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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美丽在上海》这部作品是香港青年作家王璞的最新力作，讲述了项美丽前半生与上海相关的传奇经历。项美丽，原名艾米丽·哈嗯（Emily Hahn），美籍犹太人，著名的《纽约客》杂志专栏女作家。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项美丽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因为失恋来到上海，遇到了她的中国情人邵洵美，陷入情网，从此留在上海。“项美丽”，就是邵洵美给她取的中国名字。她跟着邵询美吸食鸦片，染上毒瘾，并和上海滩上的文化人打成一片。日军占领上海期间，两人曾一起编辑出版具有抗日倾向的中英文杂志《自由谭》。抗战开始后，项美丽与宋家三姐妹往来频繁，奔波于香港、重庆等地，后来完成了影响很大的《宋氏三姐妹》，但那时她和邵洵美的感情已出现裂痕，最终黯然分手。 作者开始只是基于一种类似女性主义的好奇心，项美丽到底是个怎样的女性，为什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几乎是无人不知的外国人，现在知道她的人却寥寥无几呢？为什么她同样是个作家，可人们知道的却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她与邵洵美的绯闻呢？……所以，王璞开始阅读中外各种与项美丽相关的文章，发现许多作者对项美丽本人的经历有不少错讹与误解之处，于是她重新整理起项美丽的英文回忆录、小说、散文集以及中外各种相关资料。“从那些疑点起步，以一种‘八卦’的心态，加上学究式的考证，配之以通俗文学的风格，记述项美丽，这个跟中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纠葛的美国传奇女子，一生中最传奇的一段——上海岁月。”[1]由此形成了这本混杂着小说与传记因素的作品，文体的混杂性与特异性，使之成为近期文坛的一个异数。 对于这部作品的文体，作者王璞曾在该书中很明确的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以新闻报道的手法写了一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我在这里仿其意而反其道，以通俗小说手法写一部真实的传奇。”[2]可是，王璞后来又写道：“……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写这本书的原始动机：是想写一部传记，还是想翻出一段爱情传奇？而且写着写着……笔下所流出的成品，就变成了无法定形的一种东西，介于传记、小说、纪实文学、翻译作品之间的某种怪胎。”[3]的文体分析也就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到底作者有没有偏离她的初衷呢？这部作品的文体到底是什么呢？通过对这部作品的研读，我觉得《项美丽在上海》是一部小说式传记，是那种兼有真实和虚构事实的小说式的传记。” 说它是传记，是因为这部作品秉持了传记作品的一贯原则，以真实作为它的第一要素，而且这种真实是从材料到文本的全面真实，让读者感受到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作品中的主人公项美丽确有其人，作者王璞以项美丽在上海的这段真实的经历为题材，通过叙述、描写、证明或议论项美丽的生活经历、外貌特征、心理活动、言行气度等来刻画项美丽性格，塑造她的鲜明形象，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典型、生动的女性形象——一个用一生来寻找真实自我的女人——项美丽。“她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坚持的惟一道德原则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幸福。”[4]她通过各种历史资料驳斥了有关项美丽是什么“坏女孩”，“睡过万水千山的美女作家”，“洋婆子作外室”等等这样的无稽之谈。比如很多人认为项美丽和爱里期·维克多·沙逊爵士（当时上海最有势力的大班，也是当时最富有的英国人之一）的关系是情人关系，但是王璞却否定了这一说法。尽管维克多和项美丽的友谊从他们相遇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一年维克多因心脏病去世，尽管项美丽曾是维克多的摄影模特，尽管维克多曾赠送了一辆雪佛莱骄车给项美丽，而项美丽也在《我的中国》中有许多篇幅谈到他，但是项美丽对维克多的角色定位始终是好友和顾问。王璞用《我的中国》这本书中维克多和邵洵美同时亮相的那段文字作为例证。