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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文学”的理解，至少有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十七年”所理解的“当代文学”，二是上世纪80年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再就是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即使是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人们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对它的辨识和分析是不是必要呢？这就是我关心的一个问题。 将“批评性”的思维带入文学研究中。前两个方面的当代文学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这里主要讨论的是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由于当代文学负载着批评当下不断涌现的大量文学新作的任务，所以这个领域云集着许多批评家，这种“批评性” 的思维也被带入到当代文学研究中。我们看看那些不习惯引用别人观点，不加注释，上来就对研究对象指手画脚的论文，就明白当代文学的现状了。这种现状还有一个特点，即不是“有距离”地看待作家作品，而是将研究者本人的状态等同于研究对象的状态，认为这样做才比较到位，才是“当代”文学研究。所以，即使在很多研究“十七年”、80年代文学的文章里，这些已比较遥远的文学都带有鲜明的“当下”的面貌，它们的“历史”完全被“今天”所掩盖和替代。 “审美底线”能否逾越？要正视当代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大家对“十七年”文学评价意见不同，即使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看法也有差异。比如有的研究者偏于喜欢“先锋文学”，而不喜欢“伤痕文学”等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文学研究应该是审美性的，不符合这一尺寸、标准和范畴的研究，其价值就大大受损。这种看法也许不错，但比较偏狭。我们知道，当代文学的创作，很多历史阶段都不是在“审美”的状态下进行的，当代文学的复杂性一部分就来自于这种“不得已”。所以，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除研究当代文学的“审美性”之外，还应该去研究它因为社会思潮变动而复杂不确定的周边语境，否则就不能说是完整和真实的当代文学，至少是缺少历史观的当代文学研究。总之，研究眼光的不同，使得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非常不同。 文学研究应注意到“全部风景”。关于当代文学的几个时期，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没有‘十七年’，何来新时期？”“只有80年代文学的探索，才有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等等。先说“十七年”，尽管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丰富的成果，但感觉它有一种很浓重的“被建构”的知识气味。新时期的“自觉”，是靠“十七年”的“不自觉”才获得的。这种道理听起来别扭和勉强，因为各个文学期之间不是这么简单而且不留残渣余孽就实行了彼此更换和替代的。今天，人们的很多对“十七年”、90年代包括当代文学的看法，都是从80年代的知识立场中孕育出来的。应把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倡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创作和“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相结合，这是最近3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我在题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中，谈到不能只注意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部分的风景”，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全部的风景”。不应把二者割裂，而是有意识地建立二者之间的历史联系，一些更隐蔽的、也许一直阻碍着我们认识历史的东西，也许才能够浮现出来。以上是我对90年代兴起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感觉。 当代文学研究应与时代同步。我认为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都在本学科的“想象共同体”内工作，现有的知识积累，已有的结论，在一定年代的历史共识等等，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但我们又无法不在这种知识框架中想问题和处理问题；二是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有所偏离”和“陌生化”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北大中文系的洪子诚老师是“30后”的人，1961年大学毕业。为什么到了90年代，他还能写出像《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这样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呢？我觉得这就是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学观与其他人“有所偏离”和“陌生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有了这种“陌生化”，他看他非常熟悉的“十七年”文学，就会产生不同于同时代人的眼光，采用不同的历史分析方法。另一个例子是蔡翔。蔡翔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位有名的文学批评家，90年代后调入大学。他近年来所做的“十七年研究”，无论在角度和方法上都和别人不一样。例如，他在“十七年”文学中发现了“劳动”、“产业工人”这样一些概念，进而从这些概念中重新进入“十七年”。这样就摆脱了一段时间内非常兴盛的将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认识“十七年”的方法。洪子诚和蔡翔的历史经验、人生道路与他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整理”做得比较好，他们对问题的反思，首先是从对自己的反思开始的，并由此建立了一个相对自足的知识和思想的立足点。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9年12月14日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9年12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