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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当代文学界，章仲锷算得上家喻户晓，这名头的来由大多是因为他是一位卓越的编辑家。在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经章仲锷亲手编发的作品数不胜数，他也因此很早被誉为京城的“四大名编”之一。 章钟锷不单是一个编辑家，还是一个写手。 2009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章仲锷的《磨稿斋拾遗》(上下)，共100多万字。厚厚的两卷书以作品类别分为“编余杂谈”“文评集纳”“同渡之行”“忧天佑地”等部分，共收集了章钟锷各个时期的作品几百篇。 先说磨稿斋的来历。章仲锷当年与老作家秦兆阳在《当代》共事时曾获赠一首诗：“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秦老的这首诗深得章仲锷喜爱，遂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磨稿斋。毫不夸张地说，章仲锷的人生是在磨稿中度过的。 “编余杂谈”汇集了他与作家们的交往和故事。在《作嫁与作家》中，他回忆了与邓友梅、从维熙、王蒙、刘绍棠的友情。他们当年为何被称为“四小天鹅”，作者怎样在他们被摘去“右派”帽子后一一编发他们的稿件。文章不仅评价作品，亦写到作家们的不同性格，包括他怎样给从维熙改错别字，怎样去邓友梅冷寂的斗室约稿，又怎样坐在刘绍棠乡下的大炕上讨论小说构思。生动有趣的文字使人们了解了当年的文坛风貌和编辑怎样与作家合作。 在《面对退稿》中，章仲锷指出，没有一个作者没经历过退稿的考验和困扰。对待退稿首先是不憷，有几篇退稿乃平常事，没必要影响情绪；从退稿中领悟自身的不足，才能有所进步。又说，有的作家硬是从几百篇退稿中摔打出来的。虚心地对待编辑的意见，该修改的修改，“枪毙”的重来，要成功，这确是一条坎坷的必由之路。相信这些话对于有志于文学的年轻人不仅是告诫，更是鼓励。 在《不悔》中，章仲锷谈到文学的边缘化，在一项受欢迎的十大报刊评比中，榜上有名的竟无一本文学杂志，章仲锷感慨道，不趋时，不媚俗，不屈从，不合流，把文学视同生命，傲然挺直脊梁，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表现了他的情操和志向。 “同渡之什”是全书最温馨的一组文字。《当我自由酣畅地呼吸着》一文中，作者回忆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儿子怎样骑着作者的自行车从广场围捕的罗网中冲出来，却发现自行车的绿色塑料牌不见了。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丢失的塑料车牌可能惹来大祸。作者初始忧心忡忡，担心儿子遭遇不测并累及全家。所幸有惊无险，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的愤懑和忧虑。 “同渡之什”是章仲锷献给妻子高桦的金婚礼物。他和高桦在“文革”前后曾两地分居11年，是妻子凝聚和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四口之家。作者身体一直不好，曾数次重病，切了大半个胃，患上肝硬化，又有冠心病，是妻子求医问药、护理照料，才得以年过古稀。面对妻子斑斑白发和劳损变形的腰腿，章仲锷真情自责：“老伴啊，我欠你太多太多！” 章钟锷先后供职于《十月》《当代》《文学四季》和《中国作家》。他说，如果把人生比作旅途，它们就是一个个驿站；若比作征程，它们就是一个个关隘。这是个漫长、紧张而又艰辛的工作历程，我把最成熟的年华献给这项事业。回顾这段历程，我与新时期文学前行的足迹同步，功过得失，任人评说；个中甘苦，惟有自知。 他是一位睿智长者，眼光犀利，但性情温和，虽有独特见解，却从不强加于人。许多作家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过恩惠，但他始终保持平和心态，从不要求任何回报。章仲锷说：“在文学圈里待了这许多年，阅人可谓多矣。我接触的作家，最初大都藉藉无名，因而更显本真面目。我写的多是这时对他们的印象。在我眼中，谁都不容易，所以，我的笔是温馨和善意的。希望能够写出一些作家的侧影，为文坛留下某些轶闻和史料。” 原载：中国文化报 2010年05月21日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0年05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