项美丽用热情的笔调让邵洵美亮相到台前，而大名鼎鼎、富甲一方的维克多爵士则惨成括号里的一个注解式句子——维克多·沙逊爵士是本地的一位百万富翁，一笔带过。事实上，在这本回忆她中国岁月，长达四百二十四页的书中，提到维克多的地方不过七处，倒有一百五十一页以邵洵美作主角，且处处不乏深情。由此，王璞认为，维克多爵士更多的是项美丽在关键时刻的重要咨询人，也是她的一位年长的朋友和保护人。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一九三七年项美丽给她母亲的信中，提到：“维克多爵士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送我礼物总是找各种理由，以让我受之无愧，他对接受他礼物的人都这样，因为他是世界上最阔的人。不像洛克菲勒先生，维克多先生似乎喜欢如此这般大洒金钱。我告诫自己不要养成靠他帮忙的习惯，这样比较安全。”[5]另外，由于项美丽的性格，她在她的多部书中，从不隐讳她与邵洵美的以及之前之后她和其他情人的关系。她也毫不隐讳地写到她与查尔斯未婚生女的经过，可是维克多爵士在她的书中从来都以好友和保护人的身份出现。在她那本专写她与邵之恋情的小说《大阳的脚步》中，根本没有维克多爵士的影子。由此可见，维克多爵士和项美丽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的，是好朋友的关系。 关于项美丽一九三五年决定留在中国不走的原因，也流传看很多种说法。其中最为荒诞的一种是说她为了写一部关于宋氏三姐妹的书而来中国。这显然出自那些中国沙文主义者想当然的杜撰。事实上项美丽来中国之前，连宋氏三姐妹何许人也都搞不清楚。虽然她周游世界，行走四方，但是她对中国的知识，与她那年代一般西方人也差不多。而且中国给她的最初印象很差，即便是在《字林西报》工作的时候，她也时刻打算离开。最重要的是，她从来不关心政治，朋友中很少有政治人物，所以她连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这样的大事都云里雾里的。所以，王璞认为，项美丽留在中国不走的原因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如肯恩在他所撰写的项美丽传记《没人说别去》中写到的：“在纽约，米奇（项美丽的昵称——笔者注）是位失业写作人，身无分文，更兼芳心破碎，前路茫茫。在上海就不同了。在这里她变成了一个人物，感觉良好。在外面人圈子里，她那自由活泼的天性不受限制。更兼有了经济收入，与中国人也友好相处。中国的这种生活方式，正是她在美国所梦想的。”[6]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爱情，她和邵洵美的爱情。对于一个走遍世界去寻找真爱的女人，这个为她所惊艳的男人也对她一见钟情。于是外部世界在她的面前消失，何况是那些本来就不被她放在眼里的传统游戏规则。她毅然地选择了留在上海，和邵洵美，一个中国人，一个瘾君子，一个有妇之夫，在一起。 然而这部作品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物传记，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小说的色彩，是一部小说式传记。首先，从内容上看，由于这部作品引用的部分大多出自传主本人亦即项美丽亿创作的小说，所以其中一定有虚构的成分存在，只是这虚构的程度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王璞看来，项美丽与一般的作家不一样，“她写小说，正如她写别的文章，只是她表达自己的另一方式，比散文更为直接直露、因而也更方便的一种方式。”[7]所以，凡是她在散文中要为所爱者、所亲者、所友者，甚至所怨者讳之处，在小说中都随心所欲，直抒胸臆。反而更能直击事实真相。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项美丽小说中如果有虚构的成分，那也是较少的，而且是为更好的陈述事实服务的虚构。所以，肯恩在项美丽的传记里，干脆就把她的小说与自传混为一谈，引为直接论证。比如项美丽在她出版于一九四〇年的小说《太阳的脚步》中描写女主角和男主角在一次讲演会上初次邂逅的时间、地点和氛围都与她和邵洵美的初次相遇大致吻合，她甚至没给男主角虚构一个假名，云龙，正是邵洵美的原名。小说中的云龙只是被改了个姓：叫孙云龙。在项美丽所有的书中，邵洵美都以真名或几乎以真名出现。《太阳的脚步》中，他是孙云龙；在《潘先生》和《时与地》中，他是“潘海文”——邵洵美在英文杂志发表文章的笔名Heaven Pen的中文音译。而在《我的中国》中，他干脆以邵洵美的真名出现。 其次，作者王璞在作品的一些材料衔接不够的地方，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与感情。王璞说，她只是在一些材料粘接力度不够强劲之处，略事修补，作用相当于泥水匠。