的各取所需，传播手段的限制和接受者不同的历史视野，这些人物常常是支离破碎、面目模糊、性格单一的。《大秦帝国》作者全面而精深的研究，求真从实及非急功近利的写作姿态，使书中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无不以史料为依据，尽现其家族、族群、地域和文化学术背景，无不将他们的成长环境、人生历程尽可能地给予想象性复原，不仅突出其各异的政治理想、人生信念、人格品质、性格心理，而且写出其形成和来源。因此出现在读者眼前的人物，大多数都饱满而生动，既有生活的真实、性格的逻辑，又符合历史的真实和发展的逻辑。 在历史和环境所提供的舞台上坚持理想信念、执着而坚韧地为富国强军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崇高精神，是战国伟大人物的突出特点。这里有以秦孝公、秦始皇为代表的国君人物系列，也有以商鞅、范雎为代表的改革家人物系列，以白起、李牧、廉颇、王翦、蒙恬为代表的武将系列，以景监、乐毅、蒙骜、魏冉、前李斯为代表的良相系列，以苏秦、张仪、鲁仲连为代表的策士系列，以田单、吕不韦为代表的巨商系列，等等，都让人想到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且产生了“巨人”的伟大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时代，多么有作为的文臣武将，都生活在权力游戏的火口刀尖，随时有人亡家破之危。但是他们大都表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不仅为自己求得了生存空间，又坚持为国立制、为君尽忠。如商鞅、吕不韦、白起、蒙恬、扶苏、屈原在为君王猜嫌、为奸臣中伤的时候，完全可以出逃以保存自己的性命，但面对刀剑斧钺，不计个人生死。这里固然有尽忠的因素，但却不排除他们对自己信念的执着和对理想的坚守。这是人类性格尚未被后世文明彻底雕琢的青年时期，他们中间固然有自高自大、愚不可及、荒诞滑稽、与禽兽无异的君王、弄臣，但更多的却是为知己、为信仰、为国家义无反顾的献身者。无论是如韩非、荆轲这样的惨烈的失败者，如蒙恬、白起这样的半途而废者，还是如吕不韦、田单这样的毁家纾国者，都无愧志士英雄的称号。 在围绕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之间，孙皓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的进步，这使他在《大秦帝国》中对儒家圣人、迂腐而不识时务的鲁国儒生采取了批判性、讽刺性的描写，对于法家人物在执法过程中的血腥却也无所回避，典型的就是“焚书坑儒”。这其中的功过是非，不是后人所能简单判断的，但他对战国时代历史趋势的把握却是不应该被怀疑的。在对个人命运的感悟上，他却无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有着鲜明而强烈的悲剧意识。君王、权臣、改革家、军事家、策士的个人命运无不以强大辉煌始，以事业和生命的悲剧终。赵武灵王在位20多年，是何等英武威烈，但最后被叛军围困数月活活饿死；秦嬴政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是何等雄才大略，但却病如沉疴是在接班人问题上迟而不决，给赵高、李斯等留下了乱政亡秦的机会，就连自己怎么死的，也留下了历史的疑问。 孙皓晖从来没有将包括秦孝公、商鞅、秦嬴政等推动历史进步的人完美化，而是写出了历史人物性格心理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在一开始就写出了他们的人格缺陷，在人生的上升阶段，这些人格的缺陷被胜利、成功所遮蔽着，但一到历史的转折点，往日所种下的恶果和人格的缺陷就突显出来，铸下历史的大错。如嬴政在刚毅、果决的性格下掩藏着的冲动、小仁慈、好大喜功，使他严厉了长子扶苏，饶恕了生母赵姬的罪衍，误用了宦官赵高。最让人震撼的是李斯，他是一个才华盖世、能力全面的关东士子，以一篇反潮流的《谏逐客令》官运亨通，成为统一全国之后影响中国未来几千年的政治设计师，历史的功绩可谓大焉。然而，正是这个郡县制法令的起草者和制定了汉字书写规范的旷古大才，却有着看君主脸色行事、私心过重的人格缺陷。王翦之子大将军王贲在临终前特意遗言嬴政：此人“斡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可是已经太迟了，在始皇病逝之后，李斯出于私心与赵高密谋拥立了胡亥，也使自己合族俱灭。他在刑场上对儿子所说的“吾能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的名叹，成为对所有奸臣、贪官的警示。这是多么惨痛的人生教训！仅此一例，即可看出《大秦帝国》的人性、人生深度。 如果说从那些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人性的高贵，精神境界的崇高，人性的美丽辉煌，那么从如李斯等人的人格异变所造成的个人命运、国家命运的惨烈上，人们所受到的则是永远的警示与震撼。以一人之偶然失足，铸成难以挽回的亡国毁家大恨，作者要示之于今人的，当不言自明。 四 与以往的新旧史传文学相比，《大秦帝国》提供了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全息图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置列国大规模的攻防战争于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之上。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以一个小小的“马蹬”为例，解释了成吉思汗大军驰骋欧亚的工具要素。正是冶铁技术的产生、铁器的出现，促进了农业、水利的发展，为战争提供了丰富的军粮、马料，使战车、弓箭、马骑、刀矛等武器装备升级，并出现了郑国这样的水利、农业、制造业专家型官员；同时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酿造业的发展。酒的出现，激发了文人的激情、军人的热血，在各国都城，出现了规模宏大的酒肆，促进了各国之间包括军备贸易在内的商贸业繁荣发展。而酒肆商贸中各国人士的往来，又成为传播各国高层政治、军事、人才信息的主要民间渠道。小说中魏国国都安邑，秦国国都栎阳、咸阳，齐国国都临淄，商贸、餐饮的繁荣，城市的繁华，人才来往的热络，以至常常出现堵车，是此前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对安邑“洞香春”酒楼的描写，对临淄稷下学宫士子们学术思想辩驳场面的描写和对城市的街景描写，不仅是全书情节的主要组成部分，也突出了战国时代思想学术的繁荣以及都市生活真实而生动的氛围，将列国的战争与和平置于丰厚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的土壤之中。 可能与小说设定的历史普及使命有关，《大秦帝国》的语言驳杂又有所设计，并有规律可循的。叙事语言与对话语言都以白话为常，但对话中却因人物身份各异，杂以或少或多的文言。朝堂之士之间多文言，乡野和日常生活交流多白话。虽然文言多，但对能读《三国演义》的读者却不会构成障碍。根据余光中先生的观点，当代白话语言本身就含有大量文言词汇。为了增加历史感、突出语言的地域特点，作者还在其中夹杂了至今仍在秦中农村保留的方言词汇，如简洁而有力度的“咥”、“彩”等。而在齐楚人的语言中，也偶尔杂以豫、晋、楚的方言和虚词。最难能可贵的是君臣、主客之间的对话设计既贴和特定场景、对象、情势，又贴合人物身份、性格、学养。而君臣问答则是全书历史文化含量最多，也最为精彩的部分。这里有相互的观察、对对方心里的揣摩，也有各国政治语言的禁忌、暗示以及分寸和时机的掌握等。也正是在这些关节之处，孙皓晖不仅显示出突出的语言才能，而且显示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人生历练。对话的处理，曲雅、贴切、生动而又情境交融，充满层次和波澜。没有丰富深厚的历史知识，没有知天命人的社会历练、人生智慧，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尽管有相当多的场景是虚拟的，是推进情节、刻画人物的需要，却让人觉得是充分真实的。 《诗经》是周代的诗歌总汇，尤其是在《国风》中，保留了丰富的秦及列国的民间诗歌。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大秦帝国》作为表现战国后期生活的长篇小说，在情节中大量使用了《诗经》和其他典籍中的歌谣，或表现征战的场面，或表现对国君、重臣的讽喻，或表现劳动者的苦难、生死不渝的爱情、对志士仁人的悼念、对朝政的愿望等，不仅强化了小说特定的历史氛围，而且大大提升了小说的文化历史内涵。 作为一部五百余万字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也有一些可商榷之处。一是在《铁血文明》和《帝国烽烟》部分学术考证性文论的插入破坏了全作统一在“小说性”下的艺术和谐；二是个别部分人物语言当代色彩过浓，尽管作者在全书后记中对一些当代词汇在周秦甚至更早即以有之作了说明，但仅凭详情度理，也可发现其古今内涵和使用范围的差别。对于一部在中外文学史上空前规模的史传小说，这些缺陷可以说是巨璧之微瑕，甚至也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无碍其巨大而丰富的历史认识价值和伟大的文学意义。无论怎么说，《大秦帝国》创造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高度，为中华民族，也为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这个伟大时代立起了一座纪念性的丰碑。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9年04月23日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9年04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