不是烧制砖瓦，只是把那些现成的建筑材料以泥灰之类的材料的粘合而已。但是由于项美丽绝大多数作品尚未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因此书中引述的许多材料都是作者自己翻译出来，并且均为首次在国内披露。所以，这部作品是“引文压倒原创，注释盖过正文”[8]。而书中大量的根据项美丽著作原文翻译而来的引文内容，其中也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情绪在里面。所有纪实的部分，都是作者根据传主本人的作品，或一些确实可信的传记翻译而来，但谁又能保证这其中没有虚构的成分呢？所有虚构的部分，都是作者在综合各类资料的基础上，合情合理的想象而成，但谁又能确定项美丽的那段历史不是那样发生的呢？但是，从总体上看，这部作品还是基于大量的事实而成的，虚构的成分只是一些辅助材料，让大量的纪实性内容艺术性更强一点，也给读者留下了一点话语空间。所以，从内容上看，我们有理由把这部作品的文体认定为小说式传记。 另外，从结构上看，这部作品的结构也不同于一般人物传记的结构，而且还表现出一些当代小说结构的特点。一般人物传记是采用串珠式（或曰糖葫芦式）的结构，即以人为经，以事为纬，把人物一生事迹按时间顺序一一加以叙列。这是《史记》开创的人物传（单传）当中最基本、最普遍，也是用得最多的一种结构方式。例如《田单例传》写田单一系列奇计，《陈丞相世家》写陈平佐汉的种种谋略，等等，都是使用这种方式。而这部作品更多的使用的是双线复调式的结构。这种结构方式的特点是，人物的经历、事迹已经不再严格依照原本自然的时空顺序叙列，而是抖乱重编，依作品主题重新组织过。但是又不完全是这样的结构，以为一般的双线复调式结构，其中的两条线大致是平行的，分属两个不同的主题，但是这部作品的结构还更多的表现出结构层次的叠合化而不是平行化。如不同时空的内容的叠合，具象展现与意识活动的叠合，写实性描绘与象征性抒写的叠合。《项美丽在上海》这部作品从总体来讲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基本上是以“项美丽”这个名字的出现为分界点，将作品分为两个部分，但这两个部分也不是完全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来写，而是分成好几个片段，这些片段，或是和项美丽有关的人、事，或是项美丽在上海生活过的地方，或是项美丽在上海比较重要的一段时期。如书的后半部分讲述项美丽和邵洵美的爱情的时候又穿插介绍了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以及他们的爱情传奇。这就对项美丽和邵洵美两人的这段异国恋情进行了补充，使读者更清楚真实的了解项美丽的个性。而且在全书十九个章节中，几乎每个章节都与下个章节在时间、人物、事件相互交错，这样的结构就比传统的人物传记的结构要分散的多，是一种综合了人物传记结构与小说结构而成的混合体。而且，由于这部作品里面有大量的引文，和作者的叙述相互交叉，形成了叙述视角的多元化，也让人感受到小说的气息。无论是作者的叙述还是引文中的叙述都将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个称叙述很好的融合起来，我想这应该归功于作者良好的英文功底，翻译项美丽的小说时，紧紧抓住叙事这一本质特性，恰当地把握项美丽的叙事技巧，准确地再现原作中的叙事类型，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文艺美学功能的等值。 因此，我觉得《项美丽在上海》是一部分小说式传记，作者本着传记纪实的原则，结合了一些小说的艺术，加之作者的合理想象的衔接，使整部作品一气呵成。尽管王璞自谦，这部作品是介于“传记、小说、纪实文学、翻译作品之间的某种怪胎”[9]，的确这部作品的文体界限乍看起来很模糊，但是细察下来也很清晰了解，于是我们在细细品味之后也感觉到了作者在传记艺术上的创新。 注释： [1]王璞:《项美丽在上海》,第18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3][4][5]注，王璞：《项美丽在上海》，第18页，23页，196页，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7][8]王璞:《项美丽在上海》，第74 页，69 页，2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9]王璞：《项美丽在上海》，第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张静娴，苏州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